上海的道路，多以全国各个省市区县的地名命名。但在上海市区的西北方向，却有这么一条小小的路，它位于宝山区与静安区交界处，在走马塘和铁路南何支线的北面。它的名字，是用少年命名的——少年村路。

    少年村路上，是否存在过少年村？少年村里，是否真的有过少年？

    一切，都要回到1946年7月的上海，回到当时的古刹宝华寺脚下，回到一群流浪孩子身边。那一天，这群孤苦无依的孩子的瞳孔里，映照着走来的一群人，人群中有一位，是后来为人们所熟悉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赵朴初。这一天，赵朴初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上海少年村村长。

    少年村的慈善根脉

    南宋咸淳年间，走马塘之侧，这里曾有一座宝华寺，又称惠济宝华寺，明、清两度重建。寺内除了佛殿、藏经阁等宗教场所常见建筑外，还兼顾许多慈善实事。1921年由惠生慈善社施资，添设病院、校舍、残废院、放生池等设施。这是它与一般寺庙的不同之处。

    1932年，日寇强攻吴淞口，十九路军即驻扎在宝华寺。守卫宝山城的上海市民组成的义勇军也驻扎在大场宝华寺训练。当时，“不远便是前线，枪炮声日夜不断。义勇军为防日机空袭，抓紧日出之前和日落之后训练，白天讲课。2月初的上海，春寒料峭，队员们摸爬滚打，往往手足冻裂，耳鼻红肿，宿则仅有稻草为褥，轻絮薄被，一日两餐，青菜米粥，但没有人叫苦。有一位南洋归国的华侨青年，每天天未亮即起，面对大树以双掌内侧交替猛击，苦练铁掌，皮肉红肿而不觉痛”。

    数年战乱频繁，令上海街头增添了许多流离失所的儿童，1946年7月，由佛教团体净业教养院和惠生慈善社联合创办，租赁惠生慈善社在宝华寺的土地80亩，房屋5幢计大小25间，成立少年村（Shanghai Boys Town)，并在上海赫德路（现常德路）设办公处，由赵朴初主持董事会兼村长。

    少年村位于上海市郊大场镇东首，环境清幽，占有很大的一块土地，也方便组织学生进行劳动生产和锻炼学生们的生存能力。这与赵朴初让孩子们自食其力、断绝沾染都市恶习的想法不谋而合。赵朴初从当年4月少年村筹建之初，就指导师生们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当时，有两位老师带领沈妙根、焦发康、曹春民等几位同学最先去了大场宝华寺，整理房屋和场地。同年7月15日，大批师生到了大场后，少年村正式挂牌成立。

    1946年，正当不惑之年的赵朴初，胸怀坚定的信念，步入了一无所有的少年村。他以超人的工作能力和深邃的思想理念，带领少年村走向光明，使他成为史上最著名的村长之一。从难民收容所到净业教养院，再到上海少年村，赵朴初所从事的工作性质其实相同，皆为慈善事业，皆与佛有缘，或言之，少年村亦是难民收容所和教养院的延续，此三者一脉相传。

    最初，少年村只有2名老师和6名学生，不久，就有60名学生，主要是孤儿和家庭经济贫困的儿童，后来也收流浪儿童，实行半工半读，学制和课程参照普通小学，上午上课，下午参加劳动，有种植、饲养、缝纫、学工（白铁工、加工笔尖等），并有丰富的课外活动，成立铜管乐队，教唱进步歌曲。

    在1946年沪上有媒体在《流浪儿童的家，记上海少年村的建立》一文中提到“本博爱之精神服务街头流浪儿童，予以优良之环境，施以适宜之教育，藉以启发彼等之向上精神，养成良好之公民”，这是上海少年村计划大纲中首先明白表示的宗旨。

    在少年村，这些平均十来岁的流离失所的孩子获得了生活上的保障，还能够获得文化知识，学习生产技能，但少年村外的世界不太平。

    全面内战爆发在即。为了制止内战的扩大，1946年7月23日，宋庆龄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然而，1946年秋冬之际，国民党政府开始在宝山地区大抽壮丁，人心惶惶。

    少年在社会关怀中成长

    1947年，大场区从江苏划归上海市。

    少年村的规模不小，全村事务繁杂，而各项开支自然数额客观。为了筹集充足的经费，赵朴初从创办少年村之初就做了充分的准备。由于他在佛教界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望和影响，亦与当时众多的社会贤达交往颇深，故而还得到了宋庆龄、陆梅僧等人给予的大量财力和物力的援助。

    宋庆龄先后创办的中国福利会、国际战灾儿童义养会中国分会、上海临时救济委员会等救济团体，成为少年村背后温暖而可靠的大山。

    1947年9月起，中福会通过战灾儿童义养会拨给少年村义养60名儿童的经费，每月420美元，对少年村给予了大力援济。因为宋庆龄的缘故，少年村也不再仅仅是一个被动接受救济的场所，它主动参与到推动光明事业的队伍中来。

    1981年，在《人民日报》刊登的《“争取他们应得的一份”——记宋庆龄同志组织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给解放区募捐物资的情况片段》的报道中，提到这样一则往事：

    解放战争期间，上海的地下党在经济上也得到了宋庆龄同志很多帮助。中国福利基金会运往解放区的衣物数量很大，次数较多。为避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宋庆龄同志叮嘱在基金会工作的同志，将衣物的一部分交给佛教界著名人士赵朴初居士主办的少年村，然后再分批交地下党组织运往解放区。

    而陆梅僧等慈善家的慷慨解囊，也有力地支持了赵朴初创建少年村的事业，为少年村的成立和发展扫除了许多障碍。这些不能不说是源于赵朴初村长的个人魅力，因为他卓越的社会活动能力，少年村才有了广阔的社会平台与诸多获得募捐的机会。上海解放后，村董事会也曾于1949年底捐赠100万元人民币，这再次有力地保障了孩子们的经济来源。

    少年村是一所无产阶级的子弟学校，主要责任人为之制定了养教并重的方针，对旧习俗进行了彻底的改造，成立了村务委员会，清点物资，建立各种会议制度，实行村务公开，采取民主集中制，在村民充分的对话和沟通之后，求新求变，不断改进。

    少年村建立了六大教育体系，分别是生产教育、组织教育、阶级教育、纪律教育、文艺教育和知识教育。而且，少年村还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新型政治组织系统，即把学生会与教师工友组织的辅导部并列起来，加强学生会的职权和业务，在辅导部门又把教育处与养育处分开并列，严格地实行集体领导与个别负责的制度。

    此外，少年村的会议制度也颇为完善，每月5日和20日定期举办村务会议，讨论和决定全部村务；每月15和30日召开辅导会议，报告和设计导师个案、进修及商议辅导学生会等事宜；每月8日和23日举行教育会议，检查教学、掌握原则、探讨理论、布置活动；每月10日和25日举行养育会议；每周三下午2时到4时，开展学生生活检讨会；每周一下午6时半到9时半举行全村检讨会；每周二、四夜间，应每组实际需要，安排生活小组会；每天上午8时到9时，召开教师工友会……而这些制度的谋划与实施，都离不开赵朴初的辛苦付出和精细安排。

    赵朴初身为少年村的村长，又是村董事会的实际负责人，从创建少年村之初，他就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对之满怀深情。他隔三差五地回村巡视，了解村情。少年村的孩子们都亲密地称呼他为“父亲”，而少年村的先生们则将他视为兄长，唤作他“老大哥”。这已足以显示赵朴初的亲和魅力和仁者风范。

    少年村不是一个自然村，也不是一个行政村，或者说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村，而是一所教育机构，其教育灵魂拥有革命性，从某种角度而言，或可称之为“革命村”。

    1948年，为迎接上海解放，集结进步力量，中国少年剧团团结了各地来访的儿童剧艺术家，成立了“上海儿童戏剧联谊会”，其中一些反映流浪儿童苦难生活的儿童剧就是在上海少年村进行的公演。

    少年村的教员中有中共党员，师生们经常以歌舞和讲演形式向社会进行宣传，很受群众欢迎。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少年村还成立了学生会，他们帮助地下党员老师半夜油印毛主席的重要文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学生们思想进步，上海解放后，有许多学生参军入伍。

    资料显示，上海解放后，少年村由师生员工代表组成村务委员会，进行管理。从1950年到1953年共招收1528人，其中在学习中参军的137人，到机关工作的7人，去工厂工作的196人，去工程队工作的133人，升学的23人，动员回家的255人，领养的43人，转院的231人，流生18人，死亡2人。1954年初有学生420人，同年7月市孤儿院停办并入该村，学生多达669人。年龄最大的18岁，流浪儿童占66%，孤儿占34%。

    1951年4月，少年村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分会接管，1954年并入上海儿童福利院。该村于1954年停办。少年村的旧址一度成为大场乡政府所在地，今为上海市宝山区文物保护单位。

    20世纪50年代，少年村东侧和南侧筑路，取名少年村路。曾经在村舍、田园、小河环绕中的少年村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迅速向城市化演进，成为继彭浦新村之后上海北部又一个大型居民住宅区。如今，少年村周边，龙馨嘉园、翔前小区、白玉兰馨园等高层建筑鳞次栉比，商铺罗列，车辆往来，公交便捷，南侧南何铁路支线上，仍然有火车进出。当年地处郊区的少年村，早已是一派繁华景象。

    现少年村尚存鹤庐、放生池上八角亭两栋建筑。鹤庐为二层砖木结构建筑，斜坡式屋顶，二楼走廊中央突出一平台，整体呈正方形结构，边长19.14米。正门上挂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科嘉定进士秦曾潞题字的“鹤庐”楷书匾额，匾额右侧题字。鹤庐后是一片长约40米、宽约15米的水池，四周是刻有花纹的汉白玉栏杆。池中央有八角亭，边长4.55米，二层，扶梯盘旋上下。

    昔日少年村里沿着这条盘旋扶梯蹦跳着奔下楼的少年们，想来应该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

    （据上观新闻、《赵朴初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