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提到了“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历史佳话。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内蒙古的牧民群众奉献爱与担当，抚养“国家的孩子”，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族同胞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三千孤儿是从何而来？他们为什么要去内蒙？这背后是一段什么样的故事？

    “上海孤儿”

    1960年，上海孤儿院收留了比正常年份多几倍的弃婴。在这些孤儿中，有上海本地的，但大多数来自苏南和浙江，还有少部分来自安徽。这些孤儿，有的身上留下了名字和某些记号，也有很多没有留下任何标记。今天，我们或许很难理解，父母怎么忍心舍弃自己的亲生骨肉，而在那个年代，父母可能恰恰是为了给孩子一条活路，才含泪把孩子遗弃的，有的家庭把孩子送走后不久，就全家饿死了。

    据上海市民王海庚回忆：“被送走的孩子，有可能会被条件更好的家庭收养。当年真是迫不得已，为了孩子活命啊，还有什么比骨肉亲情更难割舍，我妈妈把妹妹放在医院后，回来一直哭，最后眼睛瞎了。”如今，他仍然在四处寻找失散的妹妹。

    许多江浙农村的父母几经辗转来到上海，目的就是把孩子遗弃在这里，因为他们相信，大城市总会好一点的。据上海民政志记载，上海社会福利机构1958年共收容婴幼儿1770人入院，1959年收婴3525人。1960年1至3月，共有弃婴5277人入院。但此时的上海已经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天堂了，1960年5至6月，中央曾连续发出关于京津沪等城市粮食供应告急的文件。因为营养不良，这些孤儿大多数都患了病，每天都有孤儿患病死亡。后来此事被当时主管妇女儿童工作的康克清知道了，就直接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恩来立刻想起了乌兰夫，他说：“克清同志，请你直接找乌兰夫同志商量商量，他可是解决困难的能手啊！”当时乌兰夫正在北京开会，康克清在北京饭店找到乌兰夫。那时，内蒙古牧业也正遭遇严重困难，不少乳品厂都停产了。但乌兰夫当即决定向上海紧急调拨一批奶粉、炼乳、乳酪。

    但这些紧急援助只能解决一时之急，当乌兰夫就此事征求内蒙古其他领导同志意见时，吉雅泰说：“我建议把这些孤儿都接到内蒙古来，分配给牧民去抚养。”乌兰夫听后大手一拍桌子，说：“此法甚妙！由于历史上牧区疾病泛滥，造成了牧民缺儿少女，非常喜欢小孩，如果把这些孤儿送给他们抚养，既可以减去上海等地区的负担，又可以解决牧民缺儿少女问题，对将来牧区发展建设也大有好处嘛！”

    在得到周恩来的应允后，乌兰夫立即派人到上海去具体商谈孤儿移入内蒙古的联系接洽和准备工作。包括对即将移入的孤儿进行健康检查，请育婴院代购代制孩子的衣服被褥等。自治区计委专门给上海市划拨了上万尺布票指标，用于购置孩子衣物。对于这次孤儿移入，乌兰夫下达了“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的指示，要确保一个不少地安全到达目的地。

    艰难的“长征”

    内蒙古与上海，可谓关山远隔，而且沿途气候多变，对于这些大部分营养不良、患有各种疾病的孩子来说，不是一次简单的南北大搬迁。1960年4月18日，最先到达上海的是包头的接运人员，负责首批100名孤儿的出塞任务。在这100名孩子中，1岁以下的有20人，最小的只有几个月，大部分孩子身体素质较差，这一路运送之艰辛很难想象。出发时，为应付北方的气候，上海方面为每位儿童准备一套棉衣，铁路部门专门腾出一节车厢，挂在列车的最后面避免与旅客混杂。据参与此次接送任务的护士王信生回忆，从上海出发时，车厢内非常热，医务人员给每位儿童脱下厚衣服，但车到长江时，当时还没有南京长江大桥，只能下火车换乘轮渡过江，因为江风很大，怕小儿着凉，医务人员又赶紧给孩子换上厚衣裳。即便如此，仍有许多孩子开始发烧、咳嗽。而这才是刚刚开始，京包、京沪六七千里，运行三四个昼夜，护送这些孩子的医务人员的辛苦可想而知。

    参与过此次任务的刘丽恩大夫的日记记载了这次艰辛的旅程：

    “19日中午，发现一名水痘患儿，2名可疑者。即刻撤到病号组，内用S、D，规定10点、2点、6点为喂水时间，一天平安度过。”

    “19日夜12点，小儿朱593号（朱是管理者的姓，593是被收养儿的序列号），突发支气管炎，体温上升到40摄氏度，出汗多、腹泻、口渴，加用新霉素口服。由景兰专护。”

    “20日晨3时即做下车准备，5时到北京。这时朱593号面色发青，呼吸急促，肺内呼噜增加，给金霉素、链霉素、静脉补液。中午2时，小儿渐好转，面色红润，体温下降。6时开始吃食物，转危为安。”

    “20日下午3时，上车返包头。途中气温由28摄氏度下降到12摄氏度，给孩子盖上棉被还冷，咳嗽、发烧小儿3-4 名，21日晨发烧小儿又增加2名，角膜炎未能完全消灭。”

    接送人员平均每人要照顾四五个孩子，好多人夜以继日地工作，眼睛熬红了，嘴上打起了水泡，却没有一丝怨言。在他们的精心照料下，这些孤儿们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据档案记载：1960年6月，呼和浩特市组成17人赴上海接运组，接运100名；7月，伊克昭盟，19人接运小组出发，接运100名；8月，哲里木盟，17人接运小组赴上海，接运60名……如同战争年代的“支前”，乌兰夫主席把整个内蒙古各个盟、市都动员起来了。在上海与内蒙古之间的列车上，洒满了医务人员的爱心和汗水，一个个幼小的生命从遥远的江南来到了广阔无际的大草原。

    孩子顺利到达内蒙古，可养育这些孩子的困难，才刚刚开始。

    经过几千公里的颠簸，起初孩子们大都先被收留在城市的医院里，经过严格的体检、治疗后，再送进育儿院，这些收养孤儿的育儿院，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兴蒙，寓意内蒙古人丁兴旺、经济发展。在那里，他们受到了精心的照料。这是一份呼伦贝尔保育院孩子们的食谱：

    4-6个月的婴儿：早2时牛奶；6时牛奶；10时牛奶；午后2时牛奶加菜水或米汤；下午6时牛奶；晚10时牛奶。

    7-12个月的幼儿：早2时牛奶；6时牛奶；7时30分牛奶、馒头；10时30分牛奶；晚6时30分牛奶粥；晚10时牛奶。

    大班儿童：一日三餐，每天一次早点，一次水果。

    可以想象，在那个困难年代，为保证这些孩子的成长，当地人民付出了多大的牺牲。

    等到这些孩子们逐渐适应了内蒙古的气候，习惯了饮食、水土，就开始离开保育院，送他们到草原，找到他们的蒙古额吉（母亲）。

    草原额吉

    “国家的孩子”，这是三千名孤儿在内蒙古的特殊称呼。当牧民们听到消息后，纷纷骑着马，赶着勒勒车，来到保育院，申请领养孤儿。

    牧民们对待这些孤儿，就如同自己的亲生骨肉，留下了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张凤仙是镶黄旗卫生院的一名卫生员，在领养孤儿的过程中，最后还剩六个比较大的孩子，她与丈夫商量后，把这六个孩子背着抱着都领回了家。

    在困难时期，要想养活六个孩子，谈何容易，张凤仙为此累弯了腰，一次旗粮食局给他们发放三十斤大米作救济粮，张凤仙步行去旗政府背粮，一路大雪纷飞，她差点冻死在路上，被雪活埋。她自己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却倾力给孩子们创造学习的条件。

    “文革”时期，造反派在新华书店烧书，几个孩子从火堆里刨出两大捆书，从此，张凤仙就逼着他们在家里读书。

    正好，此时旗府中学的一位教师遭到批斗，强迫他下乡捡粪，这位教师是北京某高校毕业的高才生，张凤仙就把这位教师请到家，对他说：“你每天来给我家孩子教书，我管你吃喝，每天还送你一筐牛粪回去交差。”

    就这样，草原上那座破旧的蒙古包变成了一个“家庭学校”，在那个动乱的岁月里，恐怕也是草原上唯一的一所家庭学校，六个辍学的儿童受到了正规的文化教育。“文革”之后，奇迹出现了，这六个孩子，两个考上了重点大学：老大巴特尔考上了南京气象学院，小妹高娃考上了南开大学；两个男孩参军入伍，晋升为军官；两个留在草原，当了干部。

    在照料他们的几十年中，张凤仙因操劳过度，积劳成疾。但直到去世，几个孩子始终都叫她张阿姨，没有叫她“妈妈”，张凤仙告诉他们：“你是国家的孩子，你的妈妈在上海，你叫我‘阿姨’”。据她的邻居回忆：“那年，她的大儿子受了伤，在医院里抢救。她在手术室外面边哭边说：‘要是孩子的父母知道孩子在我这里受伤了，不知道该有多心疼呢。我对不起他的父母，也对不起国家。’”蒙古牧民并没有死后立碑的习俗，但在张凤仙去世后，几个孩子给她立了一座碑，墓碑上写着：“母亲，张凤仙之墓。”在坟前，他们终于叫了她一声妈妈。“我们也是蒙古族人，知道蒙古族没有立碑的习俗，但是我们6个就想让世人知道，这里安息着一位多么伟大的母亲。”孩子们说。

    类似的故事同样发生在每一个养育孤儿的家庭里。在温都尔庙保育院，本不打算领养孩子的敖根额吉看到了一个不满3岁的男孩，他拖着残腿、无药可医的样子一下就打动了她。把他领回家后，阿爸给他起名朝克图（蒙古语：朝气蓬勃）。一辈子也没站起来过的朝克图跟所有的同龄孩子一样长大，上学、就业、结婚，养父母还给他操办了西苏旗空前规模的盛大婚礼：“我的朝克图是‘国家的孩子’，婚礼一定要隆重排场，不能对付。”而今，朝克图已经有了三个健康的孩子。

    根据三千孤儿故事改编的电视剧《静静的艾敏河》的导演宁才说：“如果一位母亲收养了一个孤儿只能说明这一个人善良的话，那么一个草原养育了3000名孤儿，那就一定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了。”草原牧民的情怀就像艾敏河一样，这条有着美丽传说的生命之河也同时孕育了草原人民善良博大的胸怀和生命意识。

    出生于困难的年代，是三千孤儿的不幸；成长在草原母亲的爱里，是他们共同的幸运。如今，那批孩子已经年过半百，他们说：“我们永远是草原的孩子。”

    （据《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