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堂  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明代江南地区，太平天国运动后盛行于广府地区及岭南各地。改革开放以来，潮汕地区陆续恢复了数百家善堂，广府地区的慈善机构则大体另起炉灶，很少沿用‘善堂’这个传统名称。百多年来慈善文化在不同区域之间的递嬗演变，深刻折射出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性质。

    1871年广州爱育善堂的诞生，为岭南近代慈善事业的先声。广东原有普济堂、育婴堂、恤嫠局、栖流所的设置，注重救济孤寡废疾、收容流民，受惠者有限，教化色彩浓厚，注重消极性质的收养。与此对照，爱育善堂实行普惠性质的施医赠药，免费教育，注重身体健康与能力发展，具有更多积极慈善的性质。爱育善堂有效动员行会商人持续参与，形成庞大的资产规模，带动了晚清广东全省兴办慈善事业的热潮，在数十年里一直处于岭南慈善界的领导地位。

    善堂之设，创于近代，各府州县皆有之。而广州爱育善堂，其规模之大，积储之厚，捐输之广，施济之宏，尤前此所未有，偶有灾荒，赈济平粜，一呼即应，其惠及遍于全省。

    善堂的创始人群体

    爱育善堂的首倡者，是南海县一位白手起家的商人钟觐平（钟辅廷）。钟觐平出生于南海大沥隆福乡一个五世单传的赤贫家庭，年轻时往广西贩运桂皮，遇上市道转好，外销畅旺，苦心经营，遂成巨富。钟觐平发家之后，定居广州西关，与好友陈次壬等12人发起成立爱育善堂。

    陈次壬在12人“首事”（发起人）名单上列第二位，实际上出力最多。陈次壬，南海县云津堡王缑乡人。1861年，他经人介绍前往汉口，担任外商广南行买办，主理茶叶、盐务等生意，获利巨万。武汉为九省通衢，灾荒年饥民蜂拥而来，陈次壬向同业商人发起募捐，加以赈济，活人无数。陈氏在武汉经商十多年中，出资修葺湖堤、帮助发运客死者灵柩还乡、捐助救火水龙、设置救生船等，屡有善举。

    同治十年（1871）农历三月，爱育善堂成立，暂时租借十三行洋行会馆办公。在此之前，粤中著名盐商潘仕成破产，潘氏豪宅被盐运使没收抵债。潘氏大宅位于十七甫（今十八甫），为西关商业中心，造价昂贵，加之配套的家具用品十分豪华，颇难出手。新来的盐运使钟谦钧，曾在武汉为官多年，与陈次壬为莫逆之交。陈次壬向钟谦钧提议，由善堂集资购入作为总部，盐运使司趁机脱手回收现金。是年冬，善堂用三万八千多两银子购入潘氏大宅，除部分用作办公外，其余改建为商铺出租，收取租金用作善举之用。

    1871年春，向广东善后总局呈请立案的12位善堂首事（发起人），主要由商人，买办组成。近代以来，广府地区工商业持续发展，形成富裕的工商业者，买办阶层。他们出身于平民家庭，靠自己的努力积聚财富，也勉力回报社会。据查，12个首事都没有举人，进士身份，但至少有4人是买办，3人是行会商人。

    在善堂首届“总值理”（董事）里面，有来自龙潭村的著名慈善家白纶生（又名白经，白进贤）。他少年时进入洋行打工，熟悉生意门道之后独立经商，一生热心公益，至今海珠区龙潭村仍保留着光绪皇帝御赐的“乐善好施”牌坊。另一位总值理吴炽昌，原籍广东四会，早年赴上海经商，精通英语，回广州之前担任上海普育善堂董事。

    爱育善堂的倡建人群体中没有“正途出身”的科举人士，在中国慈善史上有着标志性意义。在此之前，长江流域的诸多善堂，总是会请正规的绅士（举人、进士、退职官员等）领衔，以显示其正统性。同时期的上海同仁辅元堂，虽由沙船帮商人捐助，仍然需要请绅士挂名。爱育善堂的纯商人背景，代表了一种新型慈善组织的兴起。

    慈善历程

    从同治十年正月开始，钟觐平，陈次壬发起筹建善堂，得到买办与各行会商人的热烈呼应。1874年，广州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医生在一篇英文文章中写道：“（爱育善堂）头一年收到捐赠高达49063.91元。”爱育善堂募集善款的规模，显示城市工商业者实力雄厚，一旦出现有能力的慈善领袖，形成完善的管理制度，他们对慈善事业便不吝投入。

    除盐运使钟谦钧在第一年捐赠四千两之外，爱育善堂的经费主要来自参与的各行会每年的认捐，以及房地产租息收入。“该堂最盛时期，拥有铺屋180多间，并在南海，番禺，中山等地有田产2500多亩。”善堂吸收了传统祠堂，庙宇的经验，用可靠的租息收入来维持收入来源稳定，避免大起大落。

    爱育善堂的常年经费，除收租外，主要来自轮值行会每年约六千两的捐献。从创建初期开始，爱育善堂就建立了“行头值理”制度，从21个工商业行会中，每年选出7至13人担任善堂值理，管理日常事务。到1933年，善堂的行会组成增加到30行。轮值制度加强了行会商人的参与感和荣誉感，保证每年的善款投入稳定。

    爱育善堂的常规善举主要是施医赠药、兴办义学、施棺施葬，突发性的工作则包括救灾与兴修水利。善堂开办的第二年，即在全城开设义学19间，学生人数达到564名。义学主要是启蒙识字，除宣讲圣谕外，注重实用教学，以便将来谋生之用。施医赠药以贫困民众为对象，1872年即已施药37758帖。1879年起，爱育善堂负责捡拾水面浮尸，并购买义地为之殓葬。

    爱育善堂在广东乃至全国突发性的赈灾工作中，有着突出的表现，大大地提升了善堂在社会上的声誉。

    1877年，在赈济清远水灾后，善堂为之出资兴建石角围，保护田园不再受浸。1878年，省城西关一带遭遇数百年未遇风灾，龙卷风扫过密集居民区，倒塌房屋两千多间，压死男女一千多人，受伤者无数。爱育善堂立即组织大批伤科医生前往救治，在现场盖搭棚厂，安置伤员。

    1885年夏，北江，西江，东江同时暴涨，水灾极为严重。善堂绅董立即捐款一万余金，立即派出多个队伍四处放赈。因灾情严重，除在本地募集善款外，还请香港、上海、宁波等地粤商广为劝募，爱育善堂担负起了民间救灾的总收发，总指挥职责，一个月内接受各地汇来善款达十多万之巨。因灾情紧急，善董禀请地方官，借用轮船前往灾区散发救灾物资，各善董无不奋力争先，心力劳瘁而不顾。

    爱育善堂在存续的八十几年里，一直坚持稳健政策，不愿为了发展而承担过多财务压力，有人或许会认为这种做法过于保守。慈善史专家夫马进在《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一书中，曾论及晚清上海大量善堂因急于扩大视野规模而陷入财政危机。事实证明，爱育善堂按投资收益制定开支计划的经营策略是正确的。省城另一著名善堂广济医院，曾以多方参与社会事务而声誉鹊起，至20世纪20年代，因经费不敷，被迫停止赠药，对广府慈善事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善堂与公共事务

    1907年，因受水灾影响，粤省米价飞涨，时有抢米事件发生，人心浮动。两广总督岑春煊为平抑米价，筹集资金二十多万元，由九大善堂，七十二行商人，香港东华医院组织实施，从外地购买米粮运粤平粜，在爱育善堂东厅设立平粜总公所，推选银行业同仁管理财政，米埠行米糠行办理运输。购粮款由各大善堂及总商会先行垫付，爱育善堂出资最多，达到两万元。经各善堂，商会紧急调运，粤中米价终于回落，贫民均称颂其功德。

    爱育善堂在起初二十多年里，谨守本分，单纯办理慈善，不过多参与其他公共事务，避免动摇根本。然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多次以广州为主要进取目标；孙中山的许多重要助手曾先后在广州进行革命活动；香港的革命报刊曾在广州广泛发行。爱育善堂善董也逐渐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

    武昌起义爆发后，广东商界，慈善界积极商议应对之策，经过激烈辩论，同意响应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统治。农历九月八日，省城九大善堂、七十二行、总商会在爱育善堂召开会议，通过决议，宣布接纳共和政体；九月十八日，在爱育善堂代表黄云轩主持下，各善团、行商在总商会集议宣布广东独立。慈善界与各界人士的积极活动，促成广州迅速光复，也有力地支援了各省革命力量，对推翻帝制，创立民国有一定贡献。

    民国初年，政局多所变更，对爱育善堂有不少影响。1923年，军政府因军饷匮乏，向爱育善堂勒借数万元，久拖不还。为筹措北伐军饷，大元帅府成立官产清理处，将原有官产进行变卖，殃及池鱼，将爱育堂后面“暹罗贡馆”没收拍卖，拆除净尽，善堂租金收入因而减少。

    爱育善堂以其慈善界领袖地位，被社会寄予重望，不时要承担各种额外义务，负担越来越重。政府枪决罪犯，均要求善堂施棺殓葬；各医院，安老院有人病故，没有亲属的，均由善堂殓葬，每年这项开支超过万元。1925年发生省港大罢工，从香港回到广州的罢工工人没有寒衣，由善堂捐资制作棉衣。

    1938年广州沦陷，善堂各善董逃往港澳避难，经费无着，业务停顿。抗战胜利后，政府派出米糠业同业公会主席黄咏雩等富商担任整理委员，各项善举次第恢复。1954年，爱育善堂并入广州市公益善团联合会，改为联合会第二诊所，在它诞生的第83个年头画上了句号。

    作为岭南近代慈善先锋，爱育善堂开创了大规模的施医赠药、施棺殓葬、义务教育、赈灾救灾等慈善救济服务，为后起慈善机构办理业务提供了范例与经验。随后，两粤广仁善堂、广济医院、方便医院接踵而起，形成清末蜚声海内的广州“九大善堂”，以慈善集群的形式服务大众，成为岭南慈善史一段佳话。

    （据《善城》杂志）

    ■ 陈晓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