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晓平

    潮汕抽纱是近代慈善事业中投入最少、收效最大的辉煌成功案例，它从英美女教士引进的一项手工艺，数十年间成长为近代潮汕地区的支柱产业，受益人口在百万以上。130余年前英美女教士这一慈善创业的成绩至今仍未被超越。对这一案例的深入研究，或将带来多方面的启示。

    抽纱不是传统技艺   

    “抽纱”是一项纺织品加工技艺的总称，从技法分，有抽纱、花边、贴布、刺绣、编织等多种。抽纱是来自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西式工艺，主要做法是按照设计图稿，抽掉部分经纬线，加工形成透空的装饰花纹。从产品形态来分，有手巾、台布、被面、枕套、女装内衣等等种类，民国时期潮汕出口的抽纱产品当中，手巾常占一半左右。

    很长时间内，人们将抽纱当作中国某地的“传统工艺产品”，真是天大的误会。抽纱绝非传统技艺，而是西方女教士带来的“舶来品”，至于后来将潮绣手法融入抽纱产品，只是一种增值手段。中国抽纱业以广东潮汕、山东烟台最发达，在潮汕地区开始大规模传授的时间为1886年，传入烟台则稍晚几年。

    1885年或更早，在汕头，美北浸信会的耶琳夫人（Lida Scott Ashmore）将此技艺传授给同事娜姑娘（Sophia A. Norwood，又译“纳胡德”）；1886年夏，娜姑娘与英国长老会的莱爱力医生（Dr. Alexander Lyall）结婚，变身莱爱力夫人（Mrs. Lyall），随之“转会”到长老会。他们回国探亲后重返汕头时，莱爱力夫人即开始向女信徒传授技艺。

    广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蔡香玉注意到，娜姑娘来自加拿大新科斯舍，这个地方的人们并不擅长抽纱技艺。汕头教会人士最早掌握抽纱技术的应该是耶琳夫人，她来自美国加州的圣安娜市，邻近墨西哥，得以接触到这门手艺。后来，许多浸信会人士指责耶琳夫人通过经营抽纱谋利，耶琳夫人不得不深自韬晦，不敢承认她是首传之人；与此相反，英国长老会禁止教会负责人从事经营，却鼓励信徒以个人身份做抽纱生意，也即在英会内部，抽纱不是禁忌话题，因此娜姑娘被广泛认定为首传的功臣。

    从两人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耶琳夫人在汕头隔海的礐石，交通不便，娜姑娘1886年加盟长老会后，在市区外马路淑德女学工作，就在其丈夫莱爱力医生负责的福音医院隔壁，交通方便，接触面广，娜姑娘由此获得了“创始人”的地位，也有其合理之处。总的来说，教会不想给外人以唯利是图的印象，留下的抽纱历史记载很少，我们今天只能从零星的资料窥见其早期情况。

    1901年，潮海关税务司甘博注意到“擅长制作抽纱刺绣品的妇女受到很高的评价”。1903年，汕头报章称：“揭邑女工多业纺织，然工拙价廉，近因兴用西国抽纱法，妇女稍知仿效，按月匀计，每一女工可得七八元至十余元不等，免斯饥外，尚有赢余。”

    通常我们把抽纱当作一项手工业，然而在其初期，教会及相关人士是把抽纱当作一项慈善事业加以引进。1910年，美国驻汕头领事潘士思（Albert W. Pontius）指出：“开始的时候，这个行业是按慈善创业（Philanthropical Venture）方式运营，以帮助寡妇以及家庭妇女。这个方法被人们掌握之后，所生产的产品深受欢迎，即有数以百计的家庭投身其中。目前，在揭阳、汕头埠、礐石、崎碌等区域，约有5000个女子从事此项工作，涉及1000个家庭。很难给出产品规模的准确数字，但每年的出口货值已达50万美元。”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从经济角度看，抽纱属于手工业，然而抽纱事业的引进，其社会公益意义更为重大，对改良家庭生计、提升女性地位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抽纱事业在改善家庭关系、提升女性地位方面所达到的效果，是当时的官府、士大夫群体无法做到的。

    抽纱行业属于典型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贸经营模式，也即原材料从国外进口，制成品运到国外销售，将中国高素质的劳动力充分利用起来，取得加工费收入。这一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被学者提升到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

    由于抽纱产品出口免征关税，潮海关对抽纱出口的统计数字一直有大幅遗漏，不能反映其实际产值，但我们可以从海关统计，看出抽纱在潮汕各产业中的相对地位。据1933年海关统计，整个潮梅地区7大外销产品总值为18297477元，抽纱占第一位，达5816640元，占31.79%。次年，因潮糖输出突增，排名跌落到第二，但绝对数仍然增长到6478159元。这里所谓“外销”，不是专指出口，而是指从汕头港销往外地的货品。清代潮糖长期占踞岭东地区外销货品首位。至此，考虑到海关统计遗漏因素，抽纱这项引进的手工业实际已超越潮糖，居第一位。抽纱业从1886年到1933年不到50年间，从无到有成长为第一大产业，堪称奇迹。

    1936年为潮汕抽纱业的巅峰年份之一，当年从汕头口岸出口的抽纱产品达3000万元以上，约占全国抽纱出口总值的一半。1937年，汕头抽纱商行中，上盘商40多间，每间资本数十万元，二盘商有150多间，每间资本数千到数万不等。按1937年《国际劳工统计》的数字，每个女工每日工值在三角至八角之间，也即技艺最娴熟的女工，每月收入可达24元，这个数字已超过男工人平均工资；最低的也能有9元进账，对贴补家用有很大帮助。据1945年10月中国抽纱业公会的统计，仅汕头、潮安、揭阳、潮阳、澄海、饶平6地，即有抽纱工人44万人，战前人数则常在50万以上，受益人口应在百万以上。抽纱产业的兴盛，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的运输业、夏布生产，刺激了内需。以当时潮汕地区总人口700万计算，这个受益面是惊人的。

    抽纱的社会效益，首先体现在增强了教会从事公益慈善的财力。潮汕地区的女子教育、幼儿教育由教会所开创，这两项慈善性质的教育，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会本身经营抽纱的收入、抽纱商行的捐献。1896年，耶琳夫人利用抽纱基金陆续开办6家女学。1899年，耶琳夫人利用出售抽纱产品的收入兴建礐石正光女学的教学楼。抽纱商人张廷鉴，既是美国柯宝洋行的买办，同时也是崎碌福音幼稚园及女子国民学校的校长，该学校的经费是由张廷鉴连同汕头的其他慈善会一起捐助。

    抽纱事业普遍实施“在家工作”模式，可算是SOHO的先声。在这种工作模式下，女工可避免往返工厂与住家的时间浪费，不受形式主义的作息时间规定所限制，能照顾到家庭事务，还可以在一种轻松的氛围中工作。特别是抽纱产业中的花边钩针类，女子随身携带钢针线团，无论走到哪里，一坐下来就可开始工作。文史作家卢继定曾这样描述：“不论在农村还是在市镇，凡是妇女聚集的地方，上至五六十岁村妪，下至八九龄稚童，无不手拈不锈钢花针——只见银光闪闪，不见花针停歇，手工娴熟的还可以边抽钩边闲聊说话。”

    抽纱大王柯尔柏

    来自旧金山的德裔犹太人阿尔弗雷德·柯尔柏（Alfred Kohlberg）是民国时期的汕头抽纱大王，他的公司在汕头叫做“柯宝洋行”。

    柯尔柏有着十分敏锐的商业触觉和冒险精神，1915年在旧金山世界博览会看到中国出产的花边、抽纱手巾，觉得精美异常，采购一批试销大获成功。次年，他为开拓业务专程来华考察，喜欢上了中国。第一印象很重要。他觉得日本黄包车夫死气沉沉，中国车夫则脾气甚好，笑容可掬。

    1920年，他在纽约设立柯宝洋行（Alfred Kohlberg Inc.），随后在汕头、上海、烟台设立分行，主要经营抽纱手巾、花边，很快就发家致富，在中美两国都被誉为“手帕大王”，柯宝洋行也坐上抽纱业第一把交椅。他设在汕头的工厂雇佣12000人，签约的住家女工超过10万人。

    柯尔柏随时掌握美国市场脉搏，不断推出时新图案，产品十分畅销。传教士引入的抽纱手工业，一定程度上使潮汕经济摆脱了“内卷化”，催生了大批中小企业，到1933年跃升为潮汕地区第一大产业。

    柯尔柏在汕头找到美领馆中文秘书张廷鉴（1884-1974，Chang T.K.）当买办。张廷鉴长袖善舞、善于经营，其妻林怡静则心灵手巧，能在最短时间内把各种针法传授给抽纱工人，柯宝洋行生意滔滔。除潮汕外，柯尔柏也在烟台等地采购，据说平均每年的生意额达150万美元，在抽纱行业首屈一指。他把从中国抽纱赚到的利润，投资于纽约曼哈顿地产，资产快速增值。

    柯尔柏发家受益于中国，也对中国产生了深厚感情。1937年上海抗战爆发，他为中国人饱受战争灾难感到非常伤心，电汇2500美元给美国驻上海领事，领事以这笔钱为基础，广泛开展募捐，成功救助了数万战地难民，把他们安全送回老家。

    抽纱行业实行放工制，洋行把亚麻布、棉纱等交给代理商分发给女工，这些原材料都属于洋行财产。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对美国宣战，柯尔柏有350万件货件尚未收回。他在账本上已经把这些当作损失一笔勾销。1946年初，他回汕头时惊喜地发现，抽纱工人冒着危险把这些货品用各种办法埋藏起来，不让日本人发现，听到他安全归来，纷纷把抽纱成品从埋藏地点取出，交还给他。物归原主的义举体现了潮汕抽纱工人、代理商的高度诚信，也是柯尔柏善于收买人心有以致之。他能保持准时支付工资，还经常造访工人家庭嘘寒问暖。

    抽纱事业发端于基督教女士的一念之善，经过相关人士的尝试与不懈努力，成长为百万人口受益的产业，这是真正“授人以渔”的慈善事业，受惠者乃是千家万户中的寒门男女，提升了女性的经济能力，极大增进了地区成员的福祉。在这项慈善事业中，不存在施舍与被施舍的关系，没有明确的施惠者，每个受惠者都保持了尊严与自由。这是慈善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至今仍然难以超越。（据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