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我国的民众就有乐善好施，扶贫济困、守望相夫的传统美德，到了近代，女性要求独立和男女平等的思考日益高涨，推动了女性突破传统的社会角色，开始参与公益慈善活动。慈善工作为她们铺平了进入公共领域的道路，并为后人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经历，慈善改变了女性的世界观、人生观，改变了她们的公众形象，印证了东方女性公益中成长的路径。

    宋代：

    从行善到劝善的女子公益

    从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起，妇女对慈善活动的参与就无处不在，她们用勤劳和智慧为慈善事业的做出了贡献，然而历史并未给予她们应有的关注。无论精英著述还是边缘材料对其提及的非常有限，但其中仍能寻见女性慈善活动的踪迹。

    据史料记载，两宋319年间，共发生自然灾害393次，其灾害频度之密，影像范围之大，使广大群众苦不堪言。为缓解灾情，朝廷利用常平仓、社仓、义仓进行救济，除政府赈济外，还可以看到社会的救助，尤其是男性士大夫表现得比较积极。在他们的帮助下灾情得以缓解，但依然存在民不聊生的现象，面对这些状况，有许多乐善好施的妇女也积极投身其中，以各种不同的措施直接间接地去温暖。宋代妇女经过助夫劝子赈灾救荒来间接实现自己的救济。高宗建炎末年，发生了饥荒，米价高至一斗千钱，广大群众面临食不果腹的困境，当时刘明叔以财称雄乡里，其妻性本节俭，身处富贵而不妄用资财，对灾民却毫不吝啬，主动地劝自己的儿子：“岁饥，盗贼逢起，广积盈腐非福。唯取十之一，乡民多赖以活。”除助夫劝子救济外，宋代妇女也通过单独参与的方式进行救济。

    随着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民间办丧事的排场大大超过了前代。一些富家官宦把办丧事变成了一种炫耀资本的方法，而对于广大中下层家庭而言，却要用“伤生以送死”来形容，即使是简约的丧事，也要耗去不少家产。一些妇女遇到无力置办丧事的人家就慷慨解囊，帮助他们解决暂时的经济困难，如：果州团练使刘从远之妻唐氏“惟闻人疾苦，恻隐而覆护之，若邻里有丧，亦为挥涕，艰于送死者，出财以周其急。足于用度者，丰具尽其礼，盖仁心出乎天性”。

    宋代的许多贫困家庭生活水平低下，有的甚至不能解决一家温饱的问题，对于娶媳嫁女这种需要花费不少钱财的大事，更是束手无策，导致了不少贫家儿女婚嫁失时。另外，受传统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人们更不愿意去承受遣嫁儿女所带来的经济负担。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地参与对婚嫁的周济，成为宋代妇女行善积德的主要方式，其中范高平妻王夫人的事迹比较突出。“高平公既贵，有禄赐，夫人更推财以酬内外，凡男女之孤无所归，赞高平公为之婚姻者数十人，洛阳衣冠家有女子，因其家破，为人所略卖，夫人闻之，急推金帛以赎之，为具衣衾资装以嫁之。”

    虽然在宗教思想的传播过程中，统治阶级根据需要为它披上了社会化的外衣，但是这种思想本身具有劝人行善的功能，从而为妇女参与慈善活动提供了思想依据。

    近代：

    宋庆龄公益思想兴起与传承

    到了近代，女性要求独立和男女平等的思想日益高涨，推动了女性突破传统的社会角色，开始参与公益慈善活动。早在1906年成立的中国妇人会是我国第一个妇女慈善团体。抗日战争时期，女性公益慈善与爱国主义充分的结合，赋予公益慈善更鲜明的时代特征，特别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成立，有上万名妇女倾情救助难童达十万多名，谱写的女性公益慈善事业的感人篇章。直至建国之后，宋庆龄也一直支持中国的福利事业，成为最具爱心的公益典范。

    孙中山先生曾多次亲笔写《礼记.礼运》中的相关段落，表达自己对孔子倡导的“大同”社会的认同，宋庆龄忠实地继承了孙中山的思想，一生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并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公益事业的创始人。

    “救济福利工作是每一个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必需的附带物。自然无国界之分，它常常是变化多端，无法控制的，因此一般都需要有救济工作。同样，福利工作也并不是任何特殊的政治制度所专有的。国家本身就含有作为一个机构来为社会服务的意义，它是在历史上某一特定的时期中建立起来的。当社会从低级发展到更高级的形式，福利设施也随之而发展，为更大的人群服务，成为国家对他的成员不可推诿的责任。”在这段论述中，宋庆龄深刻地阐述出公益事业的地位。

    宋庆龄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福利是内在的动力”，“就是使人民群众不断增强的知识力量与他们集体提高公共福利的实际工作紧密联系起来，以推动整个社会的前进”。

    社会公益体现社会公平。正像“大同”篇里所讲，无论老年、壮年、幼年，无论鳏寡孤独废疾者，无论何种原因造成的贫穷，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人们都有着平等的生活权利。这种社会公平就是通过社会公益来实现的。

    宋庆龄认为：公益包括了两个部分：一是救济，一是福利。救济只针对有特殊或紧急困难的人群，社会福利则是对全体社会成员。救济是暂时的，它有确定的开始，确定的方法和确定的终点。一旦情况转入正常，救济就结束了。福利则是永久的，社会福利是不断完善的，永远不会尽善尽美，只有接近完美。因为社会的需求随发展变化，不断出现新的要求，福利的覆盖范围也会不断扩大。

    当代：

    女性公益进入全民时代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里，在国力不强、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公益责任，提供了覆盖全民的福利措施，如：就业、医疗、住房、教育、文化娱乐、养老等。虽然这种福利措施是平均主义的，但确实在低水平上保证了人们的基本需求。

    1979年改革开放后，实行了市场经济，政府职能逐步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公益机构陆续建立，开始承担原来政府的部分职能，社会公益事业面临根本转型。在这个时期，广大妇女积极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参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参与扶贫帮困、保护生态、志愿服务等社会公益活动，以实际行动营造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良好社会风尚。各级妇联组织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妇女，不断推出一系列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的工作载体。其中，“双学双比”活动，帮助农村妇女依靠科技增收致富；“巾帼建功”活动，引导城市女职工岗位成才；“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以良好家风促进社会风气健康向上；“维权行动计划”，推动保障和实现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争做合格家长、培养合格人才”活动，推进家庭教育宣传实践；“强基固本工程”和“示范”创建活动，加强妇联基层组织建设。在开展妇女儿童公益慈善事业方面，“春蕾计划”累计资助贫困女童170多万人次；“母亲水窖”帮助近140万人解决了缺水困难；“安康计划”“母亲健康快车”“中国母亲援助行动”“中国儿童慈善活动日”等各种形式的公益服务载体为处于困境中的妇女儿童带来了福音。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精英进入慈善领域，尤其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之后，中国女性的号召力在NGO这个领域也得到空前发展。

    尽管绝大多数由女性掌门的NGO由于当前实行的双重管理体制，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而仅仅是在工商部门登记，但是这些女性都没有放弃对NGO和慈善公益领域的热爱，这些NGO关注的领域大都集中在弱势群体这一类，如：打工妹、残障人士、农民工等。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是以性别界定的中国最大NGO，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在贫困地区开展的母亲水窖项目、母亲健康快车项目以及母亲小额循环项目等，这些公益项目给当地的妇女姐妹在生产、生活等方面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推动女性公益事业发展的同时为女性慈善注入了活力。

    如今，不论是政府、名人，甚至你我都成了慈善的一份子，今天的公益是全民公益。不论是NGO、基金会、政府、企业社会责任部门，还是媒体、自由代理人，人人都是公益事业的参与主体。网络是全民公益的加速器，不需要太多的钱，发出声音也是一种公益方式，通过网络，随手也可以做公益。新媒体的开放性，让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参与成为公共参与的重要管道。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博士韩俊奎指出：“全民公益的号召和开展，最大的意义在于对全民思想的启蒙，在全民范围内传播公益精神和公民理念，这种启蒙对未来的作用非常重要。”一个更开放、透明、规模更大的公益生态圈正在生成，女性改变公益，技术促进公益，全民公益时代正在到来。

    （据《社会与公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