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池子华

    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了旨在瓜分中国的侵略战争。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7月14日，占领天津。义和团虽浴血鏖战，但无力阻止八国联军北进，8月15日慈禧太后偕光绪帝西逃，16日北京沦陷。战火在天子脚下蔓延，生灵涂炭，死伤累累，呼唤人道主义慈悲，呼吁红十字关怀。为救死扶伤，浙江著名绅商陆树藩等在上海发起‘中国救济善会’，遵照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精神，救护伤兵难民。这是中国人自办红十字会之开端。毫无疑问，陆树藩和其创建的中国救济善会唱响了中国红十字会之先声。庚子救援中，陆树藩虽竭力而为，历尽艰辛，业绩令人瞩目，但仍不免陷入尴尬难堪的境地。

    陆树藩：

    中国救济善会缔造者

    陆树藩（1868-1926），字纯伯，号毅轩，出生于浙江湖州。其父陆心源，曾任广东高廉道、福建盐法道，因谤罢官。1891年，陆心源得旨升复原官。翌年，陆树藩即随父去京候聘。抵京后，在陆心源一些故旧好友提携下，陆树藩得加侍读衔，赏戴蓝翎。不久，陆心源南旋，陆树藩留京任内阁中书本衙门撰文，后任庆典撰文方略馆、会典馆校对官。

    “时正值光绪新政前后，而户部尚书为光绪帝之师翁同龢。陆树藩因年轻，思想较开明，对新政较易吸收，但因光绪年代一些旧官为其父之上司及好友（如李鸿章、孙毓汶、陆润庠、瞿鸿禨等），因而受老一辈的影响，不敢于锋芒毕露。”在陆树藩看来，“改革新政难于成就，因而于戊戌年请假回乡，欲不求仕途。其后即返沪利用当时在沪祖传家业，进行建屋与经商”，同时投身公益事业，其中发起创办湖州中西学堂就是一例。

    1898年7月26日《申报》刊登了他和弟弟在“天贶日”（阴历六月六日）草拟的《募助湖州中西学堂启》：“本年叠奉谕旨，开办京师大学堂并各省府厅州县一律开办中学、小学以广造就。伏念浙西为人文渊薮，吴兴乃富有名邦，亟应实力振兴，遍开风气，广设学校培养成材。况值此天步艰难，民心浮动，多财适足以贾祸，毁家即所以保身。今树藩等敬遵先荣禄公遗命，将守先阁所藏中西书籍全数归公，捐入学堂，并再措捐巨款，备器建堂。惟延聘教习，供给学生，常年需费，独力难支，不得不广为募助。想诸君子情关桑梓，自必药子成全，慷慨输将，多多益善。倘他日教化有成，人才蔚起，不独乡里增光，兼为朝廷生色。此树藩等所私心祷祝者耳。”不难看出，陆树藩虽在沪经商，但心系桑梓，为湖州教育事业奔走呼号。

    在沪期间，陆树藩“暇时与友交游，并在沪娶妾徐氏。孰知休闲不长，仅仅二年至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庚子之难发生。陆树藩出于义气，在沪筹组京津救济善会”，从而使陆树藩的人生“起了一个大的转折，经历了一段传奇式的生活”。

    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了旨在瓜分中国的侵略战争，因该年为农历庚子年，史称“庚子之变”。京畿之地，烽烟滚滚，官绅商民，均遭池鱼之殃，流离失所，苦不堪言。面对如此浩劫，江浙一带的绅商发起救援行动，其中陆树藩发起成立的中国救济善会，成为救援的主导力量。

    陆树藩走上慈善之路，与其父陆心源的“言传身教”不无关系。陆心源是著名文人学士和大藏书家，而且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常捐款捐物赈济各地灾荒。造福故里的善举颇多，“积谷、育婴、造桥诸事，无不任之”，曾出资兴建升山桥，修复安定、爱山书院和仁济善堂，举办义学等，颇得乡里称誉。受其父公益善举的熏陶，陆树藩深受教益，自小就“乐善好施，爱国爱民”，因而“平日见亲故人之匮乏者，莫不竭力扶持”。“庚子国难”发生后，陆树藩自然不会置身世外。在他的奔走呼吁下，中国救济善会得以创立。如他与友人信中所说：“弟于庚子秋间，念时艰之迫切，悯民生之涂炭，创兴救济善会。”

    1900年9月9日，《申报》发布《救济善会启》称，为救助北方难民，“先集同志筹捐举办，拟派妥实华人并延请洋医华医赴津沽一带，遇有难民广为救援，名曰中国救济善会”。中国救济善会简称“救济善会”“救济会”，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而此时距帝都陷落已20余日，距天津陷落近两个月。

    植入红十字会性质的新型善会

    中国救济善会的成立，对陆树藩而言，有两大关键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寻求支持；二是如何运作。而恰恰在这两大问题上，颇费周折。

    陆树藩自身有一定经济实力，浙江候补道潘炳南也热情高涨地表示“先垫巨款”，救援经费并不是无法解决的难题，关键在于如何得到上海慈善界的支持，毕竟陆树藩资历浅，他在上海慈善界的地位不足以组织一场规模巨大的救援行动，因而特别渴望得到慈善界领袖人物严信厚的臂助。为此，陆树藩曾专程拜会严信厚等，但遭到“婉辞谢绝”。无奈，陆树藩只好向李鸿章求助。

    原来，清政府为了与八国联军议和，下诏将两广总督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委以和谈“全权大臣”。1900年7月21日，李鸿章抵达上海，直至10月5日离沪北上。期间，陆树藩多次拜访，提出组建中国救济善会的构想。“由于李是陆之父的上司，以前在京为官时亦受李之指点”，陆树藩的设想得到李鸿章的赞赏和支持。这使陆树藩深受鼓舞。

    然而，救济善会如何运作，却成为困扰陆树藩的一大难题。毕竟在战争状态下开展人道救援，非同一般性自然灾害的救助，更何况八国组成的联军对华作战，没有交战方的认可、保护，贸然前往，不啻为自投罗网。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单纯的善会善堂已无济于事，也不可能得到八国联军的承认。

    在战争状态下，只有红十字会才能得到交战双方认可而出入战地。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红十字理念在上海的传播，给予陆树藩以灵感。因此，他设想能够创建一个红十字会组织来执行救援使命。他在致江苏布政使陆元鼎函中曾谓：“侄不揣愚陋，为援救亲友起见，创立红十字会。”可以想见，陆树藩原本拟组建红十字会，之所以创设中国救济善会而非红十字会，其实不难理解，因为中国还没有独立的统一的红十字会组织，事起仓猝，一时间也很难组建起来，更谈不上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承认。那么，如何“植入”红十字“元素”，使救援行动能够顺利开展，在陆树藩看来，只有“变通”将传统的善会组织赋予红十字的新内涵，才具有可行性。

    表面上看，中国救济善会与传统的善会别无二致，但运作方式在经陆树藩“植入”红十字后已经大不相同。《救济善会启》称，中国救济善会“亦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为救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正是对“旧瓶装新酒”或“移花接木”的诠释。

    有学者认为，陆树藩组织中国救济善会，意在救助旅居北方的南方人，是“东南意识”的表达，这一观点，当然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中国救济善会创办的目的正在于此。但既然“植入”红十字，就必须遵照红十字会的规则行事。红十字会是中立性国际组织，不允许抱有种族、宗教、政治偏见，救助无分敌我、国别，一视同仁，这一点，陆树藩有理智的认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救济善会宣称“为救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了。毫无疑问，这是对“东南意识”的超越，也决定了中国救济善会的“红十字”性质。

    遵照红十字会规则行事，还必须通过外交途径，取得八国联军的认可。为此，陆树藩就创建中国救济善会事特咨上海道台余联沅，“伏乞迅赐照会德总领事，声明此系江浙善士募资创办，亦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为救治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务请德总领事颁给护照，俾救济会之人准向北方军前随时救护”。余联沅不负所望，照会驻沪各国总领事，“请烦查照俯如所请办理”。经交涉，“已蒙各国领事会议，允由德总领事发给护照”，希望救济善会本着红十字精神，“按照各国规矩并西美各官向来办法，如有病人或受伤之人，无论友国敌国，理当一律和衷相待救济”。至此，具有红十字会性质的中国救济善会，登上“庚子救援”前台。

    （据《河北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