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版面导航 | 标题导航
   第01版:头版
   第02版:数字
   第03版:新闻
   第04版:新闻
   第05版:新闻
   第06版:新闻
   第07版:新闻
   第08版:封面报道
   第09版:新闻
   第10版:新闻
   第11版:新闻
   第12版:新闻
   第13版:新闻
   第14版:新闻
   第15版:新闻
   第16版:寻找慈善传统
陆树藩与中国救济善会的人道行动(上)

版面目录

第01版
头版

第02版
数字

第03版
新闻

第04版
新闻

第05版
新闻

第06版
新闻

第07版
新闻

第08版
封面报道

第09版
新闻

第10版
新闻

第11版
新闻

第12版
新闻

第13版
新闻

第14版
新闻

第15版
新闻

第16版
寻找慈善传统

新闻内容
2021年02月23日 星期二上一期下一期
陆树藩与中国救济善会的人道行动(上)

    陆树藩(左三)1913年二月初三日与刘承幹、席锡蕃、杨赞卿等人合影于刘承幹沪西双清别墅

    ■ 池子华

    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了旨在瓜分中国的侵略战争。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7月14日,占领天津。义和团虽浴血鏖战,但无力阻止八国联军北进,8月15日慈禧太后偕光绪帝西逃,16日北京沦陷。战火在天子脚下蔓延,生灵涂炭,死伤累累,呼唤人道主义慈悲,呼吁红十字关怀。为救死扶伤,浙江著名绅商陆树藩等在上海发起‘中国救济善会’,遵照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精神,救护伤兵难民。这是中国人自办红十字会之开端。毫无疑问,陆树藩和其创建的中国救济善会唱响了中国红十字会之先声。庚子救援中,陆树藩虽竭力而为,历尽艰辛,业绩令人瞩目,但仍不免陷入尴尬难堪的境地。

    陆树藩:

    中国救济善会缔造者

    陆树藩(1868-1926),字纯伯,号毅轩,出生于浙江湖州。其父陆心源,曾任广东高廉道、福建盐法道,因谤罢官。1891年,陆心源得旨升复原官。翌年,陆树藩即随父去京候聘。抵京后,在陆心源一些故旧好友提携下,陆树藩得加侍读衔,赏戴蓝翎。不久,陆心源南旋,陆树藩留京任内阁中书本衙门撰文,后任庆典撰文方略馆、会典馆校对官。

    “时正值光绪新政前后,而户部尚书为光绪帝之师翁同龢。陆树藩因年轻,思想较开明,对新政较易吸收,但因光绪年代一些旧官为其父之上司及好友(如李鸿章、孙毓汶、陆润庠、瞿鸿禨等),因而受老一辈的影响,不敢于锋芒毕露。”在陆树藩看来,“改革新政难于成就,因而于戊戌年请假回乡,欲不求仕途。其后即返沪利用当时在沪祖传家业,进行建屋与经商”,同时投身公益事业,其中发起创办湖州中西学堂就是一例。

    1898年7月26日《申报》刊登了他和弟弟在“天贶日”(阴历六月六日)草拟的《募助湖州中西学堂启》:“本年叠奉谕旨,开办京师大学堂并各省府厅州县一律开办中学、小学以广造就。伏念浙西为人文渊薮,吴兴乃富有名邦,亟应实力振兴,遍开风气,广设学校培养成材。况值此天步艰难,民心浮动,多财适足以贾祸,毁家即所以保身。今树藩等敬遵先荣禄公遗命,将守先阁所藏中西书籍全数归公,捐入学堂,并再措捐巨款,备器建堂。惟延聘教习,供给学生,常年需费,独力难支,不得不广为募助。想诸君子情关桑梓,自必药子成全,慷慨输将,多多益善。倘他日教化有成,人才蔚起,不独乡里增光,兼为朝廷生色。此树藩等所私心祷祝者耳。”不难看出,陆树藩虽在沪经商,但心系桑梓,为湖州教育事业奔走呼号。

    在沪期间,陆树藩“暇时与友交游,并在沪娶妾徐氏。孰知休闲不长,仅仅二年至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庚子之难发生。陆树藩出于义气,在沪筹组京津救济善会”,从而使陆树藩的人生“起了一个大的转折,经历了一段传奇式的生活”。

    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了旨在瓜分中国的侵略战争,因该年为农历庚子年,史称“庚子之变”。京畿之地,烽烟滚滚,官绅商民,均遭池鱼之殃,流离失所,苦不堪言。面对如此浩劫,江浙一带的绅商发起救援行动,其中陆树藩发起成立的中国救济善会,成为救援的主导力量。

    陆树藩走上慈善之路,与其父陆心源的“言传身教”不无关系。陆心源是著名文人学士和大藏书家,而且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常捐款捐物赈济各地灾荒。造福故里的善举颇多,“积谷、育婴、造桥诸事,无不任之”,曾出资兴建升山桥,修复安定、爱山书院和仁济善堂,举办义学等,颇得乡里称誉。受其父公益善举的熏陶,陆树藩深受教益,自小就“乐善好施,爱国爱民”,因而“平日见亲故人之匮乏者,莫不竭力扶持”。“庚子国难”发生后,陆树藩自然不会置身世外。在他的奔走呼吁下,中国救济善会得以创立。如他与友人信中所说:“弟于庚子秋间,念时艰之迫切,悯民生之涂炭,创兴救济善会。”

    1900年9月9日,《申报》发布《救济善会启》称,为救助北方难民,“先集同志筹捐举办,拟派妥实华人并延请洋医华医赴津沽一带,遇有难民广为救援,名曰中国救济善会”。中国救济善会简称“救济善会”“救济会”,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而此时距帝都陷落已20余日,距天津陷落近两个月。

    植入红十字会性质的新型善会

    中国救济善会的成立,对陆树藩而言,有两大关键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寻求支持;二是如何运作。而恰恰在这两大问题上,颇费周折。

    陆树藩自身有一定经济实力,浙江候补道潘炳南也热情高涨地表示“先垫巨款”,救援经费并不是无法解决的难题,关键在于如何得到上海慈善界的支持,毕竟陆树藩资历浅,他在上海慈善界的地位不足以组织一场规模巨大的救援行动,因而特别渴望得到慈善界领袖人物严信厚的臂助。为此,陆树藩曾专程拜会严信厚等,但遭到“婉辞谢绝”。无奈,陆树藩只好向李鸿章求助。

    原来,清政府为了与八国联军议和,下诏将两广总督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委以和谈“全权大臣”。1900年7月21日,李鸿章抵达上海,直至10月5日离沪北上。期间,陆树藩多次拜访,提出组建中国救济善会的构想。“由于李是陆之父的上司,以前在京为官时亦受李之指点”,陆树藩的设想得到李鸿章的赞赏和支持。这使陆树藩深受鼓舞。

    然而,救济善会如何运作,却成为困扰陆树藩的一大难题。毕竟在战争状态下开展人道救援,非同一般性自然灾害的救助,更何况八国组成的联军对华作战,没有交战方的认可、保护,贸然前往,不啻为自投罗网。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单纯的善会善堂已无济于事,也不可能得到八国联军的承认。

    在战争状态下,只有红十字会才能得到交战双方认可而出入战地。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红十字理念在上海的传播,给予陆树藩以灵感。因此,他设想能够创建一个红十字会组织来执行救援使命。他在致江苏布政使陆元鼎函中曾谓:“侄不揣愚陋,为援救亲友起见,创立红十字会。”可以想见,陆树藩原本拟组建红十字会,之所以创设中国救济善会而非红十字会,其实不难理解,因为中国还没有独立的统一的红十字会组织,事起仓猝,一时间也很难组建起来,更谈不上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承认。那么,如何“植入”红十字“元素”,使救援行动能够顺利开展,在陆树藩看来,只有“变通”将传统的善会组织赋予红十字的新内涵,才具有可行性。

    表面上看,中国救济善会与传统的善会别无二致,但运作方式在经陆树藩“植入”红十字后已经大不相同。《救济善会启》称,中国救济善会“亦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为救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正是对“旧瓶装新酒”或“移花接木”的诠释。

    有学者认为,陆树藩组织中国救济善会,意在救助旅居北方的南方人,是“东南意识”的表达,这一观点,当然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中国救济善会创办的目的正在于此。但既然“植入”红十字,就必须遵照红十字会的规则行事。红十字会是中立性国际组织,不允许抱有种族、宗教、政治偏见,救助无分敌我、国别,一视同仁,这一点,陆树藩有理智的认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救济善会宣称“为救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了。毫无疑问,这是对“东南意识”的超越,也决定了中国救济善会的“红十字”性质。

    遵照红十字会规则行事,还必须通过外交途径,取得八国联军的认可。为此,陆树藩就创建中国救济善会事特咨上海道台余联沅,“伏乞迅赐照会德总领事,声明此系江浙善士募资创办,亦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为救治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务请德总领事颁给护照,俾救济会之人准向北方军前随时救护”。余联沅不负所望,照会驻沪各国总领事,“请烦查照俯如所请办理”。经交涉,“已蒙各国领事会议,允由德总领事发给护照”,希望救济善会本着红十字精神,“按照各国规矩并西美各官向来办法,如有病人或受伤之人,无论友国敌国,理当一律和衷相待救济”。至此,具有红十字会性质的中国救济善会,登上“庚子救援”前台。

    (据《河北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