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朱健刚/文

    我们把“社区”简单理解为一个地理区域，人们在这个地理区域内居住在一起；而“共同体”是说在这个社区中，人与人之间有一种情感的联结，有很强的认同感、归属感，天然地跟社区连在一起。

    但是在城市社会、现代性大社会下，共同体很难形成。如果要形成，必须由包括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一起来建设，需要组建一套治理机制，才能产生这样的共同体。

    但我们在社区中经常面临着“公地悲剧”的现象，就是说大家不怎么关心公共生活。那么，如何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课题，尤其是疫情后的时代。

    当下，政府就在社区里建设这样的共同体。最近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民政部基于广东、湖南在街镇建社工站的经验，要力争用五年时间实现乡镇（街道）都有社工站，把专业力量下到农村最基层的一级。由此看出，社工的价值在很多年的被怀疑中逐渐得到普遍的认可。第二个政策是《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专项行动方案（2021-2023年）》，旗帜鲜明地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把社区社会组织看作特别重要的社区治理力量。

    但坦率地讲，大部分政策都很少谈到企业在社区治理中的价值。而在实践中，企业在社区中无处不在，尤其是物业和地产。由于中国很早实现房屋的商品化，使得物业很早就深度地嵌入到社区实际的治理实践中来。所以，政策和实践之间有一个鸿沟，政策上没有太明确说明企业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价值，但是实践中企业又不得不参与各类社区实践活动。

    从企业社会责任

    到企业共享价值

    实际上，企业在社区治理格局中，往往被看作资源，忽视了企业本身的主体性，也割裂了企业与社区更深刻的联系。而且很多企业也是这样自我定位的，很多时候，企业在社区中做事情是为了应对社区、建立关系，没有想过自己在社区中有重要的主体作用，没有很强的主动性。

    如果社区要形成合力，就需要各方对未来进行共同的想象，形成协同的治理机制。企业要转化自己的角色，找到自己在治理机制中的定位。企业应该在地化，把自己视为社区系统的一部分，而且要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企业公民。社区不仅是企业实现盈利的地方，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地。它应该从被动地服务到主动参与社区治理，成为治理的主体之一。

    把推动社区发展或社区营造作为自己企业公民战略的目标；企业和企业员工应该参与到社区公益事业中来；发挥企业组织优势，其效率效能和它对实现目标的方式、工具的思考，有助于培育和推动社区社会组织能力提升；甚至在党建引领下，企业可以考虑嵌入到社区政府的行政代理机制中，协同政府治理社区。

    社区基金会：

    企业参与社区的平台

    但是，企业介入社区治理，还需要一个抓手。社区基金会就是企业进入社区很好的抓手。社区基金会强调动员本地资源，团结本地的利益相关方，去解决本地的问题。社区基金会可以挖掘和培育人才，筹资资源，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做战略慈善，规划整个社区。

    社区基金会对整个社区战略布局的认识和规划，是区别于社区中某种社会组织和大型基金会的重要特质。而这种工作的能力，企业是可以提供很多经验的。

    国内最早由企业主导的社区基金会是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企业家利用地产的优势，把资源拿出来建立社区基金会。虽然最开始企业只是把它看作是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但事实却提升了整个桃源居的品牌，居民也会有参与感。

    再比如成都的麓湖社区基金会。企业出钱来办，但交给居民来做，居民积极参与治理，和企业共同协作。其实每个社区都有一些积极居民，他们想参与社区治理，但没有平台，社区基金会正好提供这样的平台。

    还有一些企业是在背后。比如深圳的蛇口社区，开始是招商局办的社区。后来就产生很大的蛇口效应、蛇口精神，到最后引发成立蛇口社区基金会。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出资帮助他们，居民进行民主选举，企业在里面担任企业理事，这样的多方治理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我们不妨对未来有一个大胆的想象，就是企业在党的领导下，跟社区的行政、社区社会组织，并列为新的社区治理主体。企业完全有很大的功夫去做社区，通过社区基金会这样一个平台来真正地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企业在社区中价值，就是解决社区问题的创新、效率和理性化，共同打造一个公益的价值链，由此去实现社区治理共同体。

    （据朱健刚在全民社造论坛上海城市峰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