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庆

    据中国扶贫基金会官网显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基金会捐款总额已超过11亿元，这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创会以来捐赠收入最高的一年，那么，这一筹款数据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基金会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和方向是什么？ 

    《公益时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文奎，详述对基金会筹款、乡村可持续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等问题的思考。

    捐赠收入超11亿元

    《公益时报》：新冠肺炎疫情对基金会的筹款工作是否有影响？相较往年，2020年基金会的筹款工作发生的最显著的变化是什么？

    刘文奎：2020年上半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一方面众多企业经营面临巨大挑战，另一方面，部分企业因抗疫需要，将原本计划在2020年投入脱贫攻坚的资金投入抗疫项目，导致扶贫领域的资金减少。

    面对特殊的外部环境，基金会及时做出调整，通过“抗疫扶贫”的策略开展筹款工作。但是由于线下活动无法开展，如：善行者、善行100等形式的公众参与式筹款活动受到较大影响。

    《公益时报》：截至2020年12月31日基金会捐款总额已超11亿元，主要是哪些方面有所突破？

    刘文奎：2020年的筹款额是基金会建会以来最多的一年，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疫情影响，来自抗击疫情的捐款超2亿元，相较往年这是新增部分；二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企业参与非常踊跃，尤其体现在到款比较早，6月份之前很多捐赠款就已经到账，善款早到位就可以早发挥作用。所以，2020年捐赠能够突破10亿元跟这两个原因密切相关。

    2020年年初制定的筹款目标为8亿多元，由于年初突发疫情，新增抗疫捐赠超2亿元。

    2020年基金会捐赠总收入11.01亿元，总支出11.35亿元，其中慈善活动支出10.92亿元。捐赠收入中机构捐赠7.51亿元，公众捐赠（含互联网捐赠）3.5亿元。机构捐赠相较2019年增长47%，公众捐款相较2019年下降5%。

    脱贫攻坚占总筹款的比例大概为80%左右，抗疫占20%左右。

    这几年脱贫攻坚战，我们在扶贫资金方面加大了投入力度，2018年、2019年、2020年连续三年当年支出超过上一年收入的100%，共投入扶贫公益资金25.69亿元，为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了应有贡献。

    《公益时报》：据你观察，2020年基金会捐赠人构成发生了哪些变化？

    刘文奎：最大变化就是公众捐赠人的比例下降了，因为在抗疫的过程中基金会并没有启动互联网募捐，也没有启动公众募捐，超2亿元的新增抗疫捐赠都是机构捐赠。过去几年扶贫基金会的筹款结构中公众筹款平均占45%左右，2020年由于新增的抗疫捐赠主要来自机构捐赠，因此公众捐赠的比例相应下降明显。

    在大额捐赠贡献来看，2020年中国民生银行捐赠超9000万元，中国一汽捐赠5600万元，苹果公司捐赠5000万元等贡献较大，其中大部分都是以往合作过的企业伙伴，已经建立了较好的信任关系。比如苹果公司虽然并不是每年都有大额捐赠，但是2020年决定参与脱贫攻坚和抗疫时，还是选择与扶贫基金会合作，就是因为双方在过去几年的扶贫、救灾中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机制。

    《公益时报》：2020年，扶贫基金会在筹款方面做了哪些新的尝试和探索？

    刘文奎：尝试每年都在做，今年突出的有两点。

    第一，回应社会需求，推出有价值的创新项目，比如“活水计划”“培训新农人”等针对欠发达地区能力提升需求的创新项目；

    第二，过去经常做的线下捐赠人沟通、维护、回访等活动由于受疫情影响都无法开展，2020年我们充分利用较成熟的信息系统，不仅可以进行线上办公，还可以和捐赠人、受益人、项目医院等保持良好沟通，相较往年更加注重技术的应用。

    抗疫行动需最大化发挥机构特长

    《公益时报》：2020年在抗疫方面，基金会是怎么做的？

    刘文奎：疫情暴发之初，我们并没有第一时间启动抗疫工作，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基金会的宗旨是扶贫，医疗救助并不是我们擅长的领域；二是因为当时我们的团队不能前往疫区，不知道如何发挥作用。

    随着疫情的暴发，有很多企业想要参与抗疫行动，却苦于没有方便的通道，不知道从哪入手。于是，他们找到扶贫基金会，希望我们能帮他们对接相关项目。随着疫情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我们决定迎难而上，积极参与抗击疫情行动。虽然我们在医疗救助方面并不专业，但项目管理、资金管理等方面却是我们擅长的。经过充分讨论请示主管部门同意后，很快启动了抗疫工作，帮助企业更有效地参与抗疫，让他们的资金和资源发挥最大的作用。

    刚开始我们通过自己的渠道和资源购买发放口罩、防护服、救护车、手套、呼吸机等抗疫物资，共计采购物资价值约3000万元左右。但后来我们遇到了两个问题：

    一是采购面临很大风险。因为国内货源紧张，后来只能从国外采购，但国外采购存在很大的管理风险。因为工作人员出不去，要订货必须先打定金，然而是否有现货、货能不能邮寄回来、货品质量是否合格等都是问题，都有很大的潜在风险；二是随着需求量增加，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个人等都在寻找物资，然而物资的数量有限，造成价格被越抬越高，这就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并且非常无序。我们觉得，虽然这样钱花出去可能很容易，但并没有实现价值最大化，所以不能再这么做。就是这样，一开始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物资采购难，主要体现在找不到货源，而且商品价格畸高。既然这方面不是我们所擅长的，所以我们选择退出抗疫物资的采购竞争。

    然而企业又有参与需求，怎么办？我们就开始思考除了医疗物资，疫区还有没有其它需求？于是我们紧急展开调研，发现疫区各家医院除了医疗物资的需求，还有很多其它方面的需求。依据调研需求，我们紧急设立了“医院后援基金”项目，定向疫区医院捐赠，不限定使用方向，有抗疫任务的医院都可以进行申报，具体做什么项目由医院提报申请单说明需求，扶贫基金会请专家审核通过后即拨付资金。申请医院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执行项目，但是执行完项目后需给我们反馈费用清单，该项目在当时发挥了很大的应急作用。两个月时间共计设置了35个医院后援基金，通过这种方式向湖北疫区捐赠超1亿元现金。

    此外，基金会针对疫情期间贫困人群需求，设计了疫区建档立卡贫困户支持项目，为疫区贫困地区受感染的建档立卡户提供资金援助，解决疫区感染贫困户的生活负担。同时以电商模式启动针对湖北疫区的抗“疫”助农项目，开展疫区贫困地区农村合作社建设和农产品助销工作，助力产业可持续发展和建档立卡贫困户持续稳定增收。

    《公益时报》：时下，面对疫情再次反弹，基金会开展了哪些具体行动？

    刘文奎：1月13日，扶贫基金会人道救援网络正式启动河北省新冠肺炎抗击疫情救援行动，调派救援队在新乐等高风险区参与政府部门组织的消杀工作，在石家庄、邢台、廊坊等地组成超百人志愿者团队，成立心理专家组提供志愿者心理陪伴和支持。并于1月21日向石家庄捐赠27000只医用外科口罩、4400个防护面罩、500套防护服、420瓶酒精手消凝胶以及1210瓶酒精等物资。

    1月24日，吉林通化疫情形势严峻，我们又派遣救援团队前往吉林参与抗疫行动，针对通化市开展三方面响应援助：

    一是支持改善医疗团队后勤补给；二是联合各方力量，倡议社会组织为社区服务志愿者提供防护物资支援保障，并开展协调发放工作；三是联合长春市广益社会组织发展中心以及通化市本地爱心车队，搭建从长春市到通化市的运输专班和绿色通道，协助来自各界捐赠的物资顺利运抵通化市。

    《公益时报》：在面对重大社会公共事件时，您认为如何最大化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刘文奎：在大的社会公共事件发生时，能够最大化发挥作用的一定是该领域对口的专业机构。比如水灾、地震灾害救援方面，因为扶贫基金会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救援队网络，有救灾备灾多年的经验积累，面对这类灾害时中国扶贫基金会肯定会冲在前面，但是化学爆炸类、公共卫生类的我们就不擅长。

    对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医疗类的基金会就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因为他们平时就在做医疗项目，有经验积累，对于医院的需求、物资的采购都有专业的判断。非专业对口的基金会要参与抗疫行动，就要发挥机构各自的特长，比如有些机构拥有良好的捐赠人信任，这时候可以引导捐赠人把善款捐给最需要的地方；有的机构组织管理能力很强，可以在后方做资源链接、志愿者组织等力所能及的工作。

    《公益时报》：你觉得大的社会公共事件、经济下行是否会对基金会的筹款产生显著的影响？ 

    刘文奎：肯定是有影响的。因为慈善、公益捐赠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它们是本和末的关系。经济下行，企业和个人因收入下降对未来没有好的预期，没有安全感，就不会选择做大额捐赠，有些经营出现困难的企业甚至会停止捐赠。所以，经济不好肯定会对大家的捐赠心理有影响，最终体现在捐赠额、参与度方面出现下降。经济环境不好，企业首先要保命，要维持运转，给员工发工资。企业捐赠一定是在履行了企业的基本责任后的选择，是更高一级的社会责任。

    2021年筹款额预计将有所下降

    《公益时报》：你对2021年的整体筹款形势做何预判？

    刘文奎：扶贫基金会作为一家以扶贫为宗旨的社会组织，脱贫攻坚战打完后，接下来的工作怎么推进？如何巩固拓展过去实施的各类扶贫项目的成果，如何充分发挥扶贫基金会30多年来积累的乡村发展经验助力乡村振兴？这是我们最近一直在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对扶贫基金会而言，因为面临机构工作重点的转变和项目调整，我们预计2021的筹款将面临较大挑战，甚至可能会有所下降。

    （下转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