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春芳的小店藏在一个小巷子里，十几平方的店铺外面竖着“楚怡艺剪”的彩色招牌，玻璃门上贴了“彩妆造型”的蓝色打印字。店铺的邻居已经全搬走了，邻里几家小店只剩“楚怡艺剪”还支棱着，其他都是紧锁的铁栅栏门。

    12月29日，离2020年的结束还有两天的日子，武汉下了雪。罗春芳拍了条抖音，视频里雪落在空无一人的巷子里，落在门口生了锈的电线杆子上。罗春芳写：“希望这场雪能把病毒带走！”

    至今，距离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的发现已经过了一年有余。从去年年初开始，有无数的民间志愿者曾经勇敢地做过一些好事，鲜少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当疫情逐渐平息以后，他们也在往自己的普通生活里撤退——但熟悉的一切都已经发生了变化。

    5月18日之后，不再有医务人员需要罗春芳去义剪了。

    4月8日武汉“解封”以来，援汉医疗团依次撤离，社区、街道一点点活了起来，理发店一个个开了门。于是罗春芳为时三个月的疫情义剪生涯在金银滩医院就此结束，她不再需要早起晚归，一天都捂在防护服里，给几十个医务人员剪头发。

    义剪主要是为了能让医务人员在安全、方便、卫生的情况下工作，花样并不太多。但偶尔也会有医务人员主动提要求。

    在4月，志愿工作快结束的时候，罗春芳有次给内蒙古援汉医疗团队剪头发。轮到一个小伙子，问罗春芳能不能给他在头上刻一个“武汉加油”。罗春芳要了只黑笔，在男医生脑袋顶上写下“武汉加油”四个大字，然后用剃刀一点一点刻下来。刻完，医生就顶着这几个字回家了。

    武汉，就是这样在各方参与下一点一点好起来的。“其实做了大概两三个月志愿工作以来，就觉得好像‘解封’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罗春芳所在志愿团队“理疫之帮”发起人之一大龙说。

    在疫情中做志愿，对罗春芳来说是“一辈子都值得回味的事情”。疫情之前，“志愿”对年近五十的罗春芳来说还是个陌生的词。疫情之后，罗春芳把给医务人员剪头发的照片一股脑儿发到朋友圈里。

    “我自己欣赏。虽然没挣钱，但我做了很有意义的事情。而且经过这件事之后，我觉得我以后还是要出去”。

    疫情期间，大龙认识了很多朋友，他们都期望把志愿服务坚持做下去。武汉未“解封”时，就常有人问发起人大龙，能不能等疫情结束以后，继续去养老院、孤儿院或者山区里给别人免费理发。然而，武汉“解封”后，福利院、养老院等地方仍然处于封闭状态，义剪活动还不能按期举办。

    但公益并不局限于这些地方。大龙在疫情期间结识的朋友中，有很多组建了自己的志愿团队，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开办公益项目。

    大龙自己就是其中一个。12月，他辞去了水利部的本职工作，开始专心做公益项目。同月5日，大龙主办成立了江岸区青年志愿者协会，在协会中任副会长一职，先后做了垃圾分类宣传和公益托管的项目，把后疫情时代的志愿工作也做得风起云涌。

    但大龙和这些志愿朋友难有一聚。志愿结束之后，“理疫之帮”的群里已经很少人再说话。武汉市美业协会给理发师们做了一次表彰，但与会之人寥寥。

    大龙解释说，因为疫情对经济冲击比较大，“所以他们可能现在还没有组织这种聚会，大家都在忙，忙着赚钱”。

    即便武汉解封已经半年之久，钱，仍然是志愿者们的一个痛点。

    [2]

    5月中旬，罗春芳回到自己的楚怡艺剪里，竖起了四个多月没拿出店的招牌。

    但一直到6月，店铺都处于一个开门不开张的状态。

    6月以后，一星期中也总有三四天是不开张的状态，没有人来剪头。楚怡艺剪开了25年，从前最差每天也会赚一两百块；如今，有时一天也等不来一个客人。

    “我开了这么多年的店子，没有说生意极好，但也从来没说开不了张的，并且还是经常的开不了张。”罗春芳操着一口武汉普通话说，把“从来”和“经常”拉得很长。

    因为是巷子里的小店，楚怡艺剪主要是靠老顾客拉上来客流量。武汉成为疫情集中暴发地之后，从前外地的老顾客搬离了武汉，罗春芳一下失去了大半客源。

    “我今年叫混过去了。”罗春芳说，她所在的美发群里，很多理发的小店倒闭了，从前的理发师们在群里发些卖东西的广告，转行做了微商。

    “解封”后，楚怡艺剪的邻里也搬空了大半。“我们这条街是属于那种武汉市中心的市场，有很多外地的租户，‘解封’以后他们都搬走了，现在每条街房子都空很多，都没有人。”

    对于罗春芳这样的小商户来说，疫情的影响，在这一年里从来没有走远过。生活看上去是回归了轨道，但有些变化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就像这座城市身上一些难愈的伤口。

    除了早晚高峰，地铁公交上只有几个人，“要是往常的话，地铁都是满的”。爱打牌的人连牌都不打，喜酒也很少办；罗春芳外甥女的婚礼和孩子百天宴都没有办酒，“原来‘十一’酒店都爆满，现在很多武汉酒店都倒闭了，我们武汉人对疫情是真的很怕”。

    一边是人走楼空，一边是闭门不出。罗春芳说，有一个疫情前来剪过一次头发的婆婆，到9月才又上门剪头发，从前是短发的婆婆来剪头时头发已经长得很长。

    交通部发布的2020年11月中心城市客运量显示，武汉市11月市内交通运输量同比减少了39.7%。“能不出门尽量不出门，也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同为志愿者的陈辉如是说。

    陈辉所在公司原本是做蔬菜无人售卖机、蔬菜运送等生意的，疫情之后许多小餐馆倒闭了，原来赊的账都要不回来，一下子亏了三四十万元。

    “其实我们也可以走法律程序的，但总经理的意思是，他们也很困难，公司亏了就亏了，我们从头再来。”

    从复工到现在，陈辉所在公司仍处于亏损状态。原本的蔬菜运送因为疫情等因素无法继续营业，他们只能开拓新的业务和市场，但员工工资还要继续发、房租还要继续交，一笔账算下来，公司总共亏损了一两百万元，把总经理养老的钱也亏掉了。

    “今年一年过得艰难，各个方面都很艰难。我们企业真的在垂死挣扎。”陈辉公司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找到华农和农科院的科学家团队，分别谈下了新品种茄子树和高产量生姜种植两个项目，准备2021年底再收回成本。

    志愿行为当然不图回报，但是作为普通人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和每一个武汉人一样遭受创伤。“每个武汉人应该都受到了冲击。”大龙说，他辞职之前，工资已经降了30%以上。“房价下跌，物价上涨，写字楼的空置率也相对比较高，停业的、破产的，不在少数。”

    不过，有些志愿者也觉得自己收获了“社会的回报”。

    疫情车队志愿者杨锦在复工伊始，被合伙人卷走了公司所有的货款，只得一个人顶下来公司的所有债务。债务漏洞实在很大，但很多朋友借钱给他，公司就此照常运转下去，到2020年年底，基本达到了收支平衡的状态。

    “所以整体说，还是你在回报社会，社会也会回报你吧。”杨锦说。

    [3]

    去年的腊月二十八，大龙还在从黄冈赶回武汉的路上。第二天是武汉“封城”的日子，整条高速上只有大龙这一辆车往回开，到了武汉收费站，轿车乌泱乌泱往城外跑。

    “封城”当天，整个武汉就是一个空城，几乎看不到一辆车。“‘封城’那会很突然，很硬，街上空荡荡的，行人也不多，印象很深刻。”

    陈辉原本也订了腊月二十九回襄阳老家的火车票，因为“封城”没能回去。没过几天，大年初二、初三开始，她就加入了志愿车队，开始了运输的统筹工作。

    对她来说，鼠年的开头并不很安稳，“一天到晚就在外面跑，但还算挺有意义一件事”。有回陈辉和丈夫给十几家医院送自热米饭，从武汉最东头跑到最西头，跨过了武汉三镇，没有休息的时间。那会陈辉丈夫刚做完脑梗的手术没3个月，跑单的时候陈辉看见丈夫脸憋得通红，吓得她让丈夫赶紧喝药，喝完药再跑。

    解封大半年之后再看那时候做志愿的照片，陈辉还会掉眼泪。她用“英雄”“大爱”和“胜利”来描述自己的2020年。“钟南山院士不是说，武汉市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嘛，真是这样的。”

    虽然还在亏损状态，公司在疫情之后也给养老院捐了两次物资。她信，只要咬牙挺过2021年，2022年公司就应该运转正常了。

    罗春芳丈夫病退多年，儿子没有工作，原来靠理发店养活家，现在理发店没有客人，她开始打些零工。

    她帮人刷过墙，去同行店里给人打过工，也摆摊理过发。零工不挣钱，好歹可以贴补家用，交交理发店的房租。

    3月，她给肿瘤医院义剪时免费做了一次体检，结果出来肺部有小结节影，可能存在良性肿瘤。因为暂时缺钱，她一直没去复查，“我怕检查结果不好，又要花钱住院，所以一直拖着没去”。

    罗春芳想，过了2020年，她的经济状况应该会好很多。“明年到了三四月份还是会有人来武汉做事的，因为武汉‘解封’之后已经是最安全的城市了。”她计划着，到那个时候，她再去复查。

    对于还在创业期的杨锦来说，2021年也许在经济状况上也会遇到很多问题，但“因为2020年也都走过来了，我相信2021年也不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转眼又到鼠年的腊月。今年，大龙和陈辉都选择留在武汉过年；罗春芳拿出来了去年买了没机会穿的两件新棉袄，一件绿色一件白色，准备新年穿。

    “我希望新年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不光是我的生意，而是所有人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罗春芳说，“我一看到街上，到处没人、门面关着，我的心就凉凉的。我还是喜欢以前的武汉。”

    （据“Epoch故事小馆”，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