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公共精神的匮乏。中国人是比较缺乏公共精神、公共关怀的民族。这个判断是否正确，大家可以讨论。我认为目前来讲，中国的公益事业应该确定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去推动社会公共精神的发展。什么是公共精神？就是普遍的利他主义，普遍的公共关怀，普遍的向善意志和所谓的“金规则”，即中国古人所强调的一种价值观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在轴心时代所形成的文明最重要的就是普遍向善意志，从孔孟开始，这种向善意志就非常鲜明，到明代、宋代的时候，王阳明所综合的新学核心就是三个字：致良知，这就是一种向善意志。

    怎么建立这个公共精神？有三个方面：第一发展教育，第二是建设社会共同体。我们的社会共同体太少，它是以分散为主体的，其实人的公共关怀是基于对共同体的认同，所以建立更多的共同体是建立公共精神非常重要的环节。第三是要发展公益事业，这是当前的主要话题。

    在中国来讲，新时代的公共精神天然的承担者是谁？是企业家。中国的企业家在努力推动建设公共精神，但是相对发达国家来讲，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企业家应该是天然的公益人，因为企业家热心公益，有着共同的情怀和使命感。企业家必须成为热衷于推动公共精神建立的承担者，因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在设计改革开放的时候，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打破了共同贫穷的一声惊雷。但是小平同志也说，先富起来是一种策略，先富起来不是目的，先富起来的目的是为了带动后富者。如果先富不能带动后富，改革开放的先富政策就等于是失败了。首先打破共同贫困，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但是又给这部分人提出一项道义责任，就是必须要推动社会的公平。所以先富一代在当下来讲应该有一种更加悲悯情怀，先富一代应该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准，应该具有更多的公共关怀，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应该践行“金规则”的带头者。西方有一种价值观是清教精神，清教精神说了三句话：拼命地挣钱，拼命地节省和拼命地捐赠。他能够挣钱，证明他有能力，证明他有更高的社会责任，但他挣钱的目的不是把它换成银子埋在自己床底下，而是对社会完成他们的义务。中国的企业家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提高学习能力，我认为清教精神也好，公益精神也好，并不是西方企业家的专利，中国商人社会传统的责任正在随着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崛起而崛起。

    我认为中国的当下是中国企业家推动建立公共精神的最佳时机，这个最佳时机不仅仅为了实现第三次的财富分配，而是在这个社会形成一种更高的、更加和谐的、更加公平的、更加平等的一种社会，我们大家都要为此来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