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的公益事业的一个特色，是实业与公益的同步合拍，甚至从宏观上讲，他的全部事业立足点就是一场大公益。

    比如，他建工厂的同时，就在建职工住房，建社区公园，建职工子弟学校，建剧场。

    他在盐垦事业展开的同时，就在建农民子弟学校，在那个艰难时代的盐垦农民环境中，已经建成专门的女子学校，而且全部是免费义务教育。

    他的工厂、垦牧农场等实业建设的同时，就是城市化、文明化事业延伸的过程。这其中，张謇与一般实业家的区别，就是他在实业之外，系统地建设了包裹着实业的大量公益事业，在建一个个现代文明城镇。

    张謇公益事业的深度，首先表现在公益事业的极致化。

    比如在教育方面，张謇一生亲自创办的学校和参与创办的学校有370多所，这个数字恐怕至今仍然可以领衔吉尼斯世界纪录。

    做教育公益，一个实业家，一生办50个学校，够意思了吧？办100个学校，太了不起了吧？为什么还要那么辛苦地去办到370多个？办师范、小学、中学、大学，办出一个全面的体系了，可以了吧？为什么还要去办盲哑学校？办了盲哑学校，成就一个慈善教育品种，可以了吧？为什么还要办两个、三个盲哑学校？而后面的几个盲哑学校是在大生企业已经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张謇以状元之名卖字筹资来办的。

    办了盲哑学校，办了流浪者栖留所，就是流浪人的收留中心等多方面慈善事业，可以了吧？还要办妓女从良的职业培训学校，这种公益做得太全面深入了。

    当然少有人知道，张謇办的学校中还有政法学校、警察学校，他的公益教育在当时已经延伸到全面建设现代中国的最底层与理想层。

    公益的深度，还在于穷尽一切能量投入公益。

    仍然可以举教育方面的例子，张謇的家乡和事业在通州、海门一带，也就是所谓的通海地区。这一带的社会各阶层，在文化和身份方面肯定崇拜状元的名气，当地老人去世后，如果请到有状元、国家总长背景身份的张謇帮忙书写灵牌，是家族巨大的光荣，当地习俗中也是对子孙莫大的吉兆。张謇是大忙人，怎么请到他写牌位？张謇利用这个社会心理，他立了不成文规矩，只要去世的老人生前赞助过学校，请到他，就写。这个号召方式，又带动了不少百姓主动支持教育的实际行动。他是把自己所能提供的一切能量都用到公益教育上，而且，几乎无所不用其极。

    公益的广度：他在办实业的同时，几乎在同时建设一个城市。

    胡适对于张謇的评语中就有“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这样的评价。对于当时的江北小城南通而言，完全处于农业社会的汪洋大海之中。张謇的近代化是平地起楼，从一无所有开始。

    从公益项目来看，张謇的投入不仅仅是教育、慈善这些一般意义上的公益方面，他还需要去办交通，修公路、建码头、办船运，需要建公园，办水利，需要建气象台、需要办医院等。如今几乎在政府税收基础上来投入的大部分公共事业，在张謇的南通时代都是张謇这个企业家个人在办。

    公益的广度：除硬件之外，还有习俗改良和精神建设。

    甚至，张謇还要用许多精力去改良社会习俗，建设精神文明。比如，如皋有一条为主报仇的义犬，张謇听到义犬故事后大加感叹，写了诗文赞颂，还安排把义犬接到南通中山园，精心饲养，而且为义犬召开表彰大会，张謇在百忙中赶去演讲，演讲词中有云“其行事岂不光明卓越节义之雄哉！”张謇是利用这个机会，刻意扩大影响，启发百姓如何忠诚守节，做有情有义的好人。张謇关于义犬的诗文以及演讲的文字在《张謇全集》中可以找到。

    张謇在南通兴办了新闻媒体、影院剧场、体育场、博物馆、植物园等，其公益事业的范围以及所涉及事项的数量，应该又是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

    价值观定位的高度决定公益事业成就的必然。

    看似辉煌的公益成就，背后全是心血与汗水，太多打掉牙往肚子里咽的难言之苦。为什么不可以少做一些，让自己轻松一点？是什么力量驱动他耗尽生命去贡献社会？

    答案在一般人看起来似乎很虚，在张謇那里却很实。张謇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人生天地间，本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之事，则不与草木同腐”。这是极其尊贵的生命觉醒，是对自己生命的最大尊重，也是人对于生命意义认知的至高境界。是价值观，是使命，也是信仰。

    那么，张謇辛劳一生的不与草木同腐的“一二事”，又是什么呢？

    纵观张謇先生一生作为，或许总结为这样三件事：

    一件事，参与创立了中华民国，终结了两千年帝制，成为现代中国的缔造者之一；

    二件事，成为以棉纺实业为主干的中国轻工业之父；

    三件事，把江北落后小城南通建设为东方文明的榜样，“中国近代第一城”，为当时处于困境泥淖中贫穷落后的中国，成功造就出一个走向现代化的示范特区和文明样板。

    一个人，30年，三件事，伟大呀。

    他为了达成如此艰难崇高的事业目标，以一己之力在艰难困苦中顶天立地，他唯一的对手就是自己的意志力和生命能够给予他的时间。 

    他的目标太远大，以至于我们看到的那些无数的公益事业，不过是他伟大试验田中的一些树木花朵，他要在有限的生命中，把一个新中国的示范田建设得尽可能完美理想。所有的这些公益好事，都是他天然的任务，是他无可推卸的使命。

    关于“在商言商”，首先要了解张謇的公益事业与大生企业经营利润的关系。

    为什么说，张謇的一己之力在公益事业中的决定性意义？

    在最近再一次出现的张謇热中，也听到了一种声音，说张謇缺少企业家本位意识，为社会投入太多，没有做到“在商言商”，挣了钱，给股东们分分红，自己把家族财富积累多一些，把企业发展的大一些，才是本分。

    这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角度，首先，这种观点的人不太了解张謇企业的实际情况。张謇当时主持大生企业经营，为了尽量避免干扰，采用的是股东投资定息制，就是无论今年企业盈利情况如何，每年都保证比如8%的利润回报，剩下的盈亏都由张謇负责。正因为有10多年时间，大生的盈利比较好，张謇可以用本来属于自己经营所得的分红之后的比较可观的利润部分去做公益，也就是说，他是在用一己之力建设南通。至于后来，公共事业需要资金太多，而股东们早已收回投资而且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张謇与他们商量比如从营销收入中按小比例提取一点银子来投入教育，也是带动大生企业股东们做公益，都在桌面上，都在游戏规则之内，公益事业与企业经营是分得清楚的。

    在至今没有完成的文明转型过程中，在中国的现代法治社会没有实际建成之前，“在商言商”，是否有些一厢情愿？

    张謇办学校，是尽快实现“民智”以摆脱“国愚”。

    张謇赴任总长，是用自己的声望参与民国的成功缔造。

    如果仅仅在商言商，即使在南通，今天也可能只有很少人模模糊糊的知道他，已经为绝大多数家乡人所忘记。可比较陆润庠。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三峡之中，我们与张謇先生是同一代人，面临同样的挑战和困难。有些挑战甚至今天不比100年前更轻松。与其空喊在商言商，不如学习张謇先生通力帮助这个民族尽早走出历史困境的务实努力。

    比如，张謇以全部力量办学校，是因为，他坚信只有“民智”才能克服“国弱”，全民知识文化的提升，才是国家摆脱愚昧的根本基础。

    再比如，在中华民国初创之时，孙中山、袁世凯两任总统组阁，张謇是极少的两边都特邀入阁的总长。动荡之中，张謇明知道即使做了总长也很难有大作为，而且消耗自己很多精力。但是，他知道新生的共和国需要支持，他放下在商言商，去服务国家大局，在极其困难的政治环境中，作为实业总长，他主持设立了中华民国的工商法制体系，民国的大部分工商立法是张謇担任实业总长期间完成的。至少，让中国的工业化有法可依。从宏观上看，这也是一种公益贡献。

    反过来看，在动荡的近代中国，你秉持在商言商，抗日战争的炮火中，企业也可能化为灰烬。

    给儿女多留几个钱，盛宣怀身后给自家留下相当于1000多万两银子的资产，巨资呀，却被败家子很快折腾光了。

    如果张謇仅仅在商言商，也可能在南通做成一个有规模的棉纺企业，但是，在他已经离世94年后的今天，不但国人不知道张謇为何人，恐怕南通人也早已模糊了对于他的记忆。 

    一个很好的参照是，今天的苏州人，还有谁在纪念陆润庠？要知道，这位陆润庠也是晚清状元，与张謇同时代办实业，当年他主持的苏纶纺织厂比张謇的企业成功得早，张謇在筹备建厂的困境中，还是去苏州参观了他的苏纶纺织厂才坚定了信心，回到南通继续办实业的。但是，除了办成了一个企业，陆状元再也没有别的贡献，也就不再值得为历史所特别记忆。

    是杰出的公益贡献，是他在创办实业的同时，以最大的可能同步建设公益事业，最终以杰出的公益果实成就了张謇的不朽。

    所以，说他是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慈善家，都是，又都无法全面概括他，他是谁？ 

    张謇是现代文明中国的设计师和开路先锋，是中国第一个系统实践国家现代化示范田的建设领袖。

    也可以说他是中国最杰出一位公益事业家。

    而对于一个文明国家的缔造阶段而言，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公益、慈善，一个方面也不能少。张謇尽其所能扛起了全面的责任，也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

    也正是因为如此，张謇的事业至今福泽南通、福泽华东，辉映中国，他的人格力量和理想精神还将万古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