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晓平

    广州方便医院，是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于1894年为应对鼠疫流行而创办。在一个多世纪里，这家重要的慈善医疗机构垂爱人间，救治了无数伤患，体现出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

    广州原有城北方便所，位于三眼井（今应元路北面），设立的初衷是收容无家可归的贫病者，也收殓一些‘路毙’（街头无主尸体）。1894年，广东、香港两地鼠疫大流行，死者枕藉，惨不忍睹。因当时有城墙阻隔，西关一带收容病人十分不便，善士吴玉阶等25人在城西第一津高岗（今盘福路1号）发起成立城西方便所，容许疫症病人留医，但经费开支浩繁，而众善士财力不足，只能勉力维持。

    1900年，第二次鼠疫高峰来临时，著名慈善家陈惠普路过方便所，发现经费匮乏，遂召集广济医院、爱育善堂、崇正善堂等同人开会，决定由省城七十二行（各行业行会）给予年捐，协助重新订立章程，设法扩大筹募，增建病房。1901年，城西方便所改称城西方便医院，后来合并了应元路的城北方便所，改名为广州方便医院。

    1906年，在广东商民大力推动下，清政府收回粤汉铁路筑路权，两广总督岑春煊主张官办，广东绅商主张商办，双方大起冲突。广州慈善界与商界本属一体，为反驳商办难以募集足够资本的谬论，爱育善堂、述善堂、方便医院等9家慈善机构发起粤汉铁路募股集资活动，短短几个月内募集股本超过原计划一倍，迫使岑春煊同意商办。从此，广州‘九大善堂’名闻天下，不过此时九大善堂的领袖还是有着悠久历史的爱育善堂，直到1930年代方便医院才以其出色的成绩，跻身九大善堂之首。

    方便医院虽设在广州，其创始人群体却有大量港商，例如：招雨田是香港东华医院的前主席，莫藻泉为香港太古洋行买办，刘渭川则是香港有利银行买办。创始人群体的这种人员组成，体现了当时‘省港一家’的地域、族群认同感。

    救助港澳同胞与华侨

    方便医院慈悲为怀，对入院病人各项就医费用概行免除，病死者由医院代为殓葬。医院章程要求工作人员“一闻灾即赴救，不避艰险，不计日夜，不论远近，不避时疫，亲理患者，亲济灾民”，特别要求董事必须站在第一线执行最危险的任务，以此激励医务人员不避艰险、奋勇救人。

    1899年-1901年，省港地区发生第二次鼠疫。方便医院主要担负收治港澳回穗病人的重任，医院董事亲自到省港澳码头迎接港澳病人到院治疗。

    据统计，两次鼠疫高峰时期，方便医院收治病人达到万人以上。经此一役，港澳同胞对方便医院的慷慨仗义留下深刻印象，源源不断地向医院捐款。

    为应对十分凶险的疫情，1901年方便医院聘请名医梁龙章坐诊。梁龙章从1894年开始就深入研究用中药治疗鼠疫的方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写成《辨证求真》一书，被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沈敦和誉为“专治鼠疫之无上宝筏”。

    1907年，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时疫流行，西医对之也束手无策。西贡广肇公所（广州、肇庆两府同乡组织）电请方便医院派医生紧急支援。方便医院特派邓畅怀医生前往西贡广肇医院，治愈病人无数，法国殖民当局对此表示嘉许，给他颁发奖状，允许中医师在越行医。同年夏天，柬埔寨金边也发生疫情，方便医院派出熊幹廷医生前往开设诊所，应手奏效，同样得到当地西医的大力赞许。

    管理、筹款与成绩

    方便医院由全市七十二行商人共同承担经费，其管理也效仿香港东华医院采取轮值制，即每年从两个行业中选举总理8-12人，从另外两个行业选举值理8-12人，组成行政团队，负责医院日常事务。发起人以及一些知名慈善人士组成董事会，负责大政方针的决策。总理、值理定期向董事会汇报所做工作。医院章程中未有明确规定的事务，总理、值理需提请董事会审核同意。院中医师、专职工作人员、工人的膳食、住宿由医院公款动支，董事、总理、值理等人到院办事，其交通费、膳食费均由本人负担，不得动支公款。

    在此之前，广州已有的慈善机构如爱育善堂、广仁善堂、广济医院等，其性质是慈善基金会与社会服务机构合二为一，即在其成立时，发起人群体已捐集了充足的资金，购入土地、商铺等收租生息，以资产收入作为机构的慈善支出来源，量入为出，优点是财务上十分稳健，缺点是在最初的慈善热情消退之后，容易走向消极维持，阻碍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创新。

    方便医院属于专业性的社会服务机构，除自用院址外并无生息资产，常年经费由七十二行中的轮值行业捐出，遇到重大流行病、重大灾害时，董事会、总理、值理必须做高度动员，向社会各界临时募捐，优点是能保持慈善机构的活力，但对病人“应收尽收”也常使医院出现财政困难。

    方便医院没有资产收入，必须想尽各种办法进行筹款。一是出售纪念章，二是沿门劝捐，三是派出代表到港澳募捐，四是向海外华侨劝捐，五是请车站、码头、轮船代为收捐。这些工作极为繁重，对管理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有时不免产生弊端，比如有人假冒方便医院名义沿门劝捐，吞没捐款，让商户大为愤怒，对登门劝捐产生抗拒心理。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期，香港捐款中断，国民党政权为筹措军费加重了商户负担，方便医院发生极大财政困难，董事会决定于这年冬天停办。广州市教育局长伍大光闻讯，召集医院、商会负责人开会，要求商界出钱出力加以维持。

    为响应市政府关于维持医院的要求，董事会不得已重拾沿门劝捐办法，只是这一次在本地报纸上刊登“劝捐同人”名录，佩戴明显标识，方便商家识别，避免上当受骗。经国民政府要人出面劝捐，方便医院终于筹到一笔救命钱，暂时渡过难关。

    1929年开始，陈济棠治粤，广东局面趋于稳定，本市商界、港澳同胞、海外华侨也恢复捐款，加之政府对方便医院实行“官助民办”办法，医院的经费来源渐趋稳定。到1935年，医院拥有床位超过1000张，该年到医院就诊、服药者达到15万多人，入院留医者24000多人，赠棺殓葬1万多具，收葬“路毙”2000多人。以当时广州市100多万人口来说，这个成绩足以傲视群雄。

    “拯救于死后”

    方便医院从成立开始，就不仅救治生命，而且处理“死亡”。正如1908年医院告示所称：“既谋拯救于生前，复思拯救于死后。”医院不仅收殓无主尸骸，为其妥善安葬，并且举行符合中国传统的法事，让亡灵得到安息。

    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时，在主要战场南关（今北京南路一带）、观音山（越秀山），有大量革命烈士暴尸街头。方便医院与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顶住压力，收殓了全部广州起义烈士尸骨。医院善董决定办理此事，在当时是冒着很大政治风险的。

    1931年，主要由广东人组成的十九路军在淞沪英勇抗战，牺牲极为惨烈。事定之后，十九路军烈士遗骸运回广州安葬。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鼓励全民抗战，方便医院特地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盖搭精美门楼、棚厂、宝塔，邀集和尚、道士举行盛大道场。为给慈善事业筹款，也鼓励市民在缴纳一定费用之后，为其先人“附荐”，即与十九路军烈士同场追祭纪念。这种活动，满足了当时普通市民心理需求，属于富有时代特色的筹款方式。“慎终追远”乃是中国数千年传统，通过这种纪念活动，人们表达对先人的深切怀念，也将“孝道”精神传给下一代。方便医院由此与十九路军结缘，董事会主席陈惠普受邀协助办理十九路军残废军人教养院（今广州市第六中学校园内）。

    广州方便医院以其出色表现，不仅得到本地居民的高度赞扬，也备受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尊敬，自1930年代起成为广州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1953年，方便医院与广州市立医院合并为广州市人民医院，次年改称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服务市民至今。

    （据《善城》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