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何

    2020年1月24日夜，和继先一宿没睡。

    那晚，作为丽江市玉龙县纳西族村庄吾木村的现任“东巴”的他，与本村村委会主任召开了紧急会议。“东巴”是纳西族传统神职人员，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也是掌管着村子传统习俗活动和节日礼仪的人。

    会议以圆满结果收场：村委会主任同意在第二天，也即农历大年初一召集村组干部，进行防疫防控分工部署——即使当时村委并没有收到任何来自上级的疫情防控的通知。

    吾木村距离丽江城区120多公里，全村委会300多户居民，1300余人口，“单我们的村民小组就有外来人口、学生和外出务工返乡人员108个，来自全国不同57个城市。其中和湖北和武汉有联系的人有5个。”

    一个月后的2月24日，在距离他几百公里外的四川省甘孜州，另一个人同样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与和继先不同的是，此前十年里邱华绒吾一直在藏区进行面向公众的艾滋病以及其他疾病的知识普及，甚至得到“艾滋喇嘛”的外号——尽管他既没有得艾滋，也并不是喇嘛。

    武汉疫情暴发以来的一个月，他运营的公众号已经接连翻译了数十篇科普文章和一本防疫手册，数十万人因此受益，藏语防疫文章数次突破“10万+”。

    一炉天香

    摆在和继先面前的第一个难题是：春节的“大祭天”仪式怎么办。

    纳西族与汉族春节日期相同，但习俗有别。其中通常安排在大年初五的“大祭天”仪式是整年传统节日习俗活动中最重要的一场，数百年来一直有“纳西以祭天为大”等说法。

    而现在，因为一场远在内地的未知疫情，真的要停办如此重要的祭天活动吗？

    和继先明白，这些历经多年才逐步得以恢复的文化传统，对于吾木村的凝聚力和村民认同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与此同时，大部分村民并不相信遥远的病毒真会拿自己家乡怎么样，而此时村干部也没有收到上级有关疫情防控的任何通知。

    抉择十分困难，但眼看武汉疫情愈演愈烈，和继先还是与村干部、家族代表协商，决定停办祭天。

    要在村中为停办争取到众人的理解，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不止一家村民难以接受这一决定，特别是，各家族都已紧锣密鼓地将祭天物资准备好了。

    向村中不少从未出过山的纳西族人解释“什么是新冠病毒”，也成了一个意外的难题：他们中的相当多人完全不通汉语，而古老的纳西语言中没有“病毒”“流行病”“抗体”“疫苗”等现代科学和医学的对应名词，也无法通过借词音译，每次说明都不可避免地涉及繁杂而令人眼花的名词解释，给村民的理解更增添了难度。

    村中的老人们在这个时候帮上了大忙。在他们的讲述中，清朝末年在吾木村也曾暴发过一次瘟疫，百年以后，当时暴发的究竟是什么疾病已经无从考证，但正是当时村中亲密无间的热心肠，最终酿成大祸——起初只是一位村民染病去世，但处理后事和葬礼过程中全村前去逝者家中帮忙的习俗，导致村中多人被感染。

    历史的教训还在老人的口耳之间传递：纳西族过去应对传染病时，居住在山区的村庄会用封桥断绝联系的方式，进行不同村落间的隔离；坝区的村庄则会用挖沟放水围村庄的办法进行封村隔离。在城里如果有人家感染疫情就不能出门，街坊邻居在深夜把生活的必需品放在被感染家村民的门口附近，支持这家人的生活资料保障，共同防止疫情的扩散。这样的传统经验的讲述在村民应对疫情的过程中重新启发了合作，互助和自律精神。

    在此前传统重建中得到恢复的家族和族长制，在这一次说服村民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不小作用。为了尽可能协调防疫与节庆需求，和继先最终在大年初五那一天，带着其中两个家族的族长和村委会主任，四人代表全村在祭天场烧了一炉天香。

    “我们不能因为文化耽搁了防疫，但也不能因为疫情放弃或者否定了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

    传统与现实的对话

    对邱华绒吾来说，在许多其他地区如同洪水猛兽的新冠疫情，给他带来的挑战并不如想象中大。如何调动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力量，帮助推动藏区公众健康教育，是他过去十余年始终在探索的课题。

    “藏族对蝙蝠是非常忌讳的。”回忆最初宣传疫情严重性的时候，邱华绒吾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碍，“我小的时候森林里有很多蝙蝠的地方，老人是从来不让我们接近，对蝙蝠的恐惧可以说是与生俱来。所以大家一听（可能）是蝙蝠传染上来的，所有人都能想象得到那一定是非常厉害。”

    除了对于蝙蝠的恐惧，邱华绒吾还在藏族业已消逝大半的生活传统中为防疫措施找到了不少根据。过去藏族人出门时一直有自带餐具的习惯，从不使用外面的公用餐具，也不会把自己的餐具借给他人使用，这恰与防疫要求不谋而合。

    还有不少人试图为其他人提供帮助，或参与捐款。邱华解释，这也与藏民根深蒂固的朴素信念有关：“藏族传统是要想不得病，要保持健康，就要做善事，所以越面临疾病的威胁，就有越多人积极行善。”

    事实上，这一次新冠疫情所要求的防疫措施，对于藏区的老人和僧侣等长期浸润在传统藏文化中的人群来说甚至可以说是广受欢迎，尤其是在《野生动物保护法》启动修订工作以后。“这件事是完全符合了老年人和僧侣的意愿，让年轻人去理解传统文化，禁止杀生，也更能够理解以前的生活方式。”

    就这样，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古老藏文化与骤然而来的新发疫情的防疫举措之间实现了对话。

    邱华绒吾与他的公众号团队产出了藏语防疫材料，希望触及更广泛的藏区受众。经过多年经营，他的藏语公众号“藏区防艾服务中心”已有23万订阅，是藏区最大的健康教育机构，也是藏语文化圈内数一数二的“大号”。

    由于很多牧区民众无法读写藏语文，防疫宣传工作同时还以群内音频、短视频直播、说唱音乐、白格尔走唱、格萨尔史诗唱诵等等特色方式进行。藏区内部方言情况复杂，邱华还动员各地志愿者发展出十二种方言版本的宣讲活动。

    “这都是多年健康教育做下来得到的经验，知道老百姓的文化程度和接受能力，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话，要符合藏族价值观。”邱华绒吾总结，“老百姓只要能听懂，就会非常重视。”

    源于藏区各界的共同努力，2月25日开始的藏历新年变得静悄悄，有牧民告诉邱华，今年新年是“心灵上相互祝福和祈祷最多，行为上表示得最少的一年”，从前去亲朋好友家一同过年的习惯基本上销声匿迹，绝大多数人留在自己家中。

    初心和“船”

    十几年前选定事业方向的时候，摆在和继先面前的，是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出走而日渐没落的家乡和渐渐不再为人提起的民族传统。而摆在当年的邱华面前的，是藏区民众对于健康知识，特别是艾滋病防治知识的无知与漠视。

    对于和继先和邱华绒吾，传统文化分别成为了他们的“初心”，和渡过困难之河的“船”。

    “没有人知道艾滋病，老百姓不知道艾滋病是一个吃的东西还是别的。”邱华回忆，尽管当时藏区部分地方艾滋病感染问题已比较严重。一个无知无觉的病毒携带者就会导致新发感染者以几何级数增加。

    囿于病症特性，仅仅是解释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这件事，就常常会在听众中间引起目瞪口呆的反应。对于疾病本身，藏区人民秉持着宗教观念，认为“不做坏事就不会得病”。也有许多人援引宗教经典，相信它是各人命里的“业”，不是现世行为可以改变，或是相信万能的传统藏药足以治疗艾滋……

    由于邱华强调各地医生需要对针头等器械进行消毒，这一与传统相抵触的宣讲还让他在一部分人眼中成了“恶见者”，认为他不尊重传统和宗教。还有老百姓将艾滋想象为一种“病魔”，认为时常提起它反而更容易招致灾祸。

    结合听众反馈，他不断修改自己的用词和宣讲形式。曾经不太在意传统的邱华绒吾在实践当中逐渐体会到了“传统”的重要，也愈发谨慎自己的措辞：“如果硬搬外来文化，藏族人一定会需要一定时间去接受。”邱华也意识到，必须争取到在民众心目中地位至高无上的高僧大德们的支持，“僧侣们说一句，顶上在家人说一百遍。”

    而在吾木村，出身东巴世家、成为“留守青年”的和继先，带着传承的使命，也忘不掉小时候家族一大家子共同奔赴传统活动的样子。

    “家乡的人们都坚信……必须要由东巴给亡灵点一盏灯，死者的亡灵才能顺利通过没有太阳和月亮照耀的归途，回到祖先的身边。”和继先这样回忆初任“东巴”的几年，“为了让每一个回归祖居故地的亡灵能够顺利回归，我只能现学现卖地在‘应付’中支撑着一个又一个的山乡祭祀仪式。”

    在东巴文化中，仅祭祀仪式就有大大小小几十种。主持一场仪式，意味着学会仪式所需的所有内容：诵经、解经、主持、唱对应的歌曲、跳特定的舞蹈、甚至完成相关的木雕和服饰制作。除此之外，还有全球唯一存活至今的象形文字东巴文和用东巴文写成的数万卷经书需要不断学习……

    这些，构成了一个大山里传统纳西族村落的精神家园，贯穿在日常的生产生活里。

    十几年来，和继先和邱华绒吾各自守护着一方土地、一个社区。而突然而来的新冠疫情“考验”，在无意之中成为了他们努力成果的一块试金石：是吾木村重新建立起来的人际信任、民族传统和村落认同，帮助起初对病毒毫无认知的村民配合和支持了种种防疫措施，并促使大家在此后共同探索、渡过因为疫情带来的新难关，包括外出务工村民的失业和生计的重新选择等。

    疫情威胁逐步淡去的两三个月里，他们也在生活恢复正常之余，迎来新的思考与挑战。

    （据微信公众号“世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