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高文兴

    本届99公益日在9月9日晚落下帷幕，在今年因疫情已消耗很大一部分公众捐赠热情的情况下，本不太被看好的本届活动最终各方面数据相较上一届仍实现了涨幅。

    由于慈善会系统的全面参与，不少行业从业者和专家学者对这一动作带来的影响展开广泛讨论。此外，已连续举办六届的99公益日对行业及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也是值得观察的话题。

    就此，《公益时报》记者专访师曾志，她曾作为专家对今年99公益日规则进行评议，并且多年以公共传播的角度研究公益现象。

    《公益时报》：今年由于上半年疫情消耗了公众很大一部分的捐赠热情，此前也有部分行业从业者及专家学者对本届99公益日的公众筹款部分不抱太大信心，但最终从公众捐赠额到参与人次等的各项数据又再次实现增长。能从公益传播的角度对这样的结果做出解释吗？

    师曾志：就我观察，我好像没有听到（行业从业者和专家学者对今年99公益日公众筹款额没信心）。从我的观察来看，到现在来讲，99公益日让公益“出圈”是其最大的亮点，越来越多地让公益行业以外的人参与公益。通过最近几年的99公益日，公益真正地实现了传播学上所谓的从个体传播、群体传播向大众传播、社会传播发展，过去不理解、不了解公益的人越来越多地受启发，逐渐成为公益捐赠的主力。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公益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今年经过了疫情，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人心向善”的可能性。然而这种“人心向善”可能性的增大，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技术带来的便利。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等各方面条件的成熟，以及捐赠平台游戏规则的设立，带来了NGO组织、相关政府部门、互联网企业、个体在公益参与度上的增长。也就是说，“人心向善”的实现，离不开平台游戏规则调动着社会各方面资源和力量的能动性。

    所以，我个人认为，今年99公益日的好成绩与技术、平台能够将“人心向善”的精神激发出来是有关系的。当有了更好的工具能更方便、快捷地实现“人心向善”时，99公益日的成功便是顺理成章的。

    《公益时报》：你刚刚提到公益“出圈”，那么99公益日六年以来对公益行业以外的群体起到的影响有多大，你是否有所观察？

    师曾志：我觉得，最重要是让行业外的群体认识到了公益的理念，知晓公益在社会上存在的意义。如企业等各类组织机构，越来越多地愿意自发从事公益，而个人则越来越觉得公益是一种自我选择、一种人生活方式。我们一直说社会是“有机团结”（与“机械团结”相对，更多地强调成员的异质性和基于相互依赖，而非基于集体意识）的，而通过99公益日这样一个活动，我们看到了社会的能动性，人们靠情感、靠彼此的认同与信任，表达了帮助他人的意愿，也给了自己得到满足的可能性。

    《公益时报》：今年是慈善会系统参与99公益日的第二年，业内对此的评价褒贬不一。以徐永光为代表的的部分人士认为管办慈善改革转型融入民间，为官民合作共赢提供了条件，而反对者则认为是进一步挤占民间慈善资源。对此，你作何评价？

    师曾志：我同意徐永光的观点。

    不少人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要把公益慈善分为“官办”和“社会”，这其中隐含的意味是认为，官办的就一定办不好公益慈善，而社会组织就一定能够办好。

    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我们所谈论的公益所涉及的方面是多元的，并不简简单单止于筹款，更重要的是项目的执行，我们不能就筹款一个方面就对孰是孰非下定论。如果一个项目不违背腾讯公益的规则，全程做到了开放透明，尤其是杜绝了那种临时抓来一笔钱套取配捐的行为，而是靠自己的动员能力获得了善款，又经受住了后面对其项目执行的评估、监督，我认为这样的项目就是可以的，它达到了解决社会问题、帮助弱势人群，尤其是在政府部门之外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其意义也就达到了。

    而且从腾讯公益的角度来讲，他们也更强调的是项目公开和项目的执行力，并一直在通过平台和技术手段保证这两者的实现，如果某个机构/项目没有达到要求，最终还是要受到惩罚的。所以在我看来，要观察一个项目的整个过程，而不仅仅是筹款，不能简单化做出结论。

    《公益时报》：那么，在慈善会系统全面融入后，你认为，草根NGO需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来主动拥抱这一变化呢？

    师曾志：从传播力上来讲，草根NGO要想在筹款上跟慈善会、公募基金会等大型慈善组织平起平坐，这是不可能的，这个要求也未免太高了，但是在项目执行、项目具体落地、项目专业能力上，草根NGO有其非常好的优势发挥空间，本身这类大型慈善组织的项目落实就是要与草根NGO协同、彼此共同解决问题的。并且，这类大型组织之所以有传播力、筹款力，也是因为它们依托于各类社会组织，因为后者给它们提供了更好的项目书、项目规划，项目的执行最终也还是要落在后者身上。

    所以，我个人认为，还是要从全过程来观察公益慈善，让各个主体发挥其各自的主动性，而不要把草根NGO能“抢到”多少钱作为衡量其专业能力的标准，也不能因此说慈善会系统挤占了其他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这是非常空洞的观点。

    《公益时报》：99公益日让不少公益机构每年一大部分的精力都为这三天做准备，你对这一现象有何看法？

    师曾志：99公益日的重点之一是提升小型社会组织各方面能力。对许多小型社会组织来说，工作人员仅有个位数，其体量和能量仅能支撑其完成这么多的工作量，让它全年都去募捐，反而是让它“小马拉大车”了。所以，还是要根据各个组织的实际情况去看，才能判断集中投入这三天的精力对组织的影响是好还是不好。

    《公益时报》：你如何评价99公益日六年来对行业及全社会的影响？

    师曾志：首先，我们要尊重一个企业的自我选择。对腾讯这样一家互联网公司来说，它只是做了它想要做的公益，一定代表了它自身的价值偏好，也仅仅是整个公益慈善事业浪潮中的一朵浪花，因此就不能苛求其对整个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承担起绝对的责任。

    在腾讯的自我选择背景下，我们评价99公益日，须包含“朝内看”和“朝外看”两个方面。

    “朝内看”，公益机构通过在腾讯公益平台上运作项目，提高了其各方面的专业能力，并训练出“开眼看世界”的思维，由此，公益机构实现了“进化”。再者，腾讯公益对行业的自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

    “朝外看”，腾讯公益引导了公益的“出圈”，将公益的思想和理念传播到更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也是99公益日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这个“出圈”也许没发生在公益机构一侧，而是让更多个体和企业等组织主动理解公益、参与公益，也启发和带动了更多企业以多种新形式从事公益，从而赋予了公益更多的形式、更多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