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勇

    中  国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疫情对农民工群体造成了哪些影响？农民工家庭的特殊需求是什么？他们需要怎样的支持？

    8月30日发布的《脆弱与潜能——疫情下农民工家庭调查报告》显示，68.17%的农民工家庭表示受疫情影响明显，尤其是收入降低，生活会受到影响，困境农民工家庭较普通家庭对目前生活的满意度低，对未来生活幸福指数期望不高，也更缺少改善的信心和规划。

    经过本次疫情的影响，农民工家庭希望未来在三个方面积极改善，一是希望找到更稳定工作，更好地来支持家庭；二是希望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子女教育，希望下一代能够有更好的生活；三是更加注重个人卫生、家庭健康。

    农民工抗疫救援行动

    1月22日，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简称协作者）紧急启动“农民工抗疫救援行动”，依据社会工作专业理念与方法，依托分布于北京、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和江西农村地区的服务网络，从需求监测、信息救援、物资救援、生计救援、能力建设和政策倡导等多个角度，为困境农民工家庭提供救援服务。

    截至2020年7月31日，协作者“农民工抗疫救援行动”服务了766个困境农民工家庭，1705名成人，5007名儿童以及11所打工子弟学校提供了救援服务。

    协作者还应邀在民政部和国家卫健委组织召开的疫情防控工作会议上介绍了救援经验，将救援行动中的研究发现、服务经验和政策建议传递给政府和社会，使救援行动成为丰富社会工作介入灾害管理的实践样本。

    协作者在救援过程中对脆弱性较高的困境农民工家庭开展了动态需求监测评估，并对311个农民工家庭开展了问卷调查，围绕农民工家庭的基本情况、健康情况、社会保障、疫情信息获知情况、疫情信息识别能力、疫情心理影响、疫情对工作和生活的影响、幸福感、疫情后规划等十个方面进行调查，最终形成了《脆弱与潜能——疫情下农民工家庭调查报告》。

    作为救援行动的组成部分，协作者结合调查研究发现的困境农民工家庭的脆弱性和能力，确立了“紧急救援——政策倡导——专业支持”三位一体的行动策略与干预目标：

    一是通过个性化的紧急救援，使困境家庭得到信息知识、心理支持、防护物资和生计救援等服务，基本生存和健康安全得到保障，疫情防控意识和能力得到提升；

    二是通过公众教育和政策倡导，将该群体的需求传递给政府和社会，使更多的部门、组织和个人切实理解该群体，促进疫情防控工作更加完善和人性化；

    三是通过总结提炼本土灾害管理经验，支援其他组织和部门。

    应对风险的能力更弱

    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工群体的构成正在由单身外出务工向家庭式迁移转变，农民工家庭相对于单身打工者在城市就业与居住更加稳定，但流动成本更高，生活压力更大，应对风险的能力更弱。

    特别是因为家庭成员患有疾病、工伤职业病、丧失劳动能力、单亲等原因而深陷困境的农民工家庭，其主要劳动力普遍年龄偏大，受教育程度低，多从事短工、建筑、拾荒和小本生意等非正规就业，缺乏社会保障，同时还承担着养育子女和家庭的压力，抵御风险的能力极其脆弱，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他们的处境无疑是雪上加霜。

    报告显示，68.17%的农民工家庭主要劳动力打工月收入低于4000元，其中困境家农民工庭（81.12%）收入明显低于普通农民工家庭（57.14%），49.20%的农民工家庭存款不足以维持2个月以上的家庭生活；同时有71.38%的农民工工家庭不了解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

    报告指出，协作者通过本次救援行动发现：农民工家庭应对灾难的脆弱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物质方面的脆弱性，表现为收入低、家庭无存款、健康状况差、缺乏基本防护物资等；第二个是组织方面的脆弱性，表现为缺少来自单位、社会服务机构等正式和非正式的支持和帮助；第三个是态度方面的脆弱性，表现为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恐惧和消极，缺少儿童视角，以及灾害管理和生涯规划意识薄弱等。这些脆弱性实际上是该群体的组织、健康、劳动等权益长期缺失，在灾难时刻的集中体现。

    而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对农民工家庭的返乡返城、生活、生计、子女教育、情绪心理和未来生计及计划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由于疫情暴发于春节，处于农民工返乡的大潮，57.56%的农民工家庭比预期延迟了返城打工，其中对比新冠疫情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危机性质差异导致返城意愿更低，长期艰苦的打工环境导致外出务工信念下降，一方面是农民工家庭觉得对比起在老家的生活，在城市打工的日子太苦了，另一方面是失去了一些在城市通过打工奋斗改变命运的信心和勇气。

    而对很多离乡背井多年的农民工家庭而言，老家已经没有地可种，没有房子，没有维持生计的出路，也失去了社会关系，留在城市继续打工的农民工家庭子女教育是影响未来选择的关键因素。

    幸福指数期望不高

    随着各行各业的复工复产，虽然农民工家庭基本实现复工，但疫情防控常态化和整体经济形势对家庭生计的影响仍在持续，制造业工厂工作量减少，非正规行业的就业机会减少，农民工家庭收入减少。那么，在整体市场经济下滑，农民工家庭的生活和工作更加捉襟见肘，他们对幸福感又如何理解？

    报告显示，68.17%的农民工家庭表示受疫情影响明显，尤其是收入降低，生活会受到影响，困境农民工家庭较普通家庭对目前生活的满意度低，对未来生活幸福指数期望不高，也更缺少改善的信心和规划。31.46%的困境家庭认为现在比5年前生活更差。但他们对未来依然充满信心：在对5年后的幸福感预判上，59.43%的困境家庭认为5年后会比现在强。

    报告显示，农民工家庭对于未来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子女教育（72.67%），健康保障（44.69%），工作（33.44%）和住房（18.65%）。同时经过本次疫情的影响，农民工家庭希望未来在三个方面积极改善，一是希望找到更稳定工作，更好地来支持家庭；二是希望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子女教育，希望下一代能够有更好的生活；三是更加注重个人卫生、家庭健康。

    建立长效机制

    北京协作者中心主任李涛指出：“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流动人口。我们在该群体身上的任何服务创新和治理突破，都将惠及每个人。在农民工家庭脆弱性的背后，既有个人意识和能力的问题，也有长期的制度性缺失问题。”

    报告从制度建设、服务提升以及文化建设三个方面就建立农民工灾害管理与社会救助长效机制提出了具体建议，呼吁农民工政策与服务创新应树立“家庭视角”“儿童视角”“第三部门视角”“政社合作视角”和“三社联动视角”等，以降低农民工家庭的脆弱性，提升其可持续发展能力。

    制度建设方面，报告建议：

    第一，农民工政策制定需建立“家庭”视角。从数字化统计、政策制定和服务安排等方面，意识到农民工家庭特别是困境农民工家庭的存在与需求。

    第二，建立健全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工政策制定应有“非正规就业”视角，尤其在社会保障方面，应特别考虑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利益诉求。

    第三，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救助体系。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政策设计与落实应有“城乡一体化”视角，避免困境农民工被“悬挂”。

    第四，构建“三社联动”机制。农民工家庭政策与服务需要树立“三社联动”视角。

    第五，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三方联动机制。

    服务提升方面，报告提出：

    在灾害预防阶段，要推动社会组织和专业社会工作人才介入农民工服务；发挥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服务功能，协助困境农民工提升摆脱困境的能力；整合教育部门、社区服务部门和社会组织力量提升教育服务的供给和质量。

    在灾害救助阶段，在灾害发生时，以社区和社会组织为主导，识别困境农民工群体，从疫情防护到生活需要，做好监测和救助工作；在对农民工家庭进行紧急救助保障基本生活和医疗需求的基础上，提供必要的就业帮助，包括以工代赈等方式；在救灾政策和服务落实时，充分考虑农民工群体的多样性，增强适用性、可及性和人文关怀。

    文化建设方面，报告提出，要建立尊重、接纳、包容的社会文化；构建有利于新老市民交往的社会文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