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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着氧气面罩 她说“谢谢你的照护” 顾丽琪是云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外一科的一名医务社工。四年时间里,她见过很多患人在病房里来了又走,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刚工作不久的一位重症患者。 这位患者是乳腺癌晚期,家属表达了希望能让患者在医院里去世的期望,能够减少末期的痛苦,自愿放弃抢救,并签署了同意书。 对于丽琪来说,这是自己第一次要眼睁睁看着一个生命即将离开。 她跟着护士每天去病房探望,进一次病房,就要经历一次悲伤。因为是第一次面对,她很害怕说出来的话刺激到患者。 到了周五,心想要下周才能见到,或许再也见不到了,就在下班前再一次进到病房。 进去的时候,患者的老伴在拉着她的手哭泣。虽然是氧气面罩罩着,难以说话,但患者还是艰难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这段时间的照护。” 听到这里,丽琪转身就往外走,眼泪抑制不住地往下流。当天晚上,这位病人安详地走了。 在后来的工作中,再次面对病重患者,丽琪不再恐惧。 恐惧其实来源于自己的内心,她总怕说错话,不知道患者是否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是抱有很大期望,还是明白只可以缓解,不可以治好了。 其实患者本身会有感知,在那个时候也会变得敏感,知道自己的情况。 丽琪说:“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要去帮助患者什么,而是患者在教会我们成长。” 那个小男孩问我 “今天最美好吗?” 8年前,季颖大一,是社会工作专业的新生。四年本科下来,她进入机构,成为了全班毕业为数不多的全职社工。 1年前,她所在的乐仁乐助社会创新机构和爱佑慈善基金会合作,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落地开展医务社工的服务项目。 于是,她和另一位伙伴在2019年的儿童节在苏州开始了医务社工之旅。 社会工作者所从事的服务方向细分还是比较明确的,从社会组织培育服务到医务社工,尽管时间不算太长,季颖仍然收获了很多。 同国内所有的一线社工一样,她也常常被问到:“你是医院的志愿者吧?”“医务社工到底干嘛的?”不过,她也发现这样的情况在慢慢改善。 比如护士长非常热心地帮助她们与患儿家长之间进行沟通,一开始,会带着季颖对家长们说:“这是我们医院新来的医务社工。国外社工很普遍的,我们现在也和国际接轨啦。” 护士长的这番话,让季颖觉得自己是一个被需要的角色,虽未开始,但信心满满。 季颖遇到过一个3岁的小男孩,初见面时害羞地躲在妈妈身后,他被口罩包裹得严严实实,徘徊在游戏室门口却不敢进来。 季颖问他为什么皱着眉头,他怯生生地不敢说话。 疾病本身的疼痛、化疗药给身体带来的不适、对陌生医院的害怕和恐惧,都让孩子的心灵更加脆弱。而看到孩子的各种检查和治疗,妈妈也不忍面对。 在医院里的童馨小屋,季颖经常带着住院的患儿开展游戏和读绘本。渐渐地,当初害羞的小男孩慢慢开始和别人熟悉起来,开始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 有一天小男孩见到了季颖,问道:“今天是最美好的一天吗?” 她突然发现,经过这些天的相处,当初那个胆怯的小朋友长大了。自己为孩子们的付出,在一点一滴改变着他们,生命的温暖之处不就在于此吗? 是孩子的天使 也是家长的粘合剂 李孟燃是向日葵儿童的全职医务社工,在她所在的昆明市儿童医院,这里的小朋友们都亲切地叫她“西瓜姐姐”。 在他们眼中,西瓜姐姐总是面带笑容,带他们做好玩的游戏和有趣的手工。而对于患儿家长们来说,孟燃更是他们情绪崩溃时的一剂强心针。 孟燃经常面对来自西南边陲农村地区的患儿家庭,家长的文化水平大多是初中和小学,对于疾病的疗法,先进的药物知识等,消化起来比较吃力。 他们着急、焦虑,骂自己笨,骂自己没用。甚至因为孩子生病,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什么错事,惹到了某位菩萨,陷入无尽的反悔与自责之中,也可能被老家人指指点点,说些风凉话。 在很多病患儿家庭,爸爸需要继续工作积攒治疗费用,妈妈则辞去工作24小时在医院全职陪护。 打针、吃药、洗护、喂食,她们时常一夜一夜无法睡觉,一丁点呼吸加重和手脚翻动,就会惊扰到妈妈们脆弱的神经。 倾听,是孟燃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孩子今天的检查结果、血象问题、饮食状态、情绪感受,家长们太需要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 孟燃会从情感上给予安慰与回应,帮助家长们了解有哪些具体的资源和途径可以利用,会教他们阅读向日葵儿童制作的家长手册,学习靠谱的科普资料,以及如何主动搜索信息。 对于那些虚无缥缈的“报应”“作孽”之类的说法,孟燃会一点一点抽离这些说辞,帮助家长认识到前后没有逻辑和关联,以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去理解孩子的疾病,降低心里的负罪感和焦虑。 “一开始接触的时候,家长们都表现得很乐观积极。我们是慢慢去沟通和建立信任,才会发现他们心里真的很苦,他们才愿意去聊自己内心真正难过的东西,以及期望获得的帮助。” 那些心灵上的创伤,是医生和护士无法解决的,正是因为有了孟燃这样的角色,医院里的特殊又寻常的生活才能多增一些阳光。 “刺儿头”患者康复了 还邀请我参加婚礼 叶立志是江苏太仓市益善社工服务研究中心的发起人和运营者。他和三个同事一起负责在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社工站,为住院患者提供服务。 2017年,他们刚进入第一医院的血液肿瘤科。有一位得了多发性骨髓瘤的患者张叔,是科室头疼的对象。 一开始,张叔算是“刺儿头”,不仅各路投诉、大闹医院,还要招呼媒体来“曝光”。这样与医院的紧张关系使得对张叔的正常治疗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立志和同事们开始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他们对张叔进行了2次家访、3次病房探访,耐心和张叔及家属进行交流。不仅如此,他们还和医务人员沟通,终于解开了双方的矛盾,张叔的治疗也得以顺利进行。 这段工作关系随着结案结束了,但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并没有结束。2019年,张叔的孙女举办婚礼,立志和同事们也被邀请参加,这让他更为觉得自己的职业是值得的。 患儿爸爸退回2687.2元 他说“给更需要的人” 尹艳菲是昆明市呈贡区云加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一名医务社工。起初,这个2018年年底才注册成功的社工机构人员只有她和机构发起人杨蕾两位。除了社工本职工作,很多机构运营的常规事务也常常压在她们身上。 她曾一度负责3家医院的5个社工站管理,每个社工站对应的患者都不同,有成人患者,也有儿童患者;有个案干预,也有小组活动。“光是写不同的活动方案,就要费好多脑细胞。” 她至今还深深记得一个护士长转介过来的早产儿家庭。 看着小女儿因为自己的原因刚刚出生就住进了保温箱,患儿母亲情绪不免低落。她觉得是自己不好,让孩子遭罪,心里特别内疚。 艳菲征得其他已治愈早产儿家长的同意后,把其他早产儿的照片给她看,看着其他早产的小宝宝从800g到1400g,再到现在的2500g。 “别人的孩子也是早产儿,他们都健健康康地长大了,你的孩子也一定会健康平安地长大。”真实的例子鼓舞着患儿母亲,她的养育信心在一点点的恢复。 当然,一个专业的医务社工,除了有人文关怀的能力,也需要具备链接实际资源、帮助案主解决物质问题的能力。这个四口之家在小女儿早产后还面临着经济危机,艳菲为他们联系到了春苗基金会的救助资源,帮助他们顺利度过了这段日子。 让艳菲意想不到的是,出院后家长带着早产宝宝来找到了她,还带着一个信封,里面放着2687.2元钱。 孩子爸爸说因医保直接报销故出院的时候退了这些钱,他感谢医务社工的帮助,也希望这笔钱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家庭。 孩子离开了 社工就失败了吗? 袁瑞是厦门弘爱医院社工部的一名医务社工,她和4位同事分管着部门不同的工作。同时,她也是向日葵儿童的一名资深志愿者。 每当有朋友问:“瑞瑞,我觉得你的工作很有意义,要不我也去做社工吧,你们需要什么条件吗?”这个时候,她调侃道:那你一定要很有钱,毕竟相对于其他工作,我们是一个低收入的行业。 袁瑞运用医务社工的专业技巧和方法干预过很多住院的儿童,她印象很深刻的是一个5个月左右患有复杂性先心病的孩子。 在产检的时候,医生就告知孩子的妈妈,这个孩子可能有点问题,要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去迎接孩子的到来。 虽然这位妈妈已经有一儿一女,依然觉得这个孩子的到来是难得的缘分,而且坚定的认为这个孩子应该拥有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权利,于是毫不犹豫地把他生下来。 然而,不是所有的坚持都有圆满的回报,这个孩子和父母的缘分只有短短的五个月。在最后的时光,袁瑞从重症监护室出来,见到孩子的母亲蹲在角落里哭泣。她蹲下去陪着这位悲伤的母亲,一起回忆从怀胎十月到现在的点点滴滴。 孩子离开了,社工的个案就失败了吗?袁瑞不这么认为。失去孩子的父母无疑是极为痛苦的,要帮助父母减少离别的遗憾,带着对孩子的思念努力的生活,也是医务社工专业的一部分。 工作中面临生离死别已是不易,被误解被质疑更是家常便饭。 袁瑞也经常遇到不理解社工的患者或家属,他们以为是推销,会语气生硬地拒绝:“你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我不需要,你走开。”一开始心里是真的不太舒服,但后来也渐渐释怀。 尤其是见到孩子们经过自己干预后真的有了变化,那种成就感和喜悦足以冲淡被拒绝的尴尬和难堪。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袁瑞从没想过从事医务社工以外的工作,选择了以后也没想换过工作。这是一个社工人的情怀,也是对社工未来发展的期待。 “生命是脆弱的,正是因为这份脆弱,所以我们才会愿意彼此信任互相依靠。而当我们互相张开怀抱时,生命才会愈加地顽强和完整。” (据微信公众号“向日葵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