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周文随身带着公文包出门，包里装着灾害核实的单据、申请的文件。各地的公益伙伴到受灾现场查看，拍照、传视频，他可以迅速填写申请。“救灾贵在行动速度”。

    参与有限

    但面对灾情，公益组织常常也会觉得无力。

    菠萝救援队有队员在结束救援后往往会产生焦虑、恐慌的情绪，脑子里会重现种种救灾画面。

    而重庆市万州区青年助学志愿者协会滕长波在灾后调研中了解到，村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6月11日，重庆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三级响应。次日，滕长波进山调研，路遇一家遇灾的养兔场。

    建场的年轻人刚从浙江返乡，家里还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一场洪水，冲走了花了十余万元建的厂房和290多只兔子。滕长波到访时，厂主的父母满心委屈，“老人家哭得厉害，但是一直强调会再建，会再建。”滕长波说。

    滕长波只能将这样的场面如实记录，却不能提供更多的资助，他感到，公益组织救灾仍是集中在紧急救援及短期救助方面，“长期的经济恢复需要依赖当地政府和政策支持”。

    中国扶贫基金会灾害救援与项目管理部主任朱一存则面对另一个问题——为救灾筹的款项，今年很难筹。中国扶贫基金会在6月7日阳朔水灾后，于腾讯公益平台上线“南方水灾救援”项目，向公众筹款。依照往年经验，每年水灾筹款的公众募款预计达到600万左右，但该项目上线29天后，仅筹款29万元，不到筹款目标的三分之一。“这是往年不可想象的。”朱一存说。

    这并非孤例，据报道，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网上发起的“赈济家庭箱”项目上线2天，仅筹款2000多元，与目标金额60万元相去甚远。壹基金救灾备灾部项目主任刘圆月也在报道中表示，“社会关注度不高”。公益类垂直媒体称之为公益机构筹款额的“断崖式”下滑。

    筹款难原因种种，但筹款的缺口直接让救援资源有所限制。朱一存说，桂林洪灾后，他们第一时间提供了粮油等保障物资。

    理想中，中小型灾害后，是极佳的减防灾教育及恢复重建的介入机会，例如在灾后建设减防灾教室，设计社区减防灾项目等，或者帮助当地修建小型水渠，修复桥梁。但现在，朱一存坦言“我们参与是比较浅的”。

    参加救灾多年，周文深知“洪灾的影响是持久的”。

    6月28日，他到遭遇洪灾的荆门市钟祥市的几个乡镇调研灾情。其中有一个村子位于泄洪区，洪水来临前，村两委早已将所有人员转移，无一人伤亡，可是，田里的稻子，大棚里的蔬菜，都在洪水里泡着。村民向周文抱怨，家里的电视机、冰箱、洗衣机这些电器都泡坏了。

    周文有些发愁，疫情期间，村里的年轻人被滞留在家，迟迟未能复工，刚刚出门找到工作，又遇到家里的农田被冲毁，蔬菜大棚倒了，他觉得对村里人以及外出年轻人带来了心理打击，“就会恹恹的，很闷”。

    周文告诉记者，接下来，村两委、各级政府要忙着抢修道路，恢复水电，修通桥梁等各种设施，做更长远的灾后重建。他相信，参与灾后重建的救援队伍将“与政府互补”，救灾能够延续。（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