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4版）

    “我们最开始服务的时候，都是我们的员工设计好活动，看上去非常丰富非常好。”但青年们并不买账，他们不愿意进活动室、满院子跑，有外出活动也不好好跟随。

    后来，冯璐放手让他们自己设计活动，工作人员只做必要的支持。“你就发现没有人在（活动室）外面瞎跑了。当他的生活掌控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他没那么焦虑了，情绪也更加稳定了。”

    “你不能因为他是一个障碍者，就剥夺他的这些权利，然后美其名曰我是为了你好。”回顾支持心智障碍青年的经历，冯璐这样总结。“权利一旦还给他，他是最容易一下就能领会的，因为他得到自由了。”

    【融合】

    “谁的成长没有伤害啊？”李红感叹，当监护者选择放下过度保护和过度替代的“重担”，将选择的权利归还给孩子，并坚定地维护他们的权利，社会中也将有更多人开始选择正视和接纳。

    十六年前，在广州，曾有一位名叫戴榕的母亲带着她的儿子，一个典型的中度自闭症儿童，给学校的校长、老师、班里每个同学的家长、社区保安和公交车司机都派了一封信。

    在信中，这位母亲向所有人解释了儿子作为自闭症的特点与困难：“我很希望他能够被学校和班级接纳。如果我儿子影响和打扰了您的孩子，不管在什么时间，请第一时间联系我，我一定积极介入，但同时我也希望，您愿意引导您的孩子去接纳我的孩子。”

    她的儿子一直从普通小学读到了职业高中，今年已经23岁，依然是典型自闭症。他在社区中生活，有时会无偿帮面包店送面包，帮花店送花。他的同学还与他保持着联系，小学聚会也不忘邀请他。

    类似的尝试也正在全国各地落地。在北京南边的丰台区，冯璐和同事们自2013年开始，协助了一批又一批心智障碍者青年去往普通社区中自主生活。故事通常从一处合租房开始，几位青年拥有各自的房间，他们平时去上班或去利智活动，晚上又回到自己的小房间里，通常周末回一次父母家。

    “我们一般都是先由智力障碍的青年人‘入场’，建立良好的社区关系，自闭症青年才慢慢进入。很多智力障碍的青年人情商很高。”

    “第一次带青年人进入社区，我们的社工除了支持青年人去做社区、物业、楼门长、保安、邻居的拜访外，还会和青年人讨论在社区里看到其他人怎么打招呼。后来，我们去社区的青年人，哪怕是没有语言的，也会微笑着和他人点头。”

    入住的青年还在冯璐和同事们的协助下开始在社区里做志愿者，主动清扫老小区的卫生死角，在不同的节日邀请社区党员和居民一起做月饼、包粽子，还做了环保手工皂免费送给居民，邀请他们一起参与制作。

    “渐渐地，社区的人就看到，这些青年人其实很厉害，有自己擅长的事情。”邻居们开始放弃偏见，青年人则开始独自去社区里买菜、买米面，去下馆子顺便学习用餐礼仪，与社区的人说话、来往，学会自己管理钱，学会敲开邻居家的门请他们帮忙修东西。

    “自主生活并不是独立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没办法独立生活，都需要别人的支持。”冯璐解释。

    多年来，她通过自主生活的试验，看到了心智障碍青年身上的可能性：如果能够获得更多的参与空间，学着如何掌控自己的生活，他们也将不断学习如何与社会相处，拓展和建立自己的社会资源网。他们可以拥有更高品质的生活和人生。

    【同一个世界】

    李红不经意间踏入残障支持领域，12年来转战了不同职能和机构，始终感受着这个领域的艰辛和挑战，却再也没离开。

    留住她的不仅是因亲近而产生的感情。“残障看上去像是比较特殊化的领域，但实际上它所倡导的价值观都是主流的，都是关于你怎么去看待生命的尊严，怎么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理解什么是平等，什么是融合，什么是多元。”

    她说起戴榕给校长、老师、家长的那封信，信的最后有这样一句话：“我相信他们在一起生活长大，您的孩子也会成为一个更完美的人。”

    那所小学的校长曾在毕业晚会上特别提到戴榕的儿子。“我们学校因为有了张峻绮同学，我们这些孩子可以成为更优秀的人。他们将来无论成为市长、成为医生、成为律师、成为记者，他们都因为从小接触过这样的一个人，相比那些没有接触过的人，将来会对这个群体有更多认识，他们会更懂得去爱别人。”

    “其实不是仅仅为了这个群体。残障议题特别能放大人性的善，也容易放大人性的恶，特别能彰显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李红这样总结。

    从社会角度来看，“这些儿童他进到普通学校是他的权利还是是他的错？如果是他的权利，这个权利的保障又如何不伤害到其他儿童的受教育权利？学校的资源配置和机制有什么问题？这就反射到我们国家的资源配置，普通学校里没有懂特殊教育的老师。”

    那次关于集体活动的争论最后，李红给儿子提了一个建议：“下次集体活动分组的时候，能不能你主动跟老师举手，说你可以跟他一组？”她明白，无论是资源配置还是权利意识倡导，都不是一天或一年就能达成，但她想至少先让自己的儿子真正意识到，那位智力障碍的同学，与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

    冯璐则谈起了自己的“职业倦怠”。去年10月，她曾一度因觉得自己阻碍了机构的发展而烦恼，可没多久后，她就收到了那张索赔15万元的律师函，为此忙碌了近半年，目前仍在努力推进。

    “越是这样越要带障碍者出行。”冯璐想让更多人知道，尊重应该是互相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有这样的群体在，你就是不应该在公共场所那么大声讲话。”

    “我要感谢士明，他就是天使！他让我觉得当下有太多事情要做，我一定要留在机构。”她变得更坚定，“这根本就不是个体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障碍。我们要改变的，是这个环境。”

    （据微信公众号“世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