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竹小淳

    葛家楣第一次走进祁桂荣家中时，后者的丈夫已经几乎没有了行动的气力。2018年，上海浦东的这一对退休夫妻双双检查出癌症，随后又共同签署了遗体捐赠协议，吸引了一批本地媒体的关注。

    当时59岁的退休工人、“绿洲公益”食物银行行长葛家楣从电视台的画面中瞥见了熟悉的门洞。顺着镜头中拍到的门牌号，葛家楣当周便带领着自己的团队敲开了祁桂荣的家门。

    在当时，“绿洲公益”已开展了5年“爱心食物包”活动，只要征得对方同意，便每月为需要食物的家庭提供价值120元的食物包。除了最基础的油米以外，还包括各家企业捐赠的其他食物，以帮助一些家庭节省开支，用于医疗等更需要的地方。

    祁桂荣对于他们的到访颇感意外——虽然已经接受了政府和社区的帮助，“绿洲公益”是第一个“找上门来”的公益组织。葛家楣回忆，当时祁桂荣床榻上的丈夫虽然精神不好，但仍“很高兴”，“没有想到除了政府和社区之外，还会有其他人来帮助我们”。

    生在上海却难求温饱的人

    除了祁桂荣，“绿洲公益”的捐助名单上还有原因各有不同、但困境十分相似的数百个家庭。

    病痛、意外伤残、亲人早逝，“绿洲公益”的绝大多数受助者遭遇过迎面而来的厄运，或至今仍在漩涡中挣扎求存。食物包最早的受益人之一朱叔是一位癌症患者，确诊不久又遭遇失业，妻子也在这一系列打击下离去。依靠着食物包，朱叔当时初二的儿子今年已完成学业，即将开始工作，但朱叔的健康状况却在此时骤然恶化。“眼看孩子大专要毕业工作了，心里的事要放下了，身体一下子就不好了。”

    失独家庭的情况则尤为揪心，其中一户的儿子成年不久就不知所踪，“小孩到外国去，想挣钞票，死在外面了。哪里死、怎么死的都不晓得，也没赔到钱，二十多岁年纪，就死在外面了”。被留下的父母如今已经白发苍苍。

    “现在随着贫富差距的加大，人们对贫困也认知得越来越深刻。”“绿洲公益”创始人李冰感叹。十几年前，不少人对于生活在城市、尤其是在上海，却仍需要食物接济的人感到不解，认为他们或懒或贪。“现在大家越来越理解到了，他们只是真的无法拥有。”

    让食物被更好地食用

    作为中国唯一被世界食物银行认证的分支机构，爱心食物包背后的“绿洲公益”数年来践行着一个听起来非常直白的理念：让更多食物被更好地食用。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显示，全球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食物在上桌前就已被丢弃，造成巨大资源浪费和垃圾处理压力。而与此同时，超九分之一的人口每晚爬上床时仍旧腹中空空。

    “一方面有很多食物被浪费，一方面很多人吃不饱饭，把本来会被浪费的食物给到原本吃不上的人手中，就是我们做的事情。”理科生出身的李冰用手在空中简单地比划了一个环。

    “绿洲公益”是食物银行模式在中国大陆的本土化尝试。目前，它主要接受企业捐助，多为临近保质期限或卖相有瑕疵、难以卖出好价钱的食物。“绿洲公益”的年报中对这些收集来的食物用了“抢救”二字：截至2018年底，食物银行抢救了462吨即将被浪费的食物，分发给了43万人次。

    与此同时，上海每天要销毁1200吨有机垃圾，其中大多数是食物。

    “并不是所有过了销售日期的食物都一定要被扔掉。”李冰说。在环保主义盛行的欧洲，有不少关于食物食用与保质期限的指导，食物银行也为大众所普遍接受，但在中国，这样的尝试才刚刚起步。

    在塘桥街道分发点背后的仓库中，除了粮油米面，货架上还整整齐齐地码着进口风干果脯、金枪鱼罐头以及日式零食。原则上，“绿洲公益”鼓励企业捐赠的是临期食物，而临期还未销售出的包装食品往往多种多样，所以食物包里的品类也颇为混搭。

    截至2020年初，与“绿洲公益”有长期合作关系的200余家捐助企业中大部分是外资企业，2018年春节，“绿洲公益”成为世界食物银行认证分支机构之一，此后找上门来的企业变得越来越多。“刚开始做那阵子一年大约能收到20吨左右的食物，现在有200多吨了。”但这仍不足国际食物银行平均受赠食物体量的五分之一。

    “企业害怕”

    是什么阻碍了食物银行在中国的本土化？“很多捐赠者并不希望告知外界他们有做这样的捐赠行为。”李冰和葛家楣都在采访中提道，“企业害怕。”

    大部分普通人并不了解什么叫做临期食物，而捐赠食物的企业可能会面临公众指责。“我们接触下来的这些企业都非常害怕，很大一部分，他们怕出错。”

    约定每月送出的价值120元的食物包，其实际价值往往达到200元上下，为了最大可能规避风险，企业通常选择的都是保质期较长，容易长期存放的品类。

    也有企业提出替代方案：匿名捐赠，他们希望公益机构可以建立一个中心，把所捐赠的食物重新包装、去品牌化、不再让人知道食物来自于什么企业。李冰理解企业的顾虑，但这对于资金人力都不充足的民间公益机构来说并不现实。

    除了社区的低收入居民外，绿洲食物银行也对接一些外来务工子弟学校和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为孩子们提供食品和教具。

    事实上，“绿洲公益”对于企业捐赠者早有详细的审批流程，除食品安全外，操作卫生、员工健康、运输贮藏过程也都是关键指标，已能够有效控制住风险，只是企业的困境存在于另一个层面。在这方面，提高公众认知度、加大法律层面对企业捐赠行为的鼓励支持措施，或许是解决问题的希望所在。

    投身于“小确幸”的人

    联系企业捐赠、核对日期和品质、整理食物、发放给受助者……这些事情不大，要日复一日地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在国内“首家食物银行”的名声背后，已经很少有人意识到“绿洲公益”其实是一家环境保护机构，还是上海第一家经民政局批准并正式注册的民间环保组织。

    研究生毕业以后，李冰进入一家关注动物保护的国际公益组织，专注于东北虎保护研究。此后几年，家庭原因使得李冰选择离开，又全职投身于自己创立的“绿洲公益”。

    “一开始绿洲公益关注的是环保领域，这也和我之前做东北虎保护算是一脉相承。我们做过小水域的生态治理、做过田地小农场有机化、也做过低碳城市，但是做到后面就会面临一些不知道如何突破的困境。”李冰回忆，“2013年底至2014年，我们听说了这样的一种形式在香港得到认可，就开始在长寿路社区做一个惜食分享的项目，开始收集和分发食物。后来受到邀请去美国参加了正式的培训，意识到分享食物也可以做得很专业。”

    “其实我们一直的理念都是从环保出发。”李冰说，“我们不是专门的扶贫机构，只是在环保的基础上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这不是更好么？”

    在李冰看来，食物银行帮助了很多需要帮助到的人，这就够了。“每天来领一份食物可能就是他们生活中的小确幸，是生活里推动他每天开开心心的一件事情。甚至可能他在很困难的时候、快要走上绝路的时候，这一点点帮助可能就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一点点日常的、持续的关爱感，可能会成为不少人生活中的一个“盼头”。

    “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李冰这样形容自己，“只要有人可以捐，有人愿意拿，这个事情就可以持续地做下去。”

    直到2020年过年前，葛家楣的手机仍旧不时收到来自祁桂荣的信息。“有时候真的觉得活不下去了。”祁桂荣这样写道。葛家楣很了解，这是病情又反复了。两年前，在“绿洲公益”介入的几个月后，祁桂荣的丈夫便去世了，留下她一个人继续与癌症抗争。

    “她是一个很开朗，很爱说的人。做治疗也就是自己背个包就去了。”葛家楣说。在发来那条信息之后一个月，祁桂荣也告别了人世。

    疫情中的“危”与“机”

    2020年，由于疫情与随之而来的经济冲击，原本并不引人注意的食物银行在全球各地都登上了媒体版面，一面是骤增的失业人群突然涌向食物银行的申领窗口，另一面则是香港、加拿大和美国多家食物银行因捐赠不足、供应链断裂而陷入困境，也有不少食物银行因疫情防控的原因被迫关闭。

    危机之中，美欧多地出现企业主将自己的营业场地出让给食物银行进行分发和储存物资的新闻，维护食物银行，在许多国家正在成为人们维护自己坠落时最后一道“安全网”的共同努力。

    因为食物包早在年前就已发放到了受助者手中，疫情没有对“绿洲公益”的活动造成太大影响。在战疫最为焦灼的时候，也有不少企业联系李冰，希望可以向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区捐赠食品物资。“食物成吨成吨地来。”李冰说。但当地社区管制、加上物流运输不便以及后期物资紧张局面得到缓解，“绿洲公益”的尝试未能成功。

    2月初开始，“绿洲公益”恢复了日常的蔬菜发放，食物包的供应也恢复了正常。“事实上，疫情后期开始，我们收到的食物和资金援助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往年同期水准。一方面疫情期间有一些食物库存的积压，另一方面通过这次疫情，也许也让更多人意识到了社会责任的重要。”

    目前，除了继续之前的正常运营，“绿洲公益”还在寻求一些新的合作可能，比如将食物包派往更为贫困需要帮助的其他地区，与企业合作打包食物活动，以及最近正在策划与农场合作的“丑食”分享。

    分享冰箱活动也在稳步扩展中，今年在上海预期能从20多个冰箱点扩展到50个左右，还会在广州花都区开始试点。

    也许，还要买辆车。李冰说，她想要做一个移动的食物银行，只是仍然缺人。“现在所有人都在满负荷运作了，人手太紧张。希望可以能找到愿意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人。”

    （据微信公众号“世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