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英男

    前几年，在网上发如何帮助企业做环境整改的信息总会引来攻击和辱骂——比起“改进”，人们更愿意相信这是在帮助污染企业弄虚作假。

    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少，“过去人们一提环境污染就很激进，现在好多了，我们不想把企业一棒子打死，而是帮助他们整改。”福建省绿行者环境保护公益中心总干事璇芷总结。

    投入环保领域12年后，这位曾经极度在乎形象的前电视台记者，已经习惯于T恤、牛仔裤的“混搭”，只有那份干练敏锐的气质始终不改。

    “你这个骗子！”

    2003年，还在福州大学物理信息工程读大二的璇芷进入福建省电视台，成为新闻频道一名实习记者。几乎每天，她扛着摄像机走街串巷、上山下乡，哪里有线索就奔向哪里。

    21世纪初，各类工业企业大批在沿海出现，水量充沛、生产成本低廉的福建农村成为众多企业瞄准的建厂地，同时，地方政府需要经济发展、整个社会环境意识不强等原因，也都为这些企业提供了野蛮生长的空间。

    2006年的一个秋天，璇芷接到“线人”电话：有村民要提供水污染事件线索。在电视台一个经常跟“线人”见面的铁栅栏边，璇芷见到二十几个面容苍老的农民，一只只手伸过栅栏，拿着各种材料。

    “我们不识字，听说要材料，花钱让商铺里的人按我们说的打的字。”璇芷接过一个村民的材料，在一段表意不清的文字下面，看到一片歪歪扭扭的签名，有的签名上有红手印。

    “为什么有的名字没按手印？”璇芷随口问。

    对面的人要回那张纸，另一些人几乎同时把手指放在嘴里咬破，纸在众人手中一一传过，一个个新手印按上，血迹殷红。

    璇芷被震撼，答道：“好！我帮你们！”

    听到这话，对面一个村民突然跪了下来，然后，两个、三个、四个，所有人都跪了下来，因为隔着栅栏，璇芷没办法扶起他们，吓得只能挥手跳开。

    由于村民提供的信息混乱无序，回到台里，璇芷自己展开调查，她每天都会接到村民很多个电话，唯一的问题就是事件到底能不能上电视。调查不断深入，璇芷还是没能给出确定的消息，村民的耐心在慢慢消失。

    由于事件客观证据不充分，璇芷在一周多的调研后最终判断这个线索无法报道，在电话中告知结果后，璇芷听到电话那边村民的怒吼：“你这个骗子！”

    让跪着的人站起来

    从2003年实习到2006年正式成为福建省电视台记者，璇芷手上接到无数起环境污染线索，其中，能搞清原委得到解决的，不足十之一二。

    从实习时起，因为接到的环境投诉多，璇芷一直在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以下简称“绿家园”）当志愿者。几年下来，她不仅结识了大批专家学者，也逐渐理解了环境领域的各种知识和术语。

    她发现，对于专业内容，“从零开始”并没有想象中难，有时她也会想：如果村民能懂环境知识，事情就不会发展到无法逆转，甚至彼此对抗的状态。

    当传统渠道越来越力不从心，焦虑的璇芷似乎发现了一条新路：“我恐怕不能救治病人，但环境问题，我应该可以做些事。”

    2007年中，尽管没明确最后的职业选择，璇芷还是辞职了。“我想找一条能让自己义无反顾的、有价值的道路。”

    尽管还没想好职业规划，但辞职后的她，直接以志愿者身份一头扎进了绿家园，终于有机会去探索当初思考过的新路径，“家乡守护者计划”由此而生：在村里建环境自救站，培训村民掌握环境知识，教会他们如何进行环境监测和监督，以及如何跟各方沟通，最终，让村民自己成为家乡的守护者。

    2008年10月，绿家园的第一个环境自救站在福州市马尾区长安村成立。

    长安村位于闽江入海口附近，村子附近几家工厂每天会排放带着恶臭味的气体，村民家一年有八个月时间不能开窗，生活苦不堪言。

    璇芷每周带着环保专家和业内人士来给村民做培训，村民知道培训内容跟自身利益相关，参与热情很高，而附近的污染企业，每次听说绿家园要来培训都会停产。

    一年后，在“成长起来的村民们”的监督举报中，村里的污染企业陆续停产、搬迁。三年后，长安村环境自救站开始自我运营，村民不但自己组织开展环保活动、建立环境监督小分队，还到附近村子去宣传，附近村看到长安村污染事件的解决，也纷纷效仿。

    2017年，璇芷入选培养公益领域领导型人才的“银杏伙伴计划”，银杏基金会一位顾问评价璇芷：“她让跪着的人站了起来。”

    截至2019年底，“家乡守护者”总人数已超过2000人。绿家园从过去由学者、专家、政府官员自上而下的环保行动机构，逐渐变成扎根大地，由乡村家乡守护者们自下而上形成的环境防护网。

    “很多守护者比我还专业，五六十岁的农村大爷，给他一本环评报告，人家翻开就能给你讲，还能给你划重点。”璇芷很骄傲。

    环保“玩法”升级

    “家乡守护者”项目启动后，迅速在福建全省建立起专业的村民志愿者队伍，深受村民欢迎，也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村民监督企业”仍然属于在环境污染链下游解决问题，如何从源头做起，让企业更好地承担环境保护责任，落实环境风险控制，确保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璇芷动起了脑筋。

    2008年的一次会议中，璇芷第一次听说了“赤道原则”的概念。采用“赤道原则”的银行，会在其贷款、投资项目评估时，更明确地将项目的社会、环境影响和风险纳入考核范围。

    璇芷发现，其时，中国的金融机构在提供贷款时，更多地还是考察企业本身的业务是否有发展能力，防止出现无法还贷的风险，而并没有考虑到环境影响因素，这就造成很多污染企业可以仅凭市场业绩表现获得持续发展或扩张的资金支持，造成更多更大规模的环境问题。如何推动资本“向绿”？这是她想做的事。

    2012年，璇芷被理事会任命为机构总干事，也在这一年，她开始尝试在中国推进“绿色信贷”项目：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拒绝给有重大污染问题的企业提供贷款，迫使有环境风险企业进行整改。

    说服团队和合作伙伴共同改变工作组织方式，全力投入新的方向，这一过程并不容易，但璇芷终究做到了。项目团队从“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和各省市区的“重点监控企业名单”下手，对这些企业逐一进行信息收集、整理、清洗、分析，然后整理出福建省内的污染企业名单。

    企业名单只是第一步，最关键的还是说服金融机构接受新的风险标准。

    “有些回邮件表示知道这个事情了，但我们做不了，有些说我会转达，但你再问转达到哪个部门，对方就会告诉你这是商业机密。然后就没有下文了，更多的是没有任何回复。”璇芷说。

    最终，通过上门沟通，总部在福州的兴业银行接过了绿家园抛来的橄榄枝。2012年底，双方启动“绿色信贷”合作，由绿家园向兴业银行提供企业信用名单，银行参考名单上的环境风险级别来决定哪些企业可以获得贷款、哪些不能。

    “绿色信贷”如一记重拳，让有环境问题的企业难以发展和扩张。甚至有企业曾因为贷不到款，法人带着办公室主任闯进绿家园，坐下不走并扬言要跳楼。

    推动资本“向绿”

    为集中精力投入“绿色信贷”实践，2014年10月，璇芷从相对较成熟的环境守护者培养项目中离开，往环境保护的上游环节继续探索，希望撬动更多的金融机构和企业践行社会和环境责任。离开绿家园的她，创建了一家全新的机构——福建省绿行者环境保护公益中心（以下简称“绿行者”）。

    如何进行田野调查，与企业和老百姓对话？带着这些多年一线调研培养出来的能力，璇芷为绿行者定下了一个更具野心的方向：除在线上进行公开环境信息的收集外，绿行者还继承“守护者”一线调研的“基因”，从福建奔赴全国，与当地机构合作调研、收集数据，再对线上线下、官方与民间的所有信息与反馈，进行聚合和深度分析，最终产出金融机构能快速应用的公共产品。

    截至2019年，从政府公开的信息及环保局反馈等官方渠道，绿行者的平台已聚合整理全国超过40万家企业的环境表现，并结合5万家企业环境信息与超过1500次线下调研结果，将其分类评为绿、白、黄、红、黑五级，最终形成《企业环境风险预警名单》。

    利用这些名单，环保机构可以有针对性的定位到需要关注的企业，政府可以参考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名单，公众可以了解企业环境表现情况并加强监督，金融机构可以作为风险参考，企业则可提高有针对性的管控工作。

    在璇芷看来，如果说绿家园核心是“育人”和赋能于普通民众，绿行者则更像一个民众与金融机构的“接口”，以金融机构所熟悉的“数据”“风险评估”为对话语言，不断向金融机构播放来自环境与社会的声音，推动资本向绿，推动企业更好地承担环境责任。

    璇芷觉得，跟刚开始做环保相比，整个社会对于“环境保护”的认知和“玩法”都在不断升级。过去一提到环境污染和保护，大家不免激进，而现在，随着支持政策的出台、污染信息公开的加强，她进行了12年的事业，正往更理性、系统的层面进化。

    现在，璇芷不时还会遭遇一些企业的敌视、一些金融机构的冷眼，这些机构更多是遭遇实际风险后，才开始重视来自环境与社会的声音。但手握更多“武器”的她，比当初那个扛着摄像机、一心想着如何曝光污染企业的女孩，多了一份笃定。“我们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一棒子打死企业，而是希望大家可以看清问题，一起坐下来研究如何整改，如何安全规范地发展。”

    “做事业这个过程很孤独，就像攀爬一座又一座的险峰，你旁侧无路，后是悬崖，你没得选，唯有继续往前。”

    （据微信公众号“世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