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何

    乡村发展，能否等同于乡村经济发展？近年来，这个问题正在越来越多地引起关注。城市化大势所趋的背后，乡村正在流失的远远不仅是劳动力与人口数量。乡村该往何处去？一转身离开的家乡，是否注定成为我们回不去的远方？

    有人偏不信邪。

    2013年，林炉生决定离开北京，离开高校，回到自己的家乡——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内龙村。这个决定改变了他，也改变了家乡的命运。

    被改变的村庄

    今天，内龙村是青山环抱中一个典型的闽南古村落，青枣、杨桃和蜜柚遍村栽种，紫荆花与三角梅沿路盛开，来自山上的溪水穿过村庄，通过引水渠流经村里最大的建筑、老式圆土楼“陶淑楼”门前，又向着下游山谷奔去。只有百余户的小村鸡犬相闻，夜不闭户，天气好的时候，老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宗祠前的戏台旁晒太阳，总有好奇的孩子会笑着与外来的陌生面孔打招呼——他们每一个都很会说“谢谢”。

    但仅仅四年前，内龙村还是城市化大潮背后一个凋敝暗淡的影子。土楼年久失修，渐渐坍塌，村中污水横流，垃圾遍地，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赚了钱的那些回来带走了全家人，剩下的则是无法离开的老人、孩子和操持全部农活家务的妇女……

    变化起于2015年底的一天，陌生汽车在村里进进出出，带来了来自远方的建筑师，来帮忙的大学生，与一批批建筑材料。他们围着废弃的土楼打转，并不在意近旁指指点点的村民。

    从修缮土楼坍圮的外墙开始，这些陌生人修整土楼、清理河渠、拓宽道路、打扫村庄内外……

    围观他们，很快超过赌博娱乐，成了内龙村村民的主要消遣。

    工程进行了近半年，学生们走了，建筑师走了，留下修缮好的土楼。始建于两个多世纪之前的陶淑楼居于村庄正中央，与中轴线另一端的宗祠和戏台彼此呼应，仿佛一只凝视着村庄的古老眼睛。

    但真正的变化，或许是从这一刻才刚刚开始。

    几个此前并不起眼的村中妇女自愿组成了一个义工小组，开始挨家挨户地收卫生费，起初收上来的钱不够雇人清扫，她们就自己动手，打扫村中一塌糊涂的道路与河渠。

    她们是村中的媳妇、女儿，也是母亲——大学生们重修土楼的那几个月，她们都曾抱着孩子远远地观望过。

    空置的原村小学教室里，开办了停学七年的幼儿班。

    曾经无人问津的土楼，也办起了“陶淑书院”与小小图书馆，一批又一批的外来志愿者成了这里的老师，带来村民们闻所未闻的种种学问——他们来自厦门、台湾、上海，甚至美国、英国和非洲，许多人不会讲闽南话，还有些连中文也听不懂，但不同的语言没有妨碍内龙村的孩子们在他们离开时哭红了眼睛。

    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个曾经走出家乡，又选择回到家乡的人，他的名字叫林炉生。

    带来改变的人

    1982年，林炉生出生在陶淑楼一间向阳的房间里，也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光。11年后，这个土楼里走出来的孩子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

    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一条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极不寻常的道路：在北京师范大学后勤物业部的“正常”工作只坚持了不到一年，他就与另外几个同伴一起，拿着不多的积蓄全职做了公益。

    2013年，已过而立之年的林炉生再一次重新思考了自己的方向，并萌生了回乡的念头。

    “在外做公益这么多年，可自己家乡却是一片破败……”林炉生摇摇头，这是他无法拒绝的责任。

    从求学之路到公益探索，数年闯荡给林炉生带来的是村里老乡们无法想象的眼界与资源，而当他决定回到家乡，自己儿时的旧居陶淑楼就成了他返乡的切入点。

    林炉生咨询了几个专业朋友，得出了“改造土楼完全可能”的结论，“好厝边”项目由此而生。为了陶淑楼，清华大学的建筑师来了，上海雷励中国的青少年志愿者来了，目睹他们不计回报的付出，村民对改造工程从最初的不理解到态度逐渐正面，进行到后来，几位村中的老人组成了一个村民志愿小组，成为支持陶淑楼修缮的最初本地力量。

    但在林炉生的设想里，“好厝边”并非一个建筑修复项目，而是一个社区营造项目——在闽南语里，“厝”的意思是家，“厝边”既是邻居，也是社区。

    2016年初夏，修缮后的陶淑楼开办了第一期夏令营活动，请到了澳门大学和上海纽约大学的师生来做义工老师。许多村中的孩子从未接触过外人，起初只敢在妈妈怀里抱着听课，几天后也与义工老师们玩到了一处。

    等到这一期义教活动圆满结束，林炉生在村中贴出了招募志愿者的通知。

    几个本村妇女结伴来了，娇凤、茶梅与志燕。

    “我们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志愿者’，我表弟在外面打工，我就打电话问他：‘哎，志愿者是干嘛的？’”回忆往事，茶梅圆圆的脸上有笑意，“他说：‘就是白干活，没工资拿的。’”

    “我们一想，好嘛，那就志愿者嘛，反正能帮村里一点。”五名后来被称为“五朵金花”的妇女志愿者就此走到了一起。

    土楼修好了，本地志愿者团队也有了，“清扫运动”推动了起来，夏令营、图书馆与幼儿班也纷纷启动，看上去万事俱备。

    但如果事情真的这么简单，那就好了。

    乡村社区，兴之以“术”

    说起两年前的那场危机，娇凤摇着头，有些不好意思。那是“陶淑幼儿班”办起的第二年，由于孩子少，家长们交来的学费不足以解决经费问题，第一个学期，是林炉生联系来的公益项目为幼儿班的老师支付了工资——每月1500元，可到了第二个学期开始时，林炉生告诉她们，这条路行不通。

    “公益捐款不可能持续。”林炉生说，“第一次我能开口，第二次第三次，我不能再去跟人家说，我们又没有钱了你再来捐。“

    同样的困境也出现在“清扫运动”里，没有了最初来自众筹和乐捐的启动资金，每户10元/月的卫生费要雇人打扫几乎没有可能。

    压力太大，几个志愿者边哭边商量，依然没办法决心放弃，“如果实在做不下去了，那我们几个就把它扛起来”。

    五个人召集家长开会，说服家长们把幼儿班的学费从500涨到700元，又把两位老师的工资下调到1400元。

    还有一块资金缺口怎么办？从前被陌生人看两眼都想跑掉的娇凤做出了自己也没想到的举动，她跑去村委会一坐就是一整天，又拦着乡镇下来的领导不让走，告诉村干部“你不给我解决，明天我还要来”。

    被磨得没了办法，村干部终于同意为幼儿班提供一笔资金，又承诺会资助“清扫运动”，但志愿者们担心这样的口头承诺不可靠，为了防止拖欠工资，她们分担了后三个月的卫生清扫工作。

    这样坚持了三个月后，林炉生才告诉她们，这只是他有意为之的一场考验。“如果真的没有办法了，还是会帮的嘛，不可能看着它死掉嘛。”林炉生说。那部分欠发的工资也由他补上了。

    “虽然很气他，但我也觉得我成长了。”娇凤说，从小在村里长大，对内龙村的感情是推动她做这一切的原动力，但在这之前，她从未想过自己可以如此勇敢。

    今天的娇凤是村里所有志愿工作的“一把手”，负责接待所有来往访客、组织陶淑幼儿班与国学班、领导村中的腰鼓队和广场舞，还在村中开办了“魔方加工厂”，帮助村里的老人和妇女就业。很难想象，每天忙碌于这些工作的她甚至并不识字，最初也完全不会讲普通话。

    “现在微信用得多了，简单的可以（读懂），比较难的不太行。”娇凤说，她的微信通讯录里躺着来自五湖四海的一串串名字。

    乡村社区，求之以“道”

    身在福建，又守着一栋始建于清代的土楼，林炉生并不希望家乡像一些附近村庄一样，走依靠政府拨款发展特色产业，或发掘人文资源开展旅游业的旧路。“有些事情不是有钱就可以，问题不是拿到钱，而是怎么用好。”

    他举了村庄“清扫运动”的例子。“你每个月花一笔钱，他们会觉得：‘哦，那这个就该是你去扫，就该是你去做。’茶梅她们最开始就被以为是拿了工资，因为‘没有人雇你的话，你为什么来做这个？’”林炉生说，“就有人往地上扔个什么，然后喊她们：‘哎，这里来扫一下’。”

    这不是林炉生想要的。

    同样警示他的还有来自全世界的无数例子：公益组织出资推动的村庄发展项目多半会在资金中断以后随之停摆；许多村民挣到钱以后的第一反应是举家搬迁；市场化大潮中富裕起来的村庄，村民间因经济利益冲突而爆发的矛盾也随处可见，更何况依靠外部资金注入和一时的市场新鲜感，对于大多数村庄的发展而言始终不是长久之计。

    林炉生想要的是来自内部的改变。从“好厝边”启动开始，林炉生始终在尝试以身作则地带动更多人，他相信总会有人被他人的付出感动，进而改变自己。

    虽然看似理想主义，但这条不同寻常的自我探寻之路的确已经改变了内龙村：短短四年，维护村庄环境已经成为村民共识，加入志愿者工作的村民越来越多。两位从志愿者队伍中走出来的村民，在今年进入了村两委班子，原本只读到初中就被迫辍学的茶梅，如今已经自考到大专……

    去年，林炉生曾在介绍内龙村发展情况的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需要的是内力、外力与政府力的协同合一，而内龙村，无疑正是村庄内生力量得到充分发掘的典型例子。

    尾声

    仍有许许多多的困难，内龙村的发展已进入深水区，更多的变化需要的是政策、机制、更广意义上的社会氛围等等多方面的突破，体现在实际运转中，就是各方面需要的资源依然难以取得。

    而林炉生关注的，更多是这其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身在政府体制外的“返乡人才”难有空间与本地基层干部实现密切协作，与此同时，政府下拨的扶植资金有时又缺乏必要的弹性。

    “政府理解的群众需求，和老百姓的真实需求有时候不太一样。”林炉生说，“但老百姓不理解这些，他们不知道这些钱是指定了用途的，就觉得为什么政府部门有钱乱花。”许多基层矛盾由此而生。

    所有上级政府资源集中在村两委的现状，则导致一方面本地村民参与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外来助力也无从着手：“如果村两委不给力，那就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想遇到这个问题的人应该不止我一个。”

    2019年，从志愿者队伍里走出来的村民林志福在竞选中当选了内龙村党支部副书记，这或许是新的改变的开始，但路的终点有什么仍未可知。

    林炉生直言，他还难以设想内龙村几年后的样子，或许原地踏步，也或许焕然一新。

    但可以确定的是，下一个春天将有更多的村庄迎来它们的变化契机，土楼修缮正在走向其他村镇，陶淑书院的运作模式将落地隔壁的下洞村，娇凤和她的伙伴们也盘算着更远处的乡村“清扫运动”……

    （据微信公众号“世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