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晓平

    清末，省港地区先后于1894年、1900年暴发大规模鼠疫，死亡人数超过10万人。当时政府的行政力量薄弱、财政资源有限，民间慈善机构挺身而出，肩负起抗疫重任：配制派发丸药、广泛印行抗疫药方、设立隔离棚厂收治病人、组织消毒，达到一定的抗疫效果。广州爱育善堂更是打破畛域之分，促成地方政府改变禁令，大规模接纳香港病人回省就医，展示出“大爱无疆”的人道主义精神。广州方便医院也在抗疫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逐渐成为民间慈善主力。

    挺身抗疫，厥功甚伟

    清末流行于岭南地区的腺鼠疫，自云南边境地区暴发后，沿着商路经北海传播到香港、广州，再传染至省内城镇乡村。这与当时城市化加速、轮船航运兴起、人口流动规模扩大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典型的鼠疫症状，是在腹沟、腋下等处出现肿块，伴有发烧、昏迷等症状，若本身健康状况不佳未及时救治，两三天内即会身亡。

    1879-1890年间，广州及其附近已有疑似鼠疫病例出现，但大规模的暴发则是在1894年。1月16日，广州博济医院女医生赖玛西前往王将军府邸为其儿媳诊病，发现其腹沟有肿块，此为广州城内经西医确诊的第一例，随后这个妇女经过治疗痊愈，但其他市民却没有这么幸运。

    从3月1日开始，陆续有报纸报道出现疫情。4月中下旬，大南路附近的南胜里出现了大批感染者，疫情随即向周边扩散，商业繁盛的西关成为重灾区。到6月份，广州已有4万余人死于鼠疫，高峰期每天有四五百人死亡。据估计，这一年因鼠疫致死者约有7万人，以广州总人口100万计算，这个比例十分惊人。

    但两广总督李瀚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竟绝口不提疫情，同时也没有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地方官员无所作为，广州民间慈善人士及慈善团体则挺身而出，捐资舍药，设立救助场所救治民众。

    省港鼠疫第二次大暴发，实际跨了1899、1900、1901三个年头。在两次鼠疫高峰期，民间慈善机构挺身而出，弥补了政府行政能力的不足，治愈不少染病者，收埋病死者以避免二次传染，厥功甚伟。

    鼠疫从云南沿着广西、粤西向东传播，粤西地区较早受到影响。廉江县名医罗汝兰根据吴宣崇手稿《治鼠疫法》，结合经典医术和本人临床经验，写成《鼠疫汇编》一书，为我国第一部治疗鼠疫的专著，颇具效验。各善堂、书局迅速将该书翻印并派发给市民，使其知悉预防、治疗方法，取得良好效果。广州爱育善堂在该书基础上，汇集专家意见，迅速刊行《急救鼠疫传染良方》。除搭建棚厂隔离治疗病人外，各善堂还组织人力物力对一些病例多发地进行了消毒处理。

    民间善堂，应时而生

    在万众一心抗击鼠疫过程中，原有慈善机构焕发活力，也催生了大批新的慈善机构。

    省躬草堂诞生于1894年，专为应对鼠疫而创办，位于番禺县署西面（今越秀区德政北路393号）。面对汹涌而来的时疫，番禺县署师爷潘宝善联合文士、商人，以神仙“广成子”名义发布药方，制作药茶、丸药、丹水、丹酒，免费派送或低价出售给市民。草堂也提供“神符”供给市民用以“辟邪”，还请神仙“出巡清疫”，这是传统社会应对瘟疫的举措，从科学角度看，可以看成是一种“安慰剂”，用来抚慰大众，平息惊慌情绪。

    省躬草堂弟子名中医劳守慎，对防治鼠疫素有研究，1903年出版《恶核良方释疑》一书，综合广东各医学名家的鼠疫治疗方案，提出独到见解。省躬草堂在广州服务市民数十年，1933年在香港大埔设立分堂，1953年广州总堂停止活动，大埔省躬草堂接续了广州慈善传统。

    鼠疫在1894年来袭时，广州西关绅士刘学询以兼善堂名义捐资在黄沙江边设立“施医养病所”，搭盖棚厂收治病人。他选择这个地点费了不少心思，一是当时还属于偏僻地带，人烟稀少，便于隔离；二是靠近珠江，病人可以用船送达。入住病人凡家境贫寒者，医药费全免；若不幸病亡，由兼善堂代为殓葬，以杜绝二次传染。搭盖棚厂集中收治的方式也起到隔离病人、避免传播的作用。同时，兼善堂每天公布痊愈、病故、施棺明细人数，管理颇为完善。从6月1日至7月2日一个月内，收容就医男女共1050名，痊愈者301名，病故棺葬者596名，留医者153名。到7月下旬，兼善堂已收治数千人。

    润身社原是一家文人结社，成立于1869年。1884年鼠疫流行时，病人多无钱医治，东关汛一带死亡枕籍。原籍广州的澳门商人曹雨亭捐资购置大屋作为堂址，提供给润身社向百姓施医赠药。该社应民众所求，扩大征集会员，改组为“润身善社”，聘请医生驻堂坐诊。润身善社从此声名鹊起，到1906年跻身广州“九大善堂”行列。

    方便医院，至今行医

    广州方便医院，是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1894年为治疗鼠疫而创办。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这家医疗机构垂爱人间，救治无数伤患，体现了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

    广州原有城北方便所，位于三眼井（今应元路北面），既为市民提供简易治疗，也收殓一些无主尸体。1894年鼠疫大流行时，绅士吴玉阶等发起成立城西方便所，收留疫症病人，但经费拮据，只能勉力维持。1900年，第二波鼠疫高峰来临，著名慈善家陈惠普见这家机构缺乏经费，遂召集广济医院、爱育善堂、崇正善堂等同仁开会，决定由全市七十二行商人实施持续捐助，为城西方便所兴建房舍一百多间。1901年，改称城西方便医院，后将城北方便所并入，改名为广州方便医院。

    广州方便医院“一闻灾即赴救，不避艰险，不计日夜，不论远近，不避时疫，亲理患者，亲济灾民”。医院规定董事（高层负责人）必须站在第一线执行最危险的任务，以此激励医务人员不避艰险、奋勇救人。方便医院慈悲为怀，免除病人就医费用，殓葬病死者；同时还担负起收治港澳回穗病人的重任。据统计，两次鼠疫高峰时期，方便医院收治病人达到万人以上。

    为应对十分凶险的疫情，1901年方便医院聘请名医梁龙章坐镇。梁龙章从1894年开始就深入研究用中药治疗鼠疫的方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写成《辨证求真》一书，被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沈敦和誉为“专治鼠疫之无上宝筏”。

    广州方便医院以其出色表现，获海内外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并获大量捐款，到民国时期成为广州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1953年，方便医院与市立医院合并为广州市人民医院，次年改称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穗港情深，中医治疫

    1894年省港鼠疫大暴发后，香港于5月10日被宣布为“疫埠”（疫区），广东省当局随之发布禁令，不准香港病人越境到广东治疗。广州爱育善堂与香港东华医院联系后，即向省级官员建议取消禁令，获得同意。爱育善堂与港方协商后达成一致意见：1.东华医院要将病人送往省城，须得本人同意；2.准备前往广州的病人，要有医生许可；3.准备离开的病人要向警察备案；4.载运病人到广州的船只，须将病人坐卧之处妥善遮盖，准备好食物、药物才能开行。随后，东华医院分批将香港病人送到广州由方便医院收治。

    香港病人急于回到广州治疗，有两个原因：一是此时的西医尚缺乏鼠疫有效疗法，但中医验方确有一定的治愈率，医生认为传统医药可治愈约五分之一的鼠疫病人；二是香港政府规定，疫症病人身后必须进行尸体解剖，这是当时的人们所无法接受的。

    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承认，当时西医学面对鼠疫束手无策：“这个疾病可怕的死亡率无法让任何一种医疗方法显示它的优越性。而本土医生常宣称他们的疗法与欧洲医生的疗法同样有效，甚至更有效。”女医生赖玛西注意到，本土医生有时会医好鼠疫病人，一个鼠疫女病人服了熊胆的药物后痊愈；她也注意到，本地医生认为传统医药可治愈约五分之一的鼠疫病人。广州居民在面对这场大疫灾时，对本土医药更具信心，这也是鼠疫高峰期大批香港居民涌回广州的原因之一。

    流行病的发生不只是生物学、医学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清末鼠疫暴发后，各界均有一定程度的反省，政府也认识到自身局限，更多地依靠民间慈善机构来具体实施抗疫工作。瘟疫一方面造成了惨痛的后果；另一方面则让民间社会得到发育、成长和锻炼，有能力应付下一次的灾难。每一次瘟疫流行，都是总结经验教训、促进社会进步的机会，不能让鲜活的生命白白牺牲。

    （据《善城》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