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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内容
2020年04月14日 星期二上一期下一期
回访疫情下的武汉公益机构:
我们期待活下来,然后被看见

    疫情期间,为先社工志愿者到医院为艾滋病患者代领药物

    针对武汉市心智障碍儿童在疫情期间无法持续进行康复训练和特殊教育等问题,爱特中心发起了“云端有爱,线上无碍”项目。图为孩子在家长陪伴下接受一对一线上康复指导课程

    为帮助孩子们更好地适应网上教学,创益无限志愿者服务中心推出了一对一线上辅导

    为先社工在疫情期间发起的筹款项目

    ■ 本报记者 皮磊

    4月8日零时起,武汉市正式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有序恢复对外交通。这也意味着,经过76天的不懈努力后,被按下暂停键的武汉及湖北全省正式重启,人们的生活也在逐步恢复正常。

    两个月前,当疫情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候,我们采访了湖北省及武汉市的几家社会组织(见本报2020年2月11日9版报道),了解了疫情给他们的正常运作带来的巨大压力,如项目无法正常开展、线下线上模式转变、财务情况不容乐观……

    如今两个月过去了,这些机构的运作情况怎样,是否已逐步恢复正常?在目前武汉市乃至整个湖北省外松内紧的防控形态下,他们此前遇到的困境是否有所缓解?受疫情影响机构未来是否会考虑转型……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回访了几家武汉市的公益机构,也希望能够有更多人共同关注他们今后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不知道还能支撑多久

    “现在机构的压力更大了,我们也不知道还能扛多久。”

    距离上次采访已经过去两个多月,武汉市江岸区爱特特殊儿童教育培训中心(以下简称“爱特中心”)目前依旧没有恢复正常运作。该中心主任胡弘告诉记者,虽然目前武汉已经解封,但社区层面的管控越来越严格,无症状感染者的出现加剧了人们对病毒的恐惧。

    此外,根据湖北省相关文件,类似他们这样的特殊儿童教育机构不得早于托幼机构复工,而托幼机构何时能够开学也还是个未知数。这也就意味着,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爱特中心不得不继续开展线上服务。

    一个现实问题是,开展针对特殊儿童及其家庭的线上服务,机构并未向家长收取任何费用。此外,政府以往对0至14岁残疾儿童的补助目前也没到位,所有的运营成本,如机构房租、人员薪酬、教师课程补助等,都由机构自身承担。

    胡弘告诉记者,她在和其他机构交流的过程中了解到,不少机构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今后该怎么办,感觉快要撑不下去了。为渡过难关,武汉八家助残机构联合起来在支付宝公益平台上线了筹款项目,筹款目标为100万元,但截至目前只筹得30余万元。“我们希望将现在的服务内容继续下去,但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我们能够为孩子们提供的服务特别少。”

    不同于其他孩子,特殊儿童及其家庭对于爱特中心这种民间公益机构的需求和服务依赖更为强烈。而随着疫情的发展和防控形势的日益严峻,家长们的焦虑情绪更为严重。疫情初期,在机构专业老师的帮助和安抚下,家长们还有喘息的机会,但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等待和煎熬,家长们已经无法承担如此大的压力,甚至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家长们都在等待我们开学的消息,但我们真的不敢做出任何承诺,因为我们还没得到官方的通知。”胡弘谈道,“疫情初期,我们担心的主要是会不会被感染,现在我们担心的是机构还能支撑多久。眼下我们还能开展一些线上服务,如果哪天机构不存在了,这些特殊儿童的教育该怎么办?”

    为此,胡弘及机构方面也和残联系统进行了沟通,但没有得到明确回应。在她看来,或许目前机构只能抱团取暖,“但我们更需要的,还是政府层面出台一些支持措施,单纯依靠民间力量真的是杯水车薪”。

    未来如何发展让人担忧

    与胡弘一样,武汉市武昌区首义路街创益无限志愿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创益无限志愿者服务中心”)理事长周英对机构未来的运营状况也很担忧。

    该机构主要开展社区青少年儿童教育相关项目,根据武汉市疫情防控相关要求,机构目前仍不能开展线下活动,一些线下志愿服务工作也无法正常进行。从大年初一开始,机构一直在开展线上服务。

    “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我们开展的主要是绘画、手工、绘本故事等内容,服务人数比较多。3月下旬开始,我们做了相应调整。因为当时学校已陆续开始线上复课,但很多孩子不能适应网课这种方式,加上很多家长复工复产无法兼顾孩子上课,我们就招募了80名大学生志愿者,推出了线上一对一辅导服务。”周英谈道。

    据她介绍,从疫情初期到现在,员工的工作状态并没有明显变化。“我们机构比较小,专职人员也比较少,所以目前还能支撑,但不知道能够支撑到什么时候。我们也在犹豫要不要进行筹款,以及在这种情况下筹款是不是合适。因为我们服务的是困境家庭,目前经济形势比较低迷,个人及企业都比较困难,我们担心筹款会加重爱心人士的经济负担。”

    此前,创益无限志愿者服务中心也曾得到一些基金会的资助,但大多是用于购买物资,并非用于人员薪酬或其他行政成本。这段时间,机构人员基本是不计酬劳地提供服务,运营成本则由机构承担。据了解,该机构也曾在网上申请一些支持中小型公益机构的项目,但尚未得到回应。

    事实上,在此次疫情发生之前,周英一直在思考机构转型问题。

    “疫情发生前,我们在考虑向社会企业方向转变,大致框架和产品设计基本已经做好。”周英表示,机构计划在社区推行普惠型有偿教育服务,以低廉的价格满足困境家庭的实际需求。这样不仅能够解决困境家庭的一些实际问题,机构也能有一些收入,可以招募固定的工作人员。但受疫情影响,原来的计划已被搁置。

    “在目前这种外松内紧的状态下,我们这类机构怎么转型也很困难。我们不知道何时能够恢复正常,至少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机构的收入都会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也尝试投递了一些政府采购项目和基金会的小型资助项目,但僧多粥少,把握不大。”周英谈道。

    同样面临财务难题的还有武昌区另一家机构——武昌区为先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为先社工”)。据该机构执行主任黄豪杰介绍,为应对疫情,他们开展了一些筹款活动,但仅仅能够弥补亏损的部分。“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申请备案了一些筹款项目,但一直没有成功。等备案申请下来之后,疫情的发展重心已经转移到国外,导致后续筹款不太顺利,这让我们十分担忧。”

    只有活下来才能被看见

    虽然疫情给一些中小型公益机构的发展带来不小的冲击,但仍有很多人选择坚持下去。胡弘告诉《公益时报》记者,虽然现在的形势比较困难,但大多数员工并没有产生放弃的念头,仅有一名员工因为家人担心其返回武汉后的安全问题而留在了老家。

    “疫情也给机构的发展带来一些机遇和思考。”她谈道,“之前机构的专长是做线下培训,面对面开展服务,疫情发生后我们最大的变化是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而且做得很好。今后即使线下部分恢复正常,线上部分也不会停止,这是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对机构的可持续发展非常有利。”

    为应对目前面临的困境,爱特中心特意邀请了一些专家为员工进行培训,希望充分调动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充分挖掘每个人的优势。胡弘表示,“疫情也教会了我们要学会取舍,该淘汰的就要及时淘汰。无论对于机构的发展方向和未来规划,还是个人的职业规划,这段时间都给了大家一个警醒和反思的机会,让我们能够静下来好好进行梳理。”

    而对黄豪杰来说,在经历了疫情初期的焦虑和忙乱后,目前机构的工作已经能够平稳开展,工作方式的转变也让他对今后的发展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现在我们也改变了一些策略,比如线下项目无法做,我们就尝试用线上的方式代替,并且我们也做好了长期开展线上服务的准备,今后也可能会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我们也在尝试开发一些小程序,利用一些互联网平台去替代原本的服务。”

    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政府及大众关注的重点主要是疫情防控、企业复工复产及学校复课等,一些中小型公益机构的生存困境可能还没有得到政府或外界足够重视。虽然他们的存在确实解决了部分社会问题,其提供的公益服务也确实是一种刚需,但仍需要一个被逐渐认知和接纳的过程。

    在采访最后,上述机构负责人对记者表示,目前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仍然会坚持下去。同时,他们也希望得到更多外界关注,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如果今年能够扛过去,我们相信未来会慢慢变好,因为只要活下来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