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刚到单位的时候，竟然突然间有一点点不适应，不过很快就很顺利地调整了过来。”3月10日，李想刚刚结束轮休重新回到了熟悉的工作岗位。

    李想是汉阳区洲头街建港社区党委副书记，得益于相关政策落地，作为一名武汉基层社区工作者，她在抗“疫”一线连续奋战40多天后终于获得了3天轮休，尽管与家人相处的时间难得，但是她还要时不时在线上处理一些工作。过去的一个多月，李想很少回家，即便回去，也是早出晚归，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刚刚半岁的儿子。

    社区是抗击疫情的重要防线。目前，社区的工作变得更有秩序，工作任务重点放到了小区封闭期间居民生活的保障上，与下沉干部的配合也更加默契。过去的一个多月，武汉市的基层工作者工作繁多，面临着来自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压力。

    “其实我自己心里也害怕”

    “正常的上班时间是从8点半到17点半，中午没有午休。但是这一个月来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在洪山区和平街道某社区工作的小何告诉记者，长时间的工作状态让他感到“身心俱疲”。

    对社区工作者而言，他们不仅需要长时间工作，也会担心被感染的风险。

    “有一个同事对我说，每天都是提心吊胆。我会笑着告诉他，防护工作做好，时时刻刻洗手，应该不会有问题的。但其实我自己心里也害怕，我才29岁，还没有孩子，我老婆天天担着心。我也只能安慰她没事。但其实身体有点不舒服，我就会特别慌，生怕被染上了。”小何说。

    小何告诉记者，他所工作的社区内有住户3万多人，其中包括一多低保户，两千多户公租房人员，但社区工作人员只有16人。“天天忙着接电话，排查、买药、送菜和应对居民各种各样的要求，感觉工作根本停不下来。”

    随着更多干部下沉社区和武汉市实现“应收尽收”之后，社区工作最繁重的一段时间也已经过去，现在他们将更多精力放在了封闭小区管理和居民生活保障上。

    “现在的工作状态，和之前工作内容虽然不太一样了，但是工作的强度仍然很大。我们管理的区域很大，民生保供这一块也需要耗费挺大的精力。”3月10日，武昌区徐家棚街国际城社区党委书记徐晓燕对记者表示。

    不过，她对记者坦言，在生活方面仍然面临着不小的压力。“疫情持续这么长时间，居民有情绪，我们也很理解。”徐晓燕说。

    徐晓燕告诉记者，虽然目前居民生活的基本保障已经能够较好实现，但是部分居民部分个性化的需求仍然没法完全满足。很多时候只能和他们讲道理，大部分人也是能理解现在的难处。

    不是每个居民都能理解和体谅社区工作者的工作，也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产生矛盾。

    徐晓燕坦言，“疫情期间，我们不可能让每一个人满意，我们只能朝前看，不能去在意别人的看法，不然就没法做事情了。”

    “我挺过来了”

    “疫情中，所有人都知道有困难找社区，把所有民生保障、人员生死捆绑在仅有的11个人身上，我本人一度要崩溃，可是我挺过来了，因为我知道我们是最后一道防线，我们退无可退。”徐晓燕在一封工作信中写道。

    她也会和同事彼此安慰，“熬过这段疫情，我们所有人都是生死之交，患难之交”。

    前期高强度的工作，让社区工作者无暇顾及其他。病人完成“应收尽收”之后，基层工作也变得更加人性化。

    3月4日，武汉市委组织部出台了合理安排轮休调休、加强心理干预疏导、发放武汉旅游年卡、提高年度考核优秀等次比例等九条措施，进一步激励关爱疫情防控一线社区工作者。

    同时，在“武汉微邻里”微信小程序开辟社区工作者心理咨询专区，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为社区工作人员提供心理援助，疏导心理压力。疫情结束后，武汉各区将及时组织参与疫情防控的社区工作者开展健康体检。

    “所有的社区工作人员都坚持工作。当时不是为了这些（福利），我们希望政府能够看到社区这种基层组织在疫情过程中付出的努力，能够得到认可，也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安慰。”徐晓燕说。

    徐晓燕工作的国际城社区刚刚实行了一定程度的轮休，李想刚刚结束了第一次轮休，小何则告诉记者虽然他已听说了相关政策，但目前还未落地，自己仍在等待安排。

    和每一个普通的武汉人一样，他们期待着疫情早日结束。“半岁多的孩子刚刚是学说话的时候。我想自己的孩子第一次叫出‘妈妈’的时候，我就在他的身边。”李想说。

    （据《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