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云兰

    天津历史上的瘟疫

    在天津历史上，发生过多次以霍乱、天花为主的疫病流行。据史料记载，发生在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1644年的疫情是比较早而且很严重的一次，首先北京、通州等地发生疫情，八九月间传入天津，“人染异病，十丧八九，亲友不敢相吊，俗传为探头病，谓一探头即染病而死也。”可见疫情的严重和传染性之强烈。清代天津也屡有疫情发生，道光元年（1821年），瘟疫首先在南方暴发，随后从南方流传到北方，天津从夏至后，天气暴凉，早晚需穿棉衣。到7月天气突然转热，痧症（霍乱、中暑等急症）大作，被感染者短则一两个小时就死亡，长则三五日毙命，月余时间全县死亡者数万。道光十二年（1832年），气候异常，或冷或热，痧症大作，被感染者三四日即死。到近代以后，瘟疫流行仍时有发生。咸丰十一年（1861年），天津地区先旱后涝，蝗灾盛行，26个村庄稼受损，城乡霍乱流行，万余人死于瘟疫。同治十年（1871 年），天津地区连降暴雨，海潮倒灌，河堤冲决，田舍被淹，各地难民拥入天津，栖息在寺庙民房和城上四周搭盖的席棚中。由于所施粥内掺了白矾，食用后“难民泄泻，又兼夜卧潮湿之地，数日后难民陆续病死者十之四。”同治元年（1862年）直隶顺天二省霍乱流行，天津未能幸免。“人若大便泻白水，不移时而亡。凡材厂棺木卖尽，杠房停尸，停尸逍遥床用尽，有用床板停尸者，有用秫秸编笆停尸者，上用芹菜盖尸，以避苍蝇。停尸一停三五日、六七日不等，血水流满地，皆因向邻县买材迟日之故。”“请医之人云集街巷，昼夜不断。”“人人不晓谁生谁死，人人慌恐无措，时届荷花盛时方止。”光绪四年（1878年），适值“丁戊奇荒”发生期间，也是世界霍乱第四次大流行之际，天津地区“春夏无雨亢旱，瘟疫流行，病者十之五，死者之二，竟亡壮年人。”这一次霍乱造成了壮年人口的大量死亡。

    20世纪，随着铁路的延展和交通的发达，人员、物资交流愈加频繁，加剧了传染病暴发的程度和频率。1902年京津地区又一次暴发霍乱，“其病来势极速，两三点种即不救，无病之人在一小时之前尚行动，言谈、饮食如常，忽而来病则水泻不止，周身疲软，大汗淋漓，目眶塌陷。”病者“朝发午死，午发夕死”。直隶府署中从袁世凯的幕僚到一般夫役也有不少染病死亡者。军营中由于人员集中，染病死亡者更多。甚至在天津居住的外侨也未能幸免于难，在法界、英界、俄界内均有外侨染病。这次霍乱的特点呈突发性，传染快且危害大，其发生可能为外部输入，因为当年京津地区并无连续的干旱或水灾，可能是一种极具危险性的外来病菌在肆虐。1918年和1921年，天津曾发生肺炎疫情，这次疫情是从伪满州带来的，肺炎沿着铁路和水路蔓延到天津，1918年扩散到绥远、山西和直隶，1921年沿着津浦线传播到山东及直隶南部。1919年中国北方流行霍乱，天津患者达1200名。

    1917年水灾后天津虽然也发现有传染病，但疫情并不严重。据《申报》的报道，1917年10月时，灾民中共有465人患病，其中痢疾55人，疟疾16人，眼病21人，足疾3人，老病11人，皮肤病9人，痨病杂病325人……

    1920年旱灾中难民刚刚进入天津，就暴发流行性天花，这次疾疫流行期间，共有513人被隔离，156人死亡。难民由于其特殊的生活环境，“向不知卫生为何事，故在窝棚左右，任意便溺及倾倒污秽”，不可避免地成为传染病的高发人群，因此在这次疾疫流行期间有230余人染上了天花，被防疫医院收治。

    据统计，从1927年到1946年天津共发生9次霍乱流行，其中以1937年、1938年、1939年和1946年流行规模较大，波及范围较广。在这20年中，共发生霍乱患者625例，死亡263例，病死率极高。1939年水灾后，难民中罹病者不在少数，约6000人，并发现了45例霍乱患者，其中30 人死亡。1940年天津霍乱漫延，天津日本防卫司令部封锁市区，严禁市民出入。同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内务总署把天津、塘沽、大沽划定为霍乱疫区。

    1931年到1949年还发生14次较大规模的天花流行，其中以1942年最为严重。共发生病例262名，死亡38名，病死率为14.5%。1949年发生96例，死亡19例。

    瘟疫流行期间
    慈善机构的医疗救济

    医疗救济在常态下就是许多慈善团体关注的一个方面，如许多慈善团体都有在夏季施放防暑药的传统。近代天津最重要的慈善医疗机构之一非保赤堂莫属。1855年华义堂（华光炜）在天津试种牛痘成功。此后，由王莲品先生捐宅一所，在天津创建保赤堂牛痘公局接种牛痘，后来又分别在土城和河东沈王庄开设分局。保赤堂的活动一直延续到1937年以后才终止。保赤堂的慈善医疗，使无数人免于天花的侵害。

    瘟疫流行期间，各慈善团体和和官方医疗机构均致力于疫病的防治、控制和治疗。1900年庚子事变后，疾疫流行，李颂臣会同严范孙、孙仲英筹款十余万元办理防疫事宜。1901年后李颂臣与洪翰香、徐静澜筹设天津防疫会及临时防疫会。

    1917年水灾后，为了防止灾民中暴发大规模传染病，在河北中州会馆开办天津防疫医院，由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支出10000元。此外，该会还给对灾民施以医疗救济的渤海医院和仁民医院发放500元和300元不等补助。从牛痘局到防疫会再到防疫医院，“防疫”的概念不断升华，并最终以医院的形式将疾病的预防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1920年旱灾后许多难民云集天津，造成天花等瘟疫流行。为了防止疫病的进一步扩散，各难民收容所也采取相关的医疗救治。有的难民收容所每天有各方面的医生如法国医生、基督教医生、慈善医院的医生到所诊疗，免费发放药物。此外，如果确有疫病发生，还可以送到慈善医院或防疫医院等地免费治疗。

    北洋防疫处临时灾区诊疗所、红十字会天津分会医院、上海广济会救灾医院在这次难民救济中作用突出。北洋防疫处临时灾区诊疗所兼种痘所，成立于1920年11月22日，到1921年3月7日为止，共诊疗病人6245人，种痘者14683人，该医院除诊治病人外，还在灾区厕所、不洁之处及患传染病的窝铺检查消毒。上海广济会救灾医院成绩也很突出，存在期间除种牛痘外，共治疗难民两万余人，发药30000剂，施放棉衣3000余件，共由上海拨款15000元。

    1939年水灾虽然没有造成大规模瘟疫流行，但也同样引起人口的损失，天津市公善普及施材总社从8月22日到10月14日共打捞浮尸166具，陆地掩埋倒卧61具。从1939年5月到1940年2月，共施出棺材2087具。除了淹死者外，水灾后因疫病流行而造成死亡的人数估计不在少数。水灾后，天津市公善普及施材总社发放还阳丹45000粒，治痢疾药5200包，十滴药水500瓶，济世仙丹200瓶等，除捐助外，自配药品共花费100余元。天津特别市水灾救济会为治疗难民中的患病者，成立了11个卫生班，长驻难民收容所为患病难民治疗。重病患者和传染病患者分别送往市立医院或传染病医院，难民产妇被安排到市立第一医院及妓女检治所兼办的难民产妇保产院中，从1939年8月26日到翌年3月31日各处难民遣散，卫生班共诊疗患者62800余人，收容重病患者、传染病患者及产妇852人。鉴于难民中霍乱患者人数的增加，水灾救济会加强了对未注射及注射已满三个月者的预防注射管理，规定注射领证后才可通行。并成立了隔离所、消毒隔离班及细菌检查室，以隔离霍乱患者家属及其同居人，共为1412400余人进行了防疫注射。为了防止疫病的大规模扩散，组织尸体打捞队及尸体处置队，对河水中漂浮的人畜死尸进行捞埋，共掩埋死尸783具，焚烧尸体19具。并对容易产生传染源的污物进行处理，如粪便、秽土等。

    瘟疫流行期间，各慈善团体尽心尽职，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尤其是士绅倡导的“防疫”概念为近代公共卫生体制的确立提供了市民基础。

    （据《社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