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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竹君:终止过一场瘟疫的“慈善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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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内容
2020年03月17日 星期二上一期下一期
张竹君:终止过一场瘟疫的“慈善女神”

    张竹君在战地(前排居中)

    她倡导女权,创办女校,被誉“女界梁启超”;她支持革命,三次救助革命家黄兴,被称“巾帼伟人”;她还曾创立中国赤十字会,为医疗和慈善事业,终身不嫁,却收养了20多个孤儿,还曾以一个建议终止了一场瘟疫。

    这位被誉为“慈善女神”的巾帼英雄,名叫张竹君。

    不折不扣奇女子

    在上个世纪初的广州一带,曾经流传着一个歇后语:“张竹君坐大轿——倒看洋书”。

    张竹君于1876年出生在广州番禹的一个官宦之家,父亲是三品官,家境富裕。虽出身在传统的高门深院里,但她却并没有成为深藏闺阁的千金小姐,反而自小就离经叛道,情趣广泛,个性独立,胸怀大志。

    她的第一目标是学医。在中国近代史上,广东番禺是与洋人最早接触的地区之一,风气远较内陆开通。当时在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下,全国到处都在盲目排外,张竹君却进了洋人办的“夏葛女医学堂”学习。在这个综合性的医学校毕业后,再经过附属的柔济医院的实习,她便自立门户,开诊所悬壶济世了。

    那个时候,还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基本还是男人的世界。但张竹君却是个例外,她经常头上梳一条“大松辫”,脚上穿一双青缎面学士装鞋或者高跟皮鞋,坐轿子有时还把两脚向前踏在轿杠上,整个身体差不多成了“一”字形。她以这样“不雅观”的姿势,招摇过市,旁人见之,无不驻足侧目。人们或者羡慕,或者鄙视,甚至私下诽谤。但她满不在乎,处之泰然。她对朋友说:“人生要求自由,男子可以梳大松辫,穿学士装鞋,妇女为什么不可以!男子坐藤兜(轿子),可以把脚提高,踏在杠上,妇女为什么做不得!”

    张竹君出门还常常顺手带上精装洋书一本,假装在轿上看书。如此,她越发显得超凡脱俗,不食烟火,卓尔不群,凛凛然不可侵犯,简直女王一般。其实轿子忽上忽下,跳动不已,哪里看得下去书?大概她的书也曾经倒着拿过吧,于是“张竹君坐大轿——倒看洋书”便在朋友圈传开了。

    女界梁启超

    张竹君的离经叛道首先表现在学医上,本来旧时代,医生基本都是男的,但她不仅立志学医,而且还是西医。她24岁开始行医;25岁时,在闺密、结拜姐妹徐宗汉(一个富商的女儿,后成革命家,嫁给黄兴)变卖首饰妆奁的资助下,在广州荔湾开办了禔福医院,自任院长,专为贫民治病。这是广东第一所国人自办的西医院。两年后,两人又合作开办了南福医院。张竹君的壮举,不仅让她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西医,也开辟了女界办医院之先河。

    张竹君医术精湛,爱护病人,在医界很快闻名遐迩。她还是为女权运动的倡导者,她口才极佳,演讲极有号召力。她在她的医院内设立了基督福音堂及演说会,常召集亲友,在此宣传福音,同时议论朝政,抨击时弊,倡导新学,提倡女权。

    她常在周末登坛演讲。对于女权,她认为“女人不可徒待男子让权,须自争之”。她有感于女子在当时社会状况下面临的多种风险,于1904年4月,在上海发起成立“女子兴学保险会”。她曾著《妇女的十一危难事》一书,揭露清朝妇女在封建枷锁压迫下的卑贱地位,鼓动妇女起来求自身的解放。书中,鉴于女性“无学、无业、夫丧、子不肖”等11种危险,她主张女子应通过“求学”“合群”的方式摆脱男性的压制。

    在她的带动下,广州有许多妇女走出家门,热情参加社会活动;许多有志之士也投其门下,比如后来的著名革命家胡汉民,著名教育家马君武等。

    除了办医院外,张竹君还于1901年在广州创办育贤女学,1902年又与马励芸、杜清持等女士一起创办私立公益女学,成为广东开办女学校的先驱,她因此被称为“女界之梁启超”,在东南亚华人中亦享有盛名。

    创立赤十字会

    张竹君最傲人的事迹是在慈善事业上,她是中国赤十字会的创办人,在辛亥革命中立下不朽功勋。

    1904年11月,张竹君在上海创办女子中西医养病院,自任院长,不久又设有派克路诊所。1905年,张竹君与上海制造局的李平书合办上海女子中西医学校,这是由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医科学校。1909年,上海医院成立,张竹君被推举为监院(院长)。

    1904年2月,日本与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展开了著名的“日俄战争”,腐败的清政府却宣布“局外中立”。当时,东北盛京地区有数万中国人死于战火,伤者无数。为救援战争难民,清政府暗中派人拉入英、法、德、美四国,于1904年3月10日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张竹君随万国红十字会深入东北,救护日俄战争中受害的中国人。

    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1907年张竹君和徐宗汉加入中国同盟会,进行反清斗争。不久徐宗汉参加广州“三·二九”起义前的弹药运送等工作,起义后与张竹君一起掩护起义领导人黄兴到香港治疗伤口。这是张竹君第一次救助黄兴。

    1911年,张竹君曾被香港同盟会组织派往澳门从事革命活动,为革命搞募捐。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成立了湖北军政府。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作战指挥者,武昌革命党人急电同盟会领袖黄兴,请他到前线指挥作战。由于清朝军队对武昌周边地区严查封锁,10月17日,黄兴和夫人徐宗汉从香港到上海,夫妇二人请求在上海行医的张竹君想办法。

    张竹君一口答应把黄兴夫妻二人送到武汉。此时,上海虽为清朝红十字会基地,但官办色彩浓重。张竹君经多方奔走、联络,在1911年10月19日创立了中国赤十字会。当时,上海五洲药房经理项松茂得知后,迅速呼应,在《申报》上刊登致张竹君的公开信,对张之义举大加赞赏:“顷读报章,知贵女士有赤十字会之发起,躬率高足驰赴战地施展仁术,救死扶伤,志虑宏远,宗趣正大,南丁格耳之再见,人道主义之日昌,诚足以上格天心,近回人祸,甚盛!甚盛!”

    中国赤十字会成立后,张竹君迅速组建了“红十字会救伤队”,自任队长,以中外人士结队往武汉救伤为理由,让黄兴夫妇扮作医疗队队员混迹其中,于10月25日从上海乘船出发,28日到达汉口。同船到达的有革命同志达100多人,如宋教仁、田桐、李书城,萱野长知等。黄兴到武汉后,立即担任了战时总司令,极大地稳定了军心,鼓舞了武汉军民的士气。

    后来清军反攻,黄兴被困在汉阳,清军封锁长江,又是张竹君用十字会的渡船,冒险护送黄兴从汉阳渡至武昌脱险。至此,张竹君已经三次救助了革命家黄兴。

    可以说,张竹君率领的红十字救伤队,也是辛亥革命中的一支劲旅。武汉革命军与清朝军队的交战中,仅10月28、29两日,就有2000多人受伤或阵亡,重伤者多由汉口转到武昌治疗,张竹君多次冒着炮火乘小划子过江,抢治受伤的官兵。

    1911年11月1日,张竹君因日夜抢救伤员,感染细菌造成双手肿大并发烧,这才回上海治疗,在治疗期间,她还为部队采购冬衣和药品。张竹君在上海各界的欢迎会上,就组织红十字会赴武汉前线抢救伤员一事发表演说,她说:“十字会须确具有十字会资格,始无负厥职。如以十字会为发财之媒介物,或以十字会为奸细之传舍居,则大失其宗旨也。十字会必须于罢战时身入战地,抬出受伤者为第一要务,其实效为补两方卫生队之不足;若待其送来,则死者已无数矣。”

    根据国际红十字会公约,红十字人员可以通行交战的两方,张竹君与队友利用这一便利条件,常把清军的部署透露给革命军,为革命家帮了大忙。

    在一次手术中,张竹君的左手被划破,伤口感染化脓,高烧不止,加上过度劳累,终于病倒,但她仍然坚持用肿胀的双手继续为伤员治疗。张竹君率领中国赤十字会,在辛亥革命的多次战斗中,出入枪林弹雨,在两个月中救疗受伤士兵达1300余人。

    由于张竹君的救护队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以及她对黄兴的几次救助,鄂军都督、后来的总统黎元洪授予张竹君“巾帼伟人”的匾额,以表彰其功德。

    一个建议终止一场瘟疫

    张竹君曾应侨居新加坡的姐姐之邀,赴新加坡考察,并受聘成为“新加坡中国医院”的院长助理。其间,新加坡发生了一次鼠疫。她亲眼看到了这场瘟疫给新加坡带来的惨状。自此,她开始深入关注疾病预防医学,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和经验。

    1904年,广州也发生了一场瘟疫,即霍乱。张竹君得知后,立即冲到第一线考察疫情。经过她的细心调查分析,她指出疫情的传播是由患者呕吐秽物污染江河水源而起,因此建议当局劝止市民饮用污染的河水、井水,并要求用船从广州郊区石门运水供市民饮用。她还向病人家属宣传,将吐泻物焚烧而不要倒入江河,并且禁止贩卖腐烂瓜果。她的这一建议被当局采纳,数周之后霍乱疫情便得到控制,成为中国控制疫情,预防医学史上经典的案例。

    中华民国成立后,张竹君原先的一批好友如胡汉民等都身居要职,而她淡泊名利,不要一官半职。她终生不嫁,却收养了20多名孤苦儿童,并将他们抚养成人。张竹君同情穷人,她在广州和上海开办的医院,遇有贫穷的病人,医疗费可酌减,甚至免收,所以她经济上经常拮据,有时还要负债。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进兵上海。旅居上海的广东人成立了“广东旅沪同乡救济难民委员会”,很快设立了4处收容所。当时居住在上海的广东人约有12万人,有不少人带着伤病,需要及时救治,张竹君和其他20名医师组成救助组积极参与救治伤病人员。

    张竹君一生爱国爱民,救死扶伤,无私为社会大众服务,深受民众的推崇和赞誉,她曾荣获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颁发的“立国纪念勋章”,并享有“中国女豪杰”“慈爱之神”等荣誉称号。

    1964年,张竹君在上海病逝,享年88岁,她的传奇一生完美落幕。

    (据百家号“说历史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