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倡导女权，创办女校，被誉“女界梁启超”；她支持革命，三次救助革命家黄兴，被称“巾帼伟人”；她还曾创立中国赤十字会，为医疗和慈善事业，终身不嫁，却收养了20多个孤儿，还曾以一个建议终止了一场瘟疫。

    这位被誉为“慈善女神”的巾帼英雄，名叫张竹君。

    不折不扣奇女子

    在上个世纪初的广州一带，曾经流传着一个歇后语：“张竹君坐大轿——倒看洋书”。

    张竹君于1876年出生在广州番禹的一个官宦之家，父亲是三品官，家境富裕。虽出身在传统的高门深院里，但她却并没有成为深藏闺阁的千金小姐，反而自小就离经叛道，情趣广泛，个性独立，胸怀大志。

    她的第一目标是学医。在中国近代史上，广东番禺是与洋人最早接触的地区之一，风气远较内陆开通。当时在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下，全国到处都在盲目排外，张竹君却进了洋人办的“夏葛女医学堂”学习。在这个综合性的医学校毕业后，再经过附属的柔济医院的实习，她便自立门户，开诊所悬壶济世了。

    那个时候，还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基本还是男人的世界。但张竹君却是个例外，她经常头上梳一条“大松辫”，脚上穿一双青缎面学士装鞋或者高跟皮鞋，坐轿子有时还把两脚向前踏在轿杠上，整个身体差不多成了“一”字形。她以这样“不雅观”的姿势，招摇过市，旁人见之，无不驻足侧目。人们或者羡慕，或者鄙视，甚至私下诽谤。但她满不在乎，处之泰然。她对朋友说：“人生要求自由，男子可以梳大松辫，穿学士装鞋，妇女为什么不可以！男子坐藤兜（轿子），可以把脚提高，踏在杠上，妇女为什么做不得！”

    张竹君出门还常常顺手带上精装洋书一本，假装在轿上看书。如此，她越发显得超凡脱俗，不食烟火，卓尔不群，凛凛然不可侵犯，简直女王一般。其实轿子忽上忽下，跳动不已，哪里看得下去书？大概她的书也曾经倒着拿过吧，于是“张竹君坐大轿——倒看洋书”便在朋友圈传开了。

    女界梁启超

    张竹君的离经叛道首先表现在学医上，本来旧时代，医生基本都是男的，但她不仅立志学医，而且还是西医。她24岁开始行医；25岁时，在闺密、结拜姐妹徐宗汉（一个富商的女儿，后成革命家，嫁给黄兴）变卖首饰妆奁的资助下，在广州荔湾开办了禔福医院，自任院长，专为贫民治病。这是广东第一所国人自办的西医院。两年后，两人又合作开办了南福医院。张竹君的壮举，不仅让她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西医，也开辟了女界办医院之先河。

    张竹君医术精湛，爱护病人，在医界很快闻名遐迩。她还是为女权运动的倡导者，她口才极佳，演讲极有号召力。她在她的医院内设立了基督福音堂及演说会，常召集亲友，在此宣传福音，同时议论朝政，抨击时弊，倡导新学，提倡女权。

    她常在周末登坛演讲。对于女权，她认为“女人不可徒待男子让权，须自争之”。她有感于女子在当时社会状况下面临的多种风险，于1904年4月，在上海发起成立“女子兴学保险会”。她曾著《妇女的十一危难事》一书，揭露清朝妇女在封建枷锁压迫下的卑贱地位，鼓动妇女起来求自身的解放。书中，鉴于女性“无学、无业、夫丧、子不肖”等11种危险，她主张女子应通过“求学”“合群”的方式摆脱男性的压制。

    在她的带动下，广州有许多妇女走出家门，热情参加社会活动；许多有志之士也投其门下，比如后来的著名革命家胡汉民，著名教育家马君武等。

    除了办医院外，张竹君还于1901年在广州创办育贤女学，1902年又与马励芸、杜清持等女士一起创办私立公益女学，成为广东开办女学校的先驱，她因此被称为“女界之梁启超”，在东南亚华人中亦享有盛名。

    创立赤十字会

    张竹君最傲人的事迹是在慈善事业上，她是中国赤十字会的创办人，在辛亥革命中立下不朽功勋。

    1904年11月，张竹君在上海创办女子中西医养病院，自任院长，不久又设有派克路诊所。1905年，张竹君与上海制造局的李平书合办上海女子中西医学校，这是由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医科学校。1909年，上海医院成立，张竹君被推举为监院（院长）。

    1904年2月，日本与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展开了著名的“日俄战争”，腐败的清政府却宣布“局外中立”。当时，东北盛京地区有数万中国人死于战火，伤者无数。为救援战争难民，清政府暗中派人拉入英、法、德、美四国，于1904年3月10日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张竹君随万国红十字会深入东北，救护日俄战争中受害的中国人。

    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1907年张竹君和徐宗汉加入中国同盟会，进行反清斗争。不久徐宗汉参加广州“三·二九”起义前的弹药运送等工作，起义后与张竹君一起掩护起义领导人黄兴到香港治疗伤口。这是张竹君第一次救助黄兴。

    1911年，张竹君曾被香港同盟会组织派往澳门从事革命活动，为革命搞募捐。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成立了湖北军政府。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作战指挥者，武昌革命党人急电同盟会领袖黄兴，请他到前线指挥作战。由于清朝军队对武昌周边地区严查封锁，10月17日，黄兴和夫人徐宗汉从香港到上海，夫妇二人请求在上海行医的张竹君想办法。

    张竹君一口答应把黄兴夫妻二人送到武汉。此时，上海虽为清朝红十字会基地，但官办色彩浓重。张竹君经多方奔走、联络，在1911年10月19日创立了中国赤十字会。当时，上海五洲药房经理项松茂得知后，迅速呼应，在《申报》上刊登致张竹君的公开信，对张之义举大加赞赏：“顷读报章，知贵女士有赤十字会之发起，躬率高足驰赴战地施展仁术，救死扶伤，志虑宏远，宗趣正大，南丁格耳之再见，人道主义之日昌，诚足以上格天心，近回人祸，甚盛！甚盛！”

    中国赤十字会成立后，张竹君迅速组建了“红十字会救伤队”，自任队长，以中外人士结队往武汉救伤为理由，让黄兴夫妇扮作医疗队队员混迹其中，于10月25日从上海乘船出发，28日到达汉口。同船到达的有革命同志达100多人，如宋教仁、田桐、李书城，萱野长知等。黄兴到武汉后，立即担任了战时总司令，极大地稳定了军心，鼓舞了武汉军民的士气。

    后来清军反攻，黄兴被困在汉阳，清军封锁长江，又是张竹君用十字会的渡船，冒险护送黄兴从汉阳渡至武昌脱险。至此，张竹君已经三次救助了革命家黄兴。

    可以说，张竹君率领的红十字救伤队，也是辛亥革命中的一支劲旅。武汉革命军与清朝军队的交战中，仅10月28、29两日，就有2000多人受伤或阵亡，重伤者多由汉口转到武昌治疗，张竹君多次冒着炮火乘小划子过江，抢治受伤的官兵。

    1911年11月1日，张竹君因日夜抢救伤员，感染细菌造成双手肿大并发烧，这才回上海治疗，在治疗期间，她还为部队采购冬衣和药品。张竹君在上海各界的欢迎会上，就组织红十字会赴武汉前线抢救伤员一事发表演说，她说：“十字会须确具有十字会资格，始无负厥职。如以十字会为发财之媒介物，或以十字会为奸细之传舍居，则大失其宗旨也。十字会必须于罢战时身入战地，抬出受伤者为第一要务，其实效为补两方卫生队之不足；若待其送来，则死者已无数矣。”

    根据国际红十字会公约，红十字人员可以通行交战的两方，张竹君与队友利用这一便利条件，常把清军的部署透露给革命军，为革命家帮了大忙。

    在一次手术中，张竹君的左手被划破，伤口感染化脓，高烧不止，加上过度劳累，终于病倒，但她仍然坚持用肿胀的双手继续为伤员治疗。张竹君率领中国赤十字会，在辛亥革命的多次战斗中，出入枪林弹雨，在两个月中救疗受伤士兵达1300余人。

    由于张竹君的救护队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以及她对黄兴的几次救助，鄂军都督、后来的总统黎元洪授予张竹君“巾帼伟人”的匾额，以表彰其功德。

    一个建议终止一场瘟疫

    张竹君曾应侨居新加坡的姐姐之邀，赴新加坡考察，并受聘成为“新加坡中国医院”的院长助理。其间，新加坡发生了一次鼠疫。她亲眼看到了这场瘟疫给新加坡带来的惨状。自此，她开始深入关注疾病预防医学，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和经验。

    1904年，广州也发生了一场瘟疫，即霍乱。张竹君得知后，立即冲到第一线考察疫情。经过她的细心调查分析，她指出疫情的传播是由患者呕吐秽物污染江河水源而起，因此建议当局劝止市民饮用污染的河水、井水，并要求用船从广州郊区石门运水供市民饮用。她还向病人家属宣传，将吐泻物焚烧而不要倒入江河，并且禁止贩卖腐烂瓜果。她的这一建议被当局采纳，数周之后霍乱疫情便得到控制，成为中国控制疫情，预防医学史上经典的案例。

    中华民国成立后，张竹君原先的一批好友如胡汉民等都身居要职，而她淡泊名利，不要一官半职。她终生不嫁，却收养了20多名孤苦儿童，并将他们抚养成人。张竹君同情穷人，她在广州和上海开办的医院，遇有贫穷的病人，医疗费可酌减，甚至免收，所以她经济上经常拮据，有时还要负债。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进兵上海。旅居上海的广东人成立了“广东旅沪同乡救济难民委员会”，很快设立了4处收容所。当时居住在上海的广东人约有12万人，有不少人带着伤病，需要及时救治，张竹君和其他20名医师组成救助组积极参与救治伤病人员。

    张竹君一生爱国爱民，救死扶伤，无私为社会大众服务，深受民众的推崇和赞誉，她曾荣获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颁发的“立国纪念勋章”，并享有“中国女豪杰”“慈爱之神”等荣誉称号。

    1964年，张竹君在上海病逝，享年88岁，她的传奇一生完美落幕。

    （据百家号“说历史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