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的“武汉伢”黄新元一到晚上就容易思前想后，困扰于这次突袭的新冠肺炎疫情。

    他后悔自己没学医，否则就可以去离病毒最近的地方做志愿者。一边是被医院公告上25岁的年龄限制“拒之门外”，一边是父母觉得“这孩子疯了”，他不想再坐以待毙了。

    这是00后出生以来真正面对的第一次重大公共事件，因为对于17年前的“非典”，他们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忆。而这次，他们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成为了这场全民战“疫”的亲历者。

    身处疫区

    和父母各退一步后达成“只要不去医院干啥都行”的约定，1月25日，黄新元买了一大包口罩，和老吴一起在街头免费发放。

    黄新元是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的大一学生，老吴是他高中的艺考老师，得知还能买到口罩和药品，两人一拍即合，送完口罩又开始送药。才一个晚上，他们在微博上收到的求助信息就超过500条。没做好规划，没安排行程，只有两个人。一个“跑腿”志愿团队就这样组建起来了。

    黄新元住在劳动街，家附近的五六家药店，成了他之后20天定时定点的去处。可有时候，这五六家药店都不顶用，他要来回骑上近十公里，去三眼桥那边药品更便宜、更齐全的药店买药。

    莫西沙星、奥司他韦、连花清瘟是他最常买的药品，加上其它的药品，他几乎每天都要买上七八十盒，全都挂在自行车把手上。骑行的时候会“碍事”，他只能双腿呈“八字”姿势，“诡异又滑稽”。赶上不认路的时候，他一手把着车把，一手还要拿着手机，不看地图生怕自己走错路耽误了时间。

    武汉的路网被江河湖泊不规则分割，就算是本地人，黄新元也是个“路痴”。不过，才三五天，他就把常去的江岸区、江汉区和硚口区跑熟了。

    每天这么一圈，黄新元要花20块钱左右的共享单车车费。跑得多了，他能感觉出哪条街道疫情更严峻，也能安排好按哪条路线走的效率更高。最忙的一天，他给10户人送了药，骑行了将近50公里，最远到了东西湖，是开车都要花上小半个小时的单程距离。那天晚上他到家已经11点多了，父母睡了，晚饭也没了着落。黄新元累得没什么知觉，但饿得记忆犹新，那一整天他只吃了一个三明治。

    他不是不怕死，“毕竟才19岁，还是想活着嘛”。但他就是奔着疑似和已确诊的病人去的。“万一真被感染了，有心理准备。”他每天都吃连花清瘟胶囊，还向在医院工作的同学妈妈请教了防护措施。

    面对面不到两米的距离，“怕也没有用，不能改变什么，与其躲起来，不如做点有用的事情”。黄新元第一次感到害怕，是晚上8点多去定点隔离酒店给病人送药。街道空无一人，几乎拉到马路牙子的隔离带，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森严的架势让这个一直不怎么害怕的19岁男孩突然有了恐惧感，“走出酒店还能听到心在怦怦跳”。

    黄新元总共给这个病人送过3次药，但一次都没见过面。倒是在微信上，两人聊了好一阵子。从“没有医生，连吃什么药都不知道”的无助，到“不用等到用新过检的药，我已经出院了”的信心，黄新元经常鼓励她，也见证了她的转变。

    在网上受到质疑，总被人评价早熟的黄新元也像个孩子似的有脾气。但他后来想明白了，“不是武汉人，不在武汉城，体会不到我们这种感情，没必要在意”。他的微信上，新增的100多个好友就是他的“志愿证明”。“得到一次认可比100次质疑都有意义。”他用鲁迅先生的话鞭策自己，“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

    一线顶岗

    面对新冠病毒的高速传播，江南大学的大一学生潘子翯是真的害怕了。疫情来得突然又毫无章法，打断了她这个寒假原有的所有计划。朋友圈被疫情地图刷了屏，满是触目惊心的红色和橙色。作为军医的父母已经上了“战场”，她却焦虑得找不到存在感。

    彼时，潘子翯父母所在的医院已收治确诊患者，但全院上下仅有15个N95口罩。负责筹集物资的母亲没日没夜地蹲点、打电话、跑工厂，一家人连吃饭时间都凑不到一起。愁绪不仅写在母亲的脸上，也痛在潘子翯心里。身不在武汉，心有余而力不足，她问自己，能做点什么？

    得知医院缺人，潘子翯主动提出去做志愿者。起初，她很犹豫，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还可能“帮倒忙”。父母感到惊喜，一句话便让她定了心：“你们这一代是社会的后备力量，总有一天轮到你们冲上一线。现在不去锻炼，以后需要你的时候该怎么办？”

    当天下午，潘子翯就和父母一起去了医院，她的工作是在机动车入口测量体温。头发全部包进帽子，护目镜压在口罩上，“没有透气的空间就对了”。冷空气中，她能感受到自己呼出的水汽温热潮湿，雾气凝结在镜片上，一片模糊。她只知道有车来了，里面坐了几个人，看不清。

    潘子翯从未有过这样的体验，压抑感从家里延续到岗位上。每个人都小心翼翼，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她被问到最多的是“多少度？高不高？”疫情之下，那种怕死的焦虑和不放过一根头发丝的警惕，压得她更加喘不过气来。

    第一天“上岗”，她就遇到了高烧39度9的婴儿。摇下车窗，孩子的父母才刚拿出口罩。副驾驶上的母亲头发一看就没梳整，驾驶位上的父亲也穿戴凌乱，衣服扣子没系好，领口大敞着，眉宇间满是不耐烦。他听不进潘子翯劝他戴好口罩，只是一个劲儿嚷嚷孩子生病了。

    “我一下就想到我爸了。”潘子翯一点也不怪那位父亲，反而特别能理解这位父亲的“不耐烦”。她仿佛看到自己的爸爸，那个平时温和、乐观、淡然，只有对女儿的事才上心到焦头烂额的爸爸。“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这种特殊时期谁会来医院？”那天之后，潘子翯更加理解天下父母的苦心了。

    现在她有了信心，也一点都不怕了。在她的同龄人中，有人徒步“逆行”向疫区守护人民，有人穿上防护服和病毒作战，还有人和自己一样，主动申请成为志愿者，在不同的角落发光发热。

    守护小家

    “孩子，不能因为危险就打‘退堂鼓’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希望你能够知道并做到，当国家需要你的时候、当职业需要你的时候，你可以勇敢地站出来，说我可以。”这是昆明市延安医院支援武汉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医生王辉送给女儿的一句话。

    李潜就是被这句话打动的。他是南京审计大学法学专业的大一学生，在杭州参与余杭绿码的填报和检查志愿工作。

    余杭区是杭州市确诊人数最多的区。李潜的母亲收到上岗执勤通知，要从下午4点工作到凌晨12点。特殊时期，说不担心安危是不可能的。但李潜最担心的，是母亲有夜盲症。为了照顾母亲，守护小家，他决定自己“上场”。

    余杭区通过“扫码检查+体温测量+上报信息”的模式，按“红、绿、黄、灰”四种颜色分类，简单快速识别市民的身份信息。每个卡口有2到3名相关人员负责检查，一人测体温，一人扫码检查。李潜就是负责卡口检查的志愿者。

    和李潜一样，武汉交通职业学院的刘鹏程也是一位卡口志愿者。但不同的是，他身处疫情高风险区——湖北黄石阳新县三溪镇。村委会第一次征集疫情防控志愿者的时候，他就站了出来。那件“青年志愿者”的红马甲直到现在也没脱下。

    朝八晚九，他每天坚守在入村卡点10个多小时，换了岗也不让自己闲下来，又主动入户宣传，挨家挨户摸底排查、运送物资。

    这个“风里雨里路口等你”的20岁少年，有时候“冷酷”得不留情面。

    “就出去前面100米买菜。”“不行，村里统一采购。”沟通劝导是刘鹏程工作中最大的难点。守卡处附近的村庄，大多数村民以种菜、卖菜维持生计。设卡之后，村民们出不去，要强行“冲卡”。

    “我是个武汉的大学生，我也很想去武汉，但既然我们都只能留在这里，那就为家乡做点贡献吧。”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刘鹏程终于把村民“劝退”了。

    一个月以来，他见证了两批人从对面的隔离酒店进去又出来。就在几天前，最后一批村民隔离结束，平安无事地回了家。而刘鹏程还继续守在路口，等待真正“清零”的那一天。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