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3日，是第7个“世界野生动植物日”。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引起了人们对滥食野生动物陋习的关注，也让这一天受到更多关注。

    为更好保护野生动物，维护公共安全和生态安全，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两周之后，广东率先采取修法行动，对野生动物保护法规进行全面修订。3月9日，《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正式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了4种禁食类型，与《决定》划定的禁食范围一致，还提高了对违法食用行为的处罚力度。

    据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已经部署启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工作，拟将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增加列入常委会今年的立法工作计划。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认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让人们看到了滥食野生动物的代价，也暴露出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一些不足，对此，需要在对《野生动物保护法》进行修改时，完善立法宗旨，进一步明确野生动物的内涵，加强对野生动物食用、交易、利用的管控，为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提供法治保障。

    如何调整立法目的成为焦点

    《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立法目的与野生动物内涵，是舆论关注的焦点内容。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一条规定，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定本法。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周洪宇建议，进一步完善立法宗旨，在第一条规定中增加“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一立法目的。

    周洪宇认为，应当进一步扩展野生动物的内涵，只要是野外生长的都应纳入《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制范围。因此，建议将第二条第二款修改为“本法所称野生动物，是指野外生长、非人工繁育的陆生动物和水生动物。国家注重保护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保护法》立法目的调整需要慎重考虑，我认为，‘保障公众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尊重生命伦理’等内容，不宜加入到立法宗旨中，这些内容是《野生动物保护法》不能承受之重。”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姚魏说。

    姚魏指出，从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意图、结构和内容看，该法着眼于“单纯保护”和“保护性利用”两个方面，增加“尊重生命伦理”等立法目的和相关条文，会使得法条的协调难度增大，毕竟上述几个立法目的在入法过程中可能有冲突，“例如，禁食某些不具有保护价值且数量泛滥的野生动物，尽管符合保障公众健康的目的，但未必吻合生态平衡的目的”。

    “因此，最好的办法是维持现状，根据‘名实相符’的原则分别立法，在执法过程中再根据不同场景适用适当的法律。”姚魏说。

    如何划定禁食范围仍有争议

    为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决定》划定了禁食范围——全面禁止食用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

    什么样的动物能吃，是人们关心的话题。

    “按照《决定》的有关规定，鱼类等水生野生动物不列入禁食范围，家畜家禽也可以食用。”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煜华说。

    《决定》明确，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动物，属于家畜家禽，适用畜牧法的规定。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制定并公布畜禽遗传资源目录。

    孙煜华说，《决定》采取以禽畜遗传资源目录为标准的正面清单管理，扩大家畜家禽的范围，这对目录的设置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事实上，家畜家禽的范围再扩大，也不能囊括所有可安全利用的野生动物，比如不属于家畜家禽的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更不能囊括事实上安全利用多年的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如梅花鹿）。

    “对于这一内容，《野生动物保护法》应当明确要求，尽快出台配套的细则，将禽畜遗传资源目录扩充为安全驯养动物目录。这个目录不仅包括可以安全食用的动物，还包括可以作为其他用途如宠物业、皮草业的动物。同时，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要根据野生动物种群的濒危程度、检疫风险、生物资源保密等因素，及时对目录进行更新。”孙煜华说。

    如何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划定禁食范围，是专家热议的焦点。

    周洪宇指出，十几年前的“非典”和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都是因为滥食野生动物引发，没有需求就没有供给，因此应将禁止生产、经营食品的范围扩展到所有的野生动物。建议将《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条修改为，“禁止生产、经营使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禁止为食用购买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姚魏则认为，虽然全面禁食野生动物必定会减少动物传染病毒给人类的几率，但是一概禁食也会造成负面影响，比如丧失人为调整生态系统的手段，更为严重的是使得合法的野生动物养殖户财产利益受损。其实，部分野生动物因具备成熟的养殖技术和检疫技术，可不被纳入禁食范围，要防止以“一刀切”的方式解决当下问题。

    “就当前确定的立法计划来说，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和食用的内容，不宜平移进入《野生动物保护法》。但《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时可以呼应《决定》的内容，修改野生动物的定义，重新评估处罚的措施和力度，在适当的地方增加指引性规定。”姚魏说。

    对销售者作出更加严厉处罚

    专家认为，为实现“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味陋习”效果的最大化，不仅要在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时加大处罚力度，还要同步修改其他相关法律，建立野生动物保护法与相关法律的协调、协同机制。

    在加大处罚力度方面，“征求意见稿”作出了探索。

    对于违法食用行为，“征求意见稿”新设处罚规定，要求包括对食用者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对组织食用者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比现行条例大大提高了处罚力度。

    孙煜华认为，对于违反规定的销售者，要作出更加严厉的处罚，由于销售者为组织食用者，故而其相对于食用者而言，责任更重一些，罚款的额度更高一些。对于食用而引发传染病的，由于对公共安全造成了危害，应通过刑法的修订增设相关罪名。

    在加大处罚力度的同时，建立相关法律之间的协调、协同机制，同样重要。

    姚魏建议，在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时，同步修改其他相关法律，由此使得《决定》《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既有分工又相互协调。

    （据《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