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庆

    基金会作为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在非营利组织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是公益慈善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资金的使用方式，基金会通常分为“资助型”、“运作型”和“混合型”。资助型基金会将筹集到的资金主要用于资助其他组织运作项目，而运作型基金会则主要将筹到的资金用于自身的项目运作。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越来越多社会组织投入一线抗疫，成为社会力量中的重要环节。

    当然，在此次抗疫行动中，社会组织并不一定都适合募集和发放款物。

    我国超7000家基金会中，资助型基金会的数量不超过40家。在此次抗疫行动中，这类基金会基于自身定位和优势设计项目和发挥作用，其行动价值凸显。

    疫情期间，南都公益基金会参与发起了“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作网络”，以促进参与抗疫工作的社会组织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作；

    千禾社区基金会发起“社区互助防疫——千里马行动基金”，为积极参与抗灾互助的个人或公益组织、志愿团体提供小额资金，支持与防疫相关的社区行动者；

    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开通共抗疫情绿色通道面向全国，以小额资助的方式（3万元以内），支持专业社会组织开展补充性疫情防控；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联合发起“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作网络”，并启动“灾急送”应急物流平台，免费为全国范围内支援湖北疫情防控物资提供应急运输和仓储支持；

    银杏基金会成立“银杏快速行动基金”，为抗击疫情的行动者提供及时、灵活、应对实际需求的小额资助；

    ……

    此外，针对疫情给中小公益组织带来的困境，资助型基金会能够给予怎样的助力？在疫情结束后，资助型基金会可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完善在社会发生重大事件时的工作机制？基金会，作为一种从事资金集中运作的实体组织，又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呢？带着这样的问题，《公益时报》记者访问了几家在抗疫中行动富有特色的资助型基金会，以及对国内基金会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

    资助型基金会在行动

    南都公益基金会于2007年成立时，明确定位为资助型基金会，面对此次疫情，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表示，从除夕开始，基金会一直在密切关注疫情的情况，但机构并不擅长做物资和紧急救援方面的工作，需基于自身的定位和优势来发挥作用。

    据彭艳妮介绍，南都公益基金会于2月2日参与并联合多家机构发起成立了“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作网络”。该网络以基金会救灾协调会的理事单位为总协调机构，几家地方枢纽机构为区域协调，北师大风险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为国际协调，开展发布网络成员社会组织的行动信息、支持一线社会组织响应本地行动、抗击疫情的公众倡导和行业倡导及国际工作网络的对接等工作。

    2月4日，南都公益基金会审批通过“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作网络一线行动伙伴支持项目”，资助资金32万元（款项已拨付），支持10家在一线开展新冠疫情防控行动的社会组织，推动其在本地高效、有序地开展行动。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千禾社区基金会”）是较早参与疫情防控的基金会之一，作为一家支持扎根社区的公益组织，第一时间为积极参与抗灾互助的个人或公益组织、志愿团体提供小额资金，支持与防疫相关的社区行动者。

    千禾社区基金会秘书长李妙婷表示，可以通过资助撬动更多公益机构参与同一个议题的公益行动，使得当地公益机构对本社区的情况更加了解，从而增加动员社区志愿者参与的基础。

    据李妙婷介绍，千禾社区基金会于2月2日发起“社区互助防疫——千里马行动基金”，为积极参与抗灾互助的个人或公益组织、志愿团体提供小额资金，支持与防疫相关的社区行动者，以社区互助的方式，联结友邻共同应对疫情，增强社区韧性。

    与此同时，千禾社区基金会联动首批22家本地公益组织和媒体，形成“珠三角社区防疫公益行动网络”，搭建珠三角地区社会资源和社区需求的对接平台，通过发布社区防疫需求、对接慈善捐赠资源、传播社区抗疫故事、分享社区工作经验，助力珠三角地区社区防疫工作。

    2月14日，基金会启动了“新冠状病毒防疫专项”，发起“战疫，我罩你”爱心行动，对接社区内的资源信息，为广州驰援武汉的医疗队对接N95医用口罩资源，为珠三角社区困难人群及一线工作者募集对接普通一次性口罩资源，进而总结公益机构参与社区防疫的本地经验模式。

    此外，千禾社区基金会还发起了“故事陪伴社区”，邀请城市支教志愿者老师为自己的社区录制一个故事，用故事相互陪伴，安抚大朋友、小朋友们的焦虑，鼓舞大家共同面对疫情，传递更多温暖。

    抗疫行动给社会组织带来的反思

    在此次疫情抗击的过程中，社会组织应总结和反思上一阶段抗疫行动的经验与教训。“从公益行业来看，要反思的是如何建立应对巨大灾害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等的政社协同、社社协同的机制。”彭艳妮说。

    彭艳妮坦言，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协同是过去这些年基金会救灾协调会一直在积极推进的工作。前些年，南都公益基金会与民政部救灾司建立了沟通和互动，代表社会组织参与了救灾桌面演练，也推动了一些政社合作的尝试。之后因组建了应急管理部，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救灾、消防等多项职能合并，我们就一直跟应急管理部保持沟通。

    然而，令彭艳妮感到苦恼的是，应对巨大灾害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等政社协同、社社协同机制的建设需要时间，需要多方合作。但这一项工作往往在没有灾害的时候得不到足够重视，也难以获得资助方的持续支持。

    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主任卢玮静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疫情的防控本身具有较高的专业门槛，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合作机制在这次疫情之中本就是一个挑战。基金会如何有序参与、认识到自身的定位和价值，积极主动创设与湖北地区的政府、一线服务机构的对接系统，实现供需精准仍是一个难点。

    此外，彭艳妮认为，还需重视对地方公益生态的建设，支持地方枢纽机构建设本地公益生态，培育本土组织，提升本土组织的能力。社会组织参与抗击疫情，需与一线行动组织做好协同，灾害应对有着所谓的属地原则，基金会募集到善款需要执行时，若没有当地社会组织的协作，很难打通最后一公里。

    那么，资助型基金会在重大社会事件面前可以做些什么？

    李妙婷认为，可以发挥调研社会需求、筹集社会资源、搭建行动网络的角色，链接社区端和资源端的需求，让信息互通。“通过资助，可以为数量众多的公益机构提供资金、技术、网络等支持，让他们在疫情中采取快速、本地化的、可持续的行动。”

    在卢玮静看来，基金会可以资助专业机构开展社会服务或资助社会的自救和互助，还可以资助更为长远的社会建构。

    如何助力中小型公益机构平稳过渡？

    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会影响到企业捐赠。同时，若员工失业或者降薪，则意味着公众捐赠意愿可能会下降，经济不景气也意味着政府的税收收入减少，对于依赖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组织，可能会面临较大的挑战。

    疫情期间，除了一些医疗、救灾等与防疫关系密切的社会组织，绝大部分组织的线下项目已经暂停，或将主要工作转移到线上。这意味着原先的项目活动无法在预期时间内完成，很多工作计划也无法落地。

    暂停线下业务，意味着机构承接的项目无法在预期时间内完成，很多工作计划也无法正常执行。即使将主要业务转移到线上，机构也还要支付相应的运营成本，比如人员工资、社保及场地租金等。对于一些小型公益机构，财务上的压力在该阶段更为突出。

    在卢玮静看来，像环保类、扶贫类、教育类、评估和研究类等中小型机构可能会受到疫情的影响，这个影响的阶段主要集中在上半年。

    卢玮静认为，上半年集中会受到的影响是整个行业类资金的透支，此次很多企业基本将今年的捐赠偏向了疫情，从而使得下游基金会的资金变少，进而影响到下游的草根组织。

    在各行各业都在想着如何拯救中小型企业时，对于中小型社会组织面临的困境，卢玮静建议，因为这段时间没办法开展项目的机构，可做好内功的修炼。过去很多NGO一直处于过于繁忙的状态，可以趁这段时间做一些机构内部的梳理、专业化项目模式和服务体系的梳理等工作。

    据记者了解，考虑到一线公益机构尤其是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地区的小型公益机构的实际困难，已有一些资助型基金会开启了资助计划。如正荣公益基金会以小额资助的方式支持专业社会组织开展补充性疫情防控。

    针对小型公益机构面临的困境，资助型基金会可以给予哪些助力？

    彭艳妮认为，如果是基金会资助或委托的项目，基金会应该考虑到实际情况，和被资助的一线伙伴一起评估实际情况、调整年度目标和工作指标，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提高弹性，允许被资助伙伴调整资助款的用途，用于紧急支持其参与抗疫工作。

    “2月份，两个南都公益基金会资助的伙伴找到我们，提出他们参加疫情防控工作的资金需求，希望基金会的项目资助款能调整用途，经反复思量和沟通，我们最终还是同意了。”彭艳妮说。

    彭艳妮坦言，类似疫情对企业产生的影响，公益组织也会不同程度地感受到。经济下行导致企业捐款会减少，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资金可能也会受到影响，这是整个行业要面临的挑战。这也提醒了公益组织特别是小型公益组织在平时的募款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募集非限定资金。南都公益基金会在资助一线伙伴时也要允许部分资金用于机构的长远发展，提高组织的可持续性。

    为此，南都公益基金会接下来的工作重点，除了继续重点支持“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作网络”的工作，彭艳妮强调，也会保持对一线行动伙伴的关注，在协作网络的整体行动框架下，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支持。

    然而，国内资助型基金会数量十分有限，李妙婷坦言，千禾社区基金会在审批“社区互助防疫——千里马行动基金”时，收到许多来自非珠三角地区、或不符合千禾资助方向的机构申请，将其转介到其他基金会的渠道还是很少，为此感到很焦急无助。

    李妙婷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很多小型社区公益机构、志愿团体，在这次疫情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但他们获得的公益资源却非常有限。

    因此，李妙婷认为，对于大的公募型、全国性基金会，要审批和管理各地公益机构的项目甚至推动地方的行动网络并非易事，不同定位和特色的基金会应该进一步进行联合，比如公募型基金会可发挥公众筹款的优势，募集社会资源，以资助或联合资助的方式，与地方型、枢纽型的基金会合作，支持这些基金会去资助当地的机构，可以形成更有效率的行动网络。

    在李妙婷看来，活跃的社会公益力量对社区康复有必不可少的作用。有财力基础的基金会也可以考虑为小公益机构提供过桥基金、非限定性支持。活下去，就有希望。

    对此，卢玮静给出的建议是，如果资助型基金会要做资助策略变化的话，在当下这个生态环境下，建议能够从长远的行业发展的视角来开展相关的支持行动，给中小型公益机构一个缓冲且升级的时期，从而使得公益资金的下游能够更好地在一线发挥作用。

    疫情过后，需建立专业化的社会服务体系

    李妙婷告诉《公益时报》记者，社区关系脆弱是此次疫情所衍生的问题。虽然相对湖北来说，珠三角不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但是我们发现，社区居民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恐慌情绪非常严重，邻里的信任关系受到很大的破坏。疫情后期的社区生活恢复、社区关系重建可能是千禾社区基金会接下来会长期关注的。

    “疫情的紧急时期结束后，社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及重建。”在卢玮静看来，并不是硬件的重建，而是专业化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体系的再建立，对于部分公益组织来说是开展行动的契机，资助型基金会可以支持这部分内容。

    “疫情之后还需重视社区的恢复，无论针对湖北或是其它地区的社区恢复工作，这部分是公益组织可以挖掘的。除了这部分机构外，更多机构在此期间可能只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

    此外，对于其他类别的社会组织，卢玮静认为，资助型基金会可以考虑给草根社会组织一个缓冲的地带（支持），在这个缓冲的过程中，并不是社会组织什么也做不了，恰好可以实现自身的模式升级、机构调整、梳理提升等等。

    中国基金会未来的发展方向

    清华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基金会之于公益行业可以比作经济领域中的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虽然它的数量不是很多，但应该起到支柱性作用，它是一个动力源，应该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流。

    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曾在公开场合强调，若想打破公募基金会、政府和企业的“利益铁三角”，摆脱路径依赖，中国基金会需要蝶变，向资助型基金会、社区基金会和家族基金会转型。

    那么，中国的基金会都有哪些类别和运营模式？这些类别的基金会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走向将会如何？

    首先我们须明确基金会的定义或概念——基金会，不同于社会团体，也不同于社会服务机构，它应该是资金的集合体。

    我国现在的社会组织分为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其中基金会是公益事业的主要力量。经过梳理，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中国活跃的基金会大致有以下五种运营模式：

    第一，相对独立运行的基金会，职业团队根据社会问题设立项目，从企业募捐逐步转向公众募捐，通过信息公开接受捐赠人监督，项目设立和执行不受捐赠人直接影响；

    第二，参照事业单位管理的基金会，与大型企业合作较多，既有自主品牌也有企业合作成立专项基金共同发起公益项目，执行大额捐赠有政府或群团的优势。比如拥有“希望工程”品牌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等，主要以购买政府服务为主，募集的善款最终服务于系统本身；

    第三，以公募权和名号品牌开展合作的基金会，以合作设立专项基金的方式授权运营，较为典型的如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第四，股份公司捐资成立的基金会，以资助和提供平台服务为主。这类主要以大企业的基金会为主，由企业出资成立，员工作为志愿者，和企业公益连在一起，典型代表有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安利公益基金会；

    第五，企业家或捐赠人独自设立的基金会，这类组织资金来自于个人捐赠，但机构运转与企业毫无关联，既资助其他机构也独立做项目，这类比较典型是马云基金会。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邓国胜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类相对独立运行的基金会是中国的特色，这类基金会在美国叫公共慈善机构，而不是基金会，因为他们自己没有钱，需要筹款。在中国之所以存在，主要还是因为只有基金会才有可能公募，而且当年相较注册“民非”，注册基金会比较容易。但因为这类基金会必须靠公众募款来执行项目，所以严格意义上应该叫社会服务机构，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基金会。

    在邓国胜看来，这类基金会未来会随着国家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逐渐从基金会中退出从而回归到社会服务机构的本质，就相当于国外的公共慈善机构。

    对于第二类参照事业单位管理的这类基金会，邓国胜强调，它未来的方向就是去行政化改革，跟政府部门脱钩。只有不再依附于原来的发起部门，才能增强自主性，才能有活力。

    邓国胜表示，这类基金会未来的改革方向可以参照的典范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模式，去行政化改革，最终向半资助型半运作型的混合体发展。对于这类基金会而言，邓国胜期待它的最终发展方向可以参考行业协会、商会，跟政府部门脱钩，去行政化改革。

    第三类以公募权和名号品牌开展合作的基金会，在邓国胜看来，未来的方向很可能朝国外的捐赠人基金发展。

    邓国胜告诉《公益时报》记者，第四类股份公司捐资成立的基金会，在国外并不占主流，这类基金会未来在中国仍然会继续发展。会有很多企业通过发起企业基金会的方式来开展公益慈善活动，为员工提供一个参与公益慈善的平台，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一个窗口。

    邓国胜最为看好的是第五类企业家或捐赠人设立的基金会，这类基金会是最具前景和成长空间的，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成立家族基金会。在邓国胜看来，家族基金会是实现家族财富传承、精神传承的工具，是社会创新的引擎。国内外最具代表的家族基金会有盖茨基金会、马云基金会、广东省和的慈善基金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