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无论对政府、企业还是社会力量来说，其应对场景的复杂性都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其他类型灾害、事故。我们对它的认知是比较少的，任何一方应对起来都难免犯错。同时，因为它的高度风险性，介入需要符合基础标准，有门槛，并非所有机构都能很容易地参与。

    三个维度看基金会表现

    总体来看，基金会确实做了很多事，包括筹款、捐赠物资等，但实际效果如何有待考量。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观察基金会的表现。

    从民众的感知上。是否感知到了基金会做了哪些事情，尤其是对效果的感知，而不是行动过程。从社交圈、自媒体、传统媒体中看到的，更多的是志愿者、社工、民间团体等，他们积极活动在一线以及物资购买、投送的过程中。但是，基金会在舆论传播层面的声音是比较少的，包括基金会领域自身的领袖人士，也几乎没有发声，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失位。

    从行动效果上。基金会的筹款是否真正解决了抗疫一线的问题？疫情防控最需要的不是钱，是口罩、防护服等，需要的是非常精准的支援。在这一点上，很多志愿者组织，利用社群、自媒体的便捷和人数多、成员多元化的优势，在采购、物流、通关等方面的接通能力，远远超过一般的基金会。

    从印象形成上。民众确实对基金会存在刻板印象，而红十字会的舆论风波让公益行业声誉再次受损。

    目前看来，基金会肯定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应对的精准性、有效性，仍然值得商榷。整体而言，其实有一点尴尬。

    谁更适应互联网？

    基金会在外部协作能力、价值链传导、组织架构上存在不足。

    志愿者组织的高效管理靠的是价值认同，而不是科层、绩效、评估。而志愿者组织的边界是与互联网边界高度契合的，看似松散的结构，要求工作放量的时候，利用互联网有效联系各种资源与团队，迅速组合成新的巨大组织形态，速度与质量都令人瞠目结舌，而这中间的动员力就是志愿者共同的抗疫目标与共生的社会价值。

    相较之下，基金会的外部协作能力、价值传导上的问题表现得非常明显，除了少数有自己协作网络的基金会，其他基金会由于组织形态固化，反应速度与适应能力难以跟上外部变化，无法将自己的组织边界放大到互联网边界，无法做到最大规模的有效协同，无论投送物资还是早期的协作价值链传导，都出现了问题。

    传统上，公益机构容易把自己作为公益理念的传播者、教化者。但现在的互联网时代是每个人的价值时代，不是一方传播给另一方价值，一方告诉另一方怎样做，而是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共创目标，共生价值。对这个情况认识不清晰，会表现出社会动员能力不强，价值链不清晰的特征。

    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危机时刻形成的新思维、新方法以后能否常态化，还有待观察，但未来一定是“决策速度快、协作能力强、调动资源能力强”的机构更有发展潜力和竞争力。

    还有一个现象是此次疫情应对中基金会向上的协同能力是比较强的，比如筹款。但没有官方渠道的基金会，其向下协作的能力，尤其是社区协作能力是相当弱的，只能尝试通过原来有合作关系的地方社会组织去进入社区。

    核心问题是对行业价值的质疑

    面对残酷挑战，无能为力背后是专业上的耻辱感。

    大部分机构会随着危机的不同时刻，体现出不同的组织心理和组织行为。在预警期，大家普遍缺乏准确判断的能力。在爆发期，恐慌也存在于组织内部，表现为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是无能为力，比如面对疫情中个体家庭的惨剧、医疗资源的普遍不足等问题无所适从。这种专业上的无力感背后，是羞耻感，不是道德意义上的羞耻感，而是专业上的——曾经自豪的公益专业性，很不专业。

    这是我们行业应该反思的，以前我们觉得很专业的比如工具、渠道、路径，在时代给予的残酷挑战面前，显得无能为力。这种无能为力感、专业上的耻辱感，让我们重新思考这个行业的价值和使命，甚至质疑这个行业有无必要的问题。这种自我责问是无法逃避的。

    当然，这次疫情延宕至基金会领域的危机，是价值危机的问题。

    从外部看来，则体现在对基金会工作的不满意。

    举个例子，我一位朋友基于前期的红会事件在组织捐赠时表示不信任基金会，并且认为以后不需要基金会，现在可以点对点捐助、区块链很透明、物流公司非常方便，在红会事件中，物流公司两个小时就搞定物资分配问题，为什么需要基金会这个分配效率并不高的中间杠杆？

    基金会的中间枢纽作用，本来应该对善款使用起到增值、扩大效果，但现在公众看不到，甚至看到很多效率低、效果差的情况。那么如果有其他路径可以取代基金会的功能，公众自然会选择更有效率的。

    对未来基金会发展的几个建议

    将合作能力整合到基金会管理能力中，没有合作能力，未来无论筹款、分配还是投放，都会出现问题；

    把组织边界打开，互联网时代个人结成的网络是组织的另一种边界，通过社会网络把组织边界延伸到互联网边界，实现社会网与互联网的融合，才能真正有协作；

    重新“升维”认识这个时代，从时代出发而不是从僵化的理论出发，思考与提出真正有效的对策；重新“降维”认识一线经验，从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出发而不是简单的赋能出发，放下身段参与真正的公益实践。

    江苏师范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魏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