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疫情突然降临，他们原本会淹没在武汉这座城市的芸芸众生里。

    1月23日武汉“封城”后，仍有90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疫情的发展，影响着这里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生活细节。以前自然而然的衣食住行、求医问药，都成了全新的挑战。

    疫情打乱了这群人的计划，却赋予了他们共同的新名字——志愿者。

    送了一整年快递因疫情被提前放假的汪勇，瞒着妻儿成为了司机、协调员、后勤保障者；原来计划春节和男友去迪士尼游玩的李小熊组织了一支志愿者车队，直到感染了新冠肺炎，还在方舱医院里调配物资；中学实习教师吴悠原来也对这个春节有丰富的计划，如今，他带着自己的学生给城市各个地方的人送药；小学音乐教师华雨辰利用自己的特长在方舱医院播音，为患者鼓劲儿……像他们一样，成千上万的武汉青年志愿者，成为了这座城市的另一种“基础设施”。

    他们都是这个世界小小的分子，有的人生长于斯，有的人则从没去过武汉。但是为了一个又一个跟他们一样的微小分子，他们选择站出来，尽自己所能，充当起这座强大、活跃却一度慌张的城市的“补丁”，希望它尽快恢复“健康”。

    他们曾是陌生人，而此刻他们牵起了手，支撑着疫情中心的武汉，为了他们牵挂的每个千万分之一。

    一场没有准备的行动

    1月23日10时，武汉“封城”。有人急于离开武汉，有人选择留下，而有人才刚刚抵达。

    距离封城半小时，29岁的武汉姑娘李小熊走下了从长沙返回武汉的火车。眼前是她没见过的武汉：春运时的车站居然没几个人，街上很冷清，没戴口罩的她像个异类。

    李小熊匆忙开始囤粮、肉，却发现超市基本被抢购一空，更不必说口罩、酒精。

    伴随“封城”而来的，是全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时停运。武汉突然被按下“暂停键”，随之而来的新问题，却还没有解决方案。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医疗防护物资缺乏和一线医务人员上下班的交通难题。

    疫情凶猛并充满未知，对家乡的感情，或是医务朋友的一条求助，成为很多志愿者找物资、组织车队最初的理由。

    如果没有在除夕刷到那条朋友圈，提前放假的80后武汉快递小哥汪勇可能只会在家等待疫情结束，发愁该如何照料一家三口的生活。1月24日晚上，他在朋友圈看到一位武汉金银潭医院护士的求助：“我们这里限行了，没有公交车和地铁，回不了家，走回去4个小时。”犹豫很久后，汪勇对妻子说：“网点临时需要值班人员，我被派去值班了。”

    他打通了护士的电话，告知对方自己只有一个N95口罩，并询问能不能给他带点酒精。护士愣了：“我没想到会有人接这个单。”那时，距这位护士发出求助信息已过了5个多小时。

    看到距离自己家不到3公里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发出求助信时，医疗美容医师李小熊还不知道，仅仅4小时，她将从手里只有钱、想捐钱替医院买物资的一个个体，变成了志愿车队队长和募捐人。

    90后志愿者华雨辰，是武汉青山区钢花小学一名音乐教师。她想做志愿者，是因为“微博上有很多对武汉不好的评论，看到后很难受”。华雨辰说：“或许每个人都有拼尽力气想去守护的，而我想守护的是我的家乡武汉。”当她得知团青山区委招募志愿者时，当即报了名。

    也有人一腔热血，为无法拒绝的呼唤而来。

    300公里外，吃过年夜饭后，90后长沙小伙儿郑能量把母亲托付给亲戚，开着自己新买的别克车，往“别人想要逃离”的武汉驶去。5个多小时后，他来到了街头空空、不时有救护车疾驰而过的武汉市区。

    他此行的目的很明确，做一名车队志愿者，接送因公共交通停摆而无法回家的医务人员。那时，他在武汉的落脚点，就只有这辆别克车。他的一次性外科口罩，还是到武汉后别人给他的。

    最艰难的一周

    几乎没有时间睡觉，成了最初几天志愿者们共同的体验。

    除夕那条“求口罩”的朋友圈发出后的72小时里，李小熊已经建了30多个微信群，她的电话响个不停。有的是请她帮忙协调医院的物资，有的是医务人员请她帮忙接送。父母给她做的饭，热了变冷，冷了又热。可她没时间吃，“感觉全市的医院都在求助”。

    她两天半没有睡觉，但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睡觉。她的两部手机一部接电话，一部回微信。整个人不停运转，“连上厕所都想不到”。直到后来，她发现自己的手指因为长时间按手机而肿成了一个球。

    汪勇更记不清自己接送了多少医务人员。他说：“在全国的医疗救援队驰援武汉前的一个星期，金银潭医务人员都是连夜奋战，能睡到床的人很少。病人的呻吟声、对讲机24小时呼叫，持续待在这样的氛围里，任何人精神上都难以承受，更别提好好休息了。所以，即便在路上走4个小时，对他们来说，也是短暂的休息。”

    在车上，不说话，成了一种默契。有些医生会在后座上闭目休息，有些护士会因为压力大默默抽泣。不知道该如何安慰，能做的，就是让他们安安全全地上下班，别为通勤发愁。

    95后武汉实习教师吴悠采取的方式比较“原始”。1月25日开始，吴悠与19岁的大一学生黄新元，一人骑电瓶车，一人骑自行车，穿梭在武汉的大街小巷，为分布在医院、隔离点和小区的求助者义务送药。他还找来一张白纸，写着“免费帮送药、食、口罩”，挂在电瓶车前。

    刚“封城”时，物资特别紧张。吴悠每天只能送七八个地方。“因为跑遍5公里内的药店，有时只能找到一盒连花清瘟胶囊。”很多药店限购，吴悠只能多跑几家，然后把一盒药拆分给好几家人。

    “求助的数量让你感到，那段时间武汉压力很大。”吴悠说。

    除了民间自发的志愿行动外，2月3日，武汉市疫情防控青年志愿者招募公告发布，得到了积极响应。不到3天，就收到14549封报名邮件。

    这些青年志愿者成为了小区门口的登记员、超市里的货物分拣员、方舱医院的建设者、市民的心理咨询师、给医护人员提供酒店作住处的人，还有人在高速公路的关卡处协助交警量体温，深入定点医院甘愿承担风险扫病房、倒垃圾……

    很多人身兼数职。华雨辰为方舱医院患者广播，给患者和医护送餐，帮助搬运分发物资，到高速路口测体温。这个漂亮的姑娘平时在家都不曾干过重活，现在却米面白菜都能扛。她为了过春节做的美甲，已经被消毒水侵蚀得“惨不忍睹”，好看的图案早就在搬货时刮坏了。

    有人只留下背影

    2月3日晚间，一则车队志愿者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的消息在各个车队间流传。他们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在病毒面前，说不怕是假的。第一天接送医务人员的时候，汪勇接送了十多位医务人员往返金银潭医院。他很紧张，害怕被传染，“下车时腿都是抖的”。

    最初，汪勇瞒着家人。为保护家人的安全，他住到了武汉二环外快递仓库。建在下水道口的仓库阴冷潮湿，夜里汪勇会不自觉裹紧返潮的棉被。这里没有办法洗澡，每天晚上出车回来，他只能靠不断往自己身上喷洒酒精来消毒。每天早上醒来，他都会先量体温，看到体温正常，心里才踏实一点。

    华雨辰与父母同住。瞒着家里做志愿者后，每天最纠结的就是迈入家门那一刻。她说，送医务人员、进方舱医院那么危险她都不觉得有多难，但是她怕把病毒传染给父母。说起向父母坦白的情景，华雨辰哽咽了。当时，妈妈坐在沙发上睁大了眼睛看着她，爸爸沉默了很久才开口问：“你在哪里站岗？我能不能替你去？”

    为了安全，吴悠送药时不敢和对方有过多交流。他把药品放在门口，敲门之后立刻跑开。对于求助者来说，通过防盗门的猫眼，他们看到的基本是吴悠的头顶，连这位送药人的样貌都没看清过。

    但是，在做过专业救援队的志愿者眼中，武汉的很多志愿者靠的是一腔热血，而非训练有素。在志愿服务初期，有的志愿者凭着善良的初心和简单的逻辑说：“我身体好得很。”

    随着有志愿者感染、确诊新冠肺炎，以及医院班车、企业车队力量的进入，1月底开始，为保护志愿者安全，很多早期担负起城市流转任务的志愿车队选择解散，或是转作物资运输和送餐。

    但是，再专业的志愿者也敌不过意外。据央视新闻报道，2月21日凌晨，苏州蓝天救援队队员许鹏在前往湖北运送救援物资途中遭遇车祸，不幸去世。他曾在朋友圈中写道：“孩子要乖，爸爸去武汉打怪兽！”

    填补城市运转的空白

    没有太精确的数字统计，有多少志愿者参与了与武汉战“疫”有关的志愿行动。事实上，也很难统计。

    互联网赋予这次广泛的志愿活动新的活力。一些与武汉毫无关系、素昧平生的人，选择为这座城市里千万分之一的求助，牺牲自己的时间、金钱，甚至安全。

    上海的庄鸿韵是一位癫痫患儿的母亲。当她得知湖北有癫痫患儿面临断药难题时，利用微信群，联络上素不相识的上百名癫痫患儿家长。通过她的疏通和各方志愿者的努力，才让这些孩子避免了断药带来的生命危险，使家长平日的悉心呵护才没有因疫情一朝化为泡影。

    沈培平（化名）所在的志愿小组专门救助非新冠肺炎患者。小组里都是还在读大学或是刚毕业的年轻人，很多人从没去过武汉。但是他们利用自己熟悉互联网的优势，将网上零散的求助信息，跟各疾病垂直领域成熟的志愿团队对接，并将自己掌握的信息第一时间告知患者。

    个体微弱的呼声，都被志愿者平等对待。一句时常被提起的话是：这些不是数字，是活生生的人。而那些城市运转里的微小空白，也会被志愿者的善意捕捉到，然后尽力填补。

    2月17日，金银潭医院的一名医生找到汪勇，发来了一张两个眼镜腿全都折断了的照片，希望他能帮忙配副眼镜。

    志愿者为了别人生命里的方方面面奔忙，很少有自己的生活。每天晚上忙完工作回家的路上，是吴悠观察武汉的时间。这也是这些志愿者与武汉难得的“独处”时间。

    “武汉变憔悴了。”在广场上站着休息了一会儿，他突然觉得自己想通了武汉人的精神。对于直爽奔放的武汉人来说，只要认为是对的，就先“搞了再说”。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