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皮磊

    自武汉宣布封城后，黄豪杰及其团队就在不停地忙碌着。

    黄豪杰是武汉市武昌区为先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为先社工”）执行主任，该机构主要在武汉市范围内开展艾滋病防治、性与性别教育和性少数人群服务等，业务范围辐射全省。

    由于严格的封城和管控措施，很多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无法及时获取抗病毒药物，面临断药危机。这一群体需要每天服用药物控制体内的病毒，一旦中途停药就会增加发病和耐药风险。自“封城”后，黄豪杰和机构工作人员就不断接到求助电话，最多时一天求助量有上百个。

    为应对这一状况，为先社工紧急成立了一个应急团队，帮助服务对象处理断药危机，协调湖北省疾控中心及医院等各方资源，帮助他们争取药物。从大年初一开始，机构七名全职工作人员和三名志愿者全力开动，处理个案咨询。除去吃饭和上厕所，所有人几乎没有时间休息。

    同时，为先社工还组建了三个志愿群，包括爱心车队、机动志愿者和借药群，一百多名志愿者协助开展工作。突如其来的疫情不仅让他们的春节假期泡汤，也给机构运营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和财务负担。而这也是目前武汉市及湖北省范围内很多一线公益机构共同面临的困境。

    难以应对的工作压力

    受疫情影响，为先社工原有的线下项目全部停止，只保留了部分线上业务。疫情发生后，帮助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获取抗病毒药物成为机构最紧迫的工作。

    据黄豪杰介绍，虽然艾滋病药物是免费发放的，但并不是到哪里都可以领取。大部分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服用的药物都只能在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定时定量地领取。但由于封城，大量感染者不在治疗所在地，很多人在过年期间去了其他地方，甚至被困在偏远乡村，导致无法顺利领药。

    尽管在现代医疗条件下艾滋病已经是一种可防可治的慢性传染病，但感染者每天都必须服用药物来控制体内的病毒，一旦中途停药就会增加发病和耐药的风险。断药危机也让很多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感到恐慌。

    鉴于疫情的严峻程度和现实困难，湖北省疾控中心出台了异地领药、送药到镇等措施，中国疾控中心也出台了相应措施，但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加之部分感染者自身的特殊处境，仍有大量人群无法及时领取抗病毒药物。

    “很多感染者不知道流程，也没有看到相关信息。”黄豪杰告诉记者，他们和各方一直保持着积极沟通，如协助感染者跟地方定点医院对接，协助省疾控中心开展工作，同时也向社群及时传递相关政策。

    “目前的情况是大家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也给我们增添了很多额外的负担。”黄豪杰坦言，单凭机构几个人的力量无法完成目前的工作。为此，机构特意组建了三个志愿群，包括爱心车队、机动志愿者和借药群，有大约100名志愿者协助处理工作。

    其中，爱心车队主要负责在武汉市范围接送感染者去定点医院取药，因为当地交通已经全部中断；借药群主要鼓励病友之间互相帮助，提供药物帮助他人暂时渡过难关；机动志愿者群则帮忙处理邮寄药物和其他一些机动性工作。

    “刚刚‘封城’时，因为求助信息太多，团队每个人的工作量都很大，几乎没有时间休息。后来我们建立了一个需求收集机制，大家的工作量才慢慢平均下来，工作也逐渐理顺了。”据黄豪杰介绍，截至目前，为先社工已经为600多人次提供服务，但他内心里还是感到一丝遗憾：被困在偏僻乡村的感染者的用药问题目前仍无法解决。

    财务状况让人担忧

    由于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很多公益组织或暂停线下业务，或将主要工作转移到线上。而那些处于湖北省内尤其是武汉市内的公益机构面临的情况更为严重。

    暂停线下业务，意味着机构承接的项目无法在预期时间内完成，很多工作计划也无法正常执行。即使将主要业务转移到线上，机构也还要支付相应的运营成本，比如人员工资、社保及场地租金等。对于一些小型公益机构，财务上的压力在该阶段更为突出。

    “原本计划内的很多工作无法正常开展，但是人员支出、房租支出都要按时支付，对于我们这样的小机构来说真的很困难。”黄豪杰告诉记者，虽然目前的工作主要在线上，但也要承担一定的成本，比如快递药品的费用、交通支出及其他必要支出等。

    由于机构此前并没有这笔预算，最初黄豪杰考虑由工作人员、志愿者等自行承担这些额外的费用。幸运的是，为助力疫情防控，正荣公益基金会开展了针对一线公益机构的小额资助项目，为先社工提交了申请并得到27000元资助。资金虽然不多，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机构的财务压力。

    但对于今后机构的运营，黄豪杰仍比较担心：“如果目前的形势再持续一段时间，我很担心我们的财务能不能支撑下去。”

    与他一样，武汉市江岸区爱特特殊儿童教育培训中心（以下简称“爱特中心”）主任胡弘对目前的情况也很担忧。

    据胡弘介绍，爱特中心距离华南海鲜市场比较近，由于中心的主要业务是面向儿童群体，在疫情暴发初期机构工作人员的警觉性都很高。从1月19日开始放假，该机构暂停了所有工作，到目前仍未恢复正常。

    “过年期间很多员工都回老家了，现在无法返回武汉工作，所以我们也无法给孩子们和家长一个准确的复课时间。不过因为处于疫情重灾区，大家的警觉性还是很高的，也能够理解。”胡弘表示，目前机构有一些工作转移到了线上，比如通过专家讲座、线上指导答疑等给特殊儿童的家长一些专业指导和心理支持。对于家长来说，长期照护特殊儿童尤其是自闭症儿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其也需要专业老师的指导。

    但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并不是想象得那么简单。

    “我们之前开展的业务主要是在线下，从线下转到线上也有一些问题和困难。因为我们着重于对线下教师的专业技能培养，对线上业务还没有开发出合适的模式和方法，也没有针对性。而特殊教育是很有针对性的，在线下我们可以根据孩子的不同表现适时调整教学方法，面对面教学也更有效果。”胡弘告诉记者。

    她谈道，对于爱特中心来说，除去房租及人员工资社保等福利性支出，现金流的压力更为突出。“复课之后，机构要垫付资金用于特殊儿童的康复训练，这给机构的流动资金带来很大压力。对于外界资助我们其实是有需求的，因为就目前来看机构面临的压力也很大，一些原有的项目可能需要转型。”

    相比而言，为先社工的情况可能稍微好一些。黄豪杰谈道：“如果此次疫情持续时间更久，我们可能就承担不起了。但比较幸运的是，我们在春节前备案了一个月捐计划。如果备案通过，我们会加强相应社群筹款，以缓解目前的财务压力。”

    亟待建立的应急机制

    在积极应对“断药危机”的同时，黄豪杰和团队也曾想为服务对象多做一些事情，比如为他们提供心理援助。但考虑到机构人员和精力有限，他暂时放弃了这个念头。“我们现在的策略是优先处理紧要的问题，再根据疫情发展情况考虑其他方面。”

    在他看来，机构目前能做的就是从自身专业角度出发，整合多方资源，关注服务对象现阶段面临的实际困难。越是在特殊时期，一线公益机构越应保持理性。“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样不仅能够保证服务的专业性也能保证服务质量。”

    与为先社工和爱特中心情况类似，疫情发生后，宜昌市启智亲子公益活动中心也停掉了很多项目，并根据抗击疫情需要推出了“宜昌天使计划”。

    该中心主任张晓琼表示：“根据机构自身优势，比如一直以来对老人和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关注，我们设计了这一项目，共同抗击疫情。希望通过该项目减轻儿童、老人年和家庭的心理压力，为他们开展心理疏导和疫情宣传等服务，同时帮助困难群体渡过难关。”

    张晓琼告诉记者，由于较早发现了疫情的严重性，考虑到宜昌本地相应防护物资较为匮乏，中心在春节前就联系了一些省外的基金会和公益机构，积极寻求外界帮助，将他们采购的物资争取运到宜昌，送到医院或者社区。在他们的努力争取下，目前已有几批物资陆续发放给当地。

    同样，在武汉市武昌区首义路街创益无限志愿者服务中心理事长周英看来，由于自身是一家关注社区困境儿童教育的公益机构，面对疫情，其首先考虑的是可以通过线上教育的方式安抚孩子及家长的负面情绪。

    “由于我们的项目涉及到疫情严重的地区，必须暂停机构服务和志愿者参与。不过，在居家隔离后，我们在大年初一就恢复了线上课堂，通过开展线上绘画、绘本阅读及手工等项目，安抚孩子们的负面情绪，因为艺术本身就具有疗愈功能。”周英谈道。

    在周英看来，一线公益机构体量虽小，但行动起来更加灵活。“我们跟社区层面联系很密切，知道他们有哪些困难和实际需求，因此反应速度要比其他人快很多。当政府部门还未关注到社区层面时，我们就已经注意到社区工作的一些困难了，比如分级诊断、上门服务、居民情绪管理等。利用一些渠道，我们帮助社区在上海、北京等地申请物资，寻求基金会的帮助。”

    据记者了解，考虑到一线公益机构尤其是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地区小型公益机构的实际困难，目前已有一些基金会开启了资助计划：

    正荣公益基金会开通共抗疫情绿色通道，面向全国，以小额资助的方式（3万元以内），支持专业社会组织开展补充性疫情防控；

    千禾社区基金会发起“社区互助防疫——千里马行动基金”，为积极参与抗灾互助的个人或公益组织、志愿团体提供小额资金；

    敦和基金会联合银杏基金会成立“银杏快速行动基金”，为抗击疫情的行动者提供及时、灵活、应对实际需求的小额资助……

    目前，所有的力量都投入在疫情防控一线，但到疫情发展后期该怎么做、公益组织能从此次疫情中总结出哪些经验教训，也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议题。

    记者从采访中也得知，很多公益组织尤其是一些小型机构之前并没有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经验，特别是缺乏应对地震、水灾或其他自然灾害以外的灾害的应急机制和预案。这也导致机构在面临新的社会问题时出现忙乱或被动的局面。

    黄豪杰的话在诸多采访对象中也颇具代表性：“之前机构没有应对重大社会事件的应急机制，包括政府层面和民间层面，大家都处于探索阶段。目前大家还都忙于应对疫情给工作带来的新的压力，没有时间反思机制建设问题。等疫情结束后，我们可能会对此进行思考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