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甄雪燕

    民国时期，灾害频发，战乱连年，传染病肆虐，面对疫病的广泛流行，国民政府虽然采取了必要措施，但由于政局不稳，政府为了维护统治，疲于应付各种事变，同时庞大的军费开支也使政府的防疫工作显得力不从心。与此同时，中国民间以地方绅商、社团组织和慈善机构为代表的民间社会团体逐渐兴起，承担起了向民众宣传传染病防治知识的责任，并积极开展各项防疫工作，推动了民国时期公共卫生体系的发展。

    据国民党中央社会部1946年年底的统计：全国29个省市总共有救济机构3045个，其中私立的有1011个，约占1/3；1948年的《中国年鉴》统计：当时全国有4172个救济机构，其中私立的1969个，占47%。可见，民国时期民间社会团体的发展逐渐达到鼎盛，这些团体在疫病防治工作中担当了重要角色。

    防疫宣传 

    民国期间，众多社会团体开展，积极投入到防疫工作中。其中，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预防传染病知识的宣传方面最具有代表性。该会于1920年5月12日邀请英伦皇家医院医官谢应瑞博士在上海四川路演讲“上海五种流行病（霍乱、伤寒、喉痧、伤风、脑膜炎）之预防”；同年7月2和3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又举行卫生展览，以提高民众的公共卫生意识。1925年5月8、9、10日三天，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举行卫生运动大会，提倡公共卫生，并陈列症状图书及各种关于卫生的模型，放映卫生影片，请名人演讲。在这三天中，还有名医到场为市民施种牛痘，并免费为市民检查身体。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作为社会团体之一，在倡导卫生运动，宣传公共卫生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1933年10月，上海社会各界精英，尤其是医学界同仁，共同发起组织了中国防痨协会，积极开展痨病防治工作。因唾液是该类疾病传播的最主要原因之一，防痨协会自1934年开始，在上海每年都举办劝止随地吐痰的宣传活动，在民众中影响很大。颇具声势的民间劝止乱吐痰运动大会一般为期四天。历次运动大会上，协会均免费赠送大量防痨专著和健康画报，刊印散发上万份的《吐痰害人》等劝止随地吐痰的传单和标语。卫生展览会上布满精制的防痨卫生挂图，参观者甚众。协会还面向社会，举办防痨和劝止随地吐痰的征文，进行生动的卫生演讲，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

    此外，上海女青年会、卫生教育会、青年协会演讲部、商务印书馆、青年会童子部、卫生运动团等团体也曾经在上海青年会举行卫生展览会，将所有关于卫生问题的书籍、图片、灯彩、影片及各种仪器陈列于青年会童子部内游艺室，任人参观。除了展览，这些团体还精心安排了一些宣传公共卫生的专题活动，内容有演唱卫生歌、卫生演讲、演出卫生新剧、卫生滑稽影戏等，1920年，商务印书馆就曾经拍摄《驱灭蚊蝇》的无声电影发行全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民国时期的社会团体已将开展防疫宣传和进行防疫活动作为自身的重要职责和工作内容，这些防疫知识的宣传对唤起民众卫生意识，培养科学卫生观念，普及医学知识起到了推动作用。社会团体在防疫宣传工作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国民政府。

    医药救助

    民国时期，施医赠药是社会团体在疫病防治方面最主要的方式之一。其中，既有传统的善堂免费发放药品，又有新式慈善医院的成立与医疗救助。

    民国时期从事慈善活动的社会团体很多，有一些是从清代的慈善堂发展而来的，以上海为例，明清以来先后创设的善堂有22所，延续到民国初年的就有18所。据记载，上海的同仁济善堂，为了防止疫病流行，1927年发放内科药达121000次，外科药达24000次，施舍棺材670个。由此可见，善堂的举措对疫病的防控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众多的社会团体中，对卫生事业影响最大的有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幼协会、战时儿童保育协会、香山慈幼院等，防疫活动是社会团体从事的主要医疗活动之一。民国初年，红十字总会上海总办事处所设的医院中有徐家汇总医院、吴淞防疫医院、时疫医院等，各地有条件的分会也设有固定医院。红十字总会依靠这些医院，对当地居民进行医疗救助，一般只取药费不取医资，对贫困者则分文不取。遇到疫病流行则免费发放药物，组织开展防疫工作。其中，时疫医院每年夏至开办，秋分停诊，是专门针对秋季防疫而开设的医院。时疫医院是临时组织，主要依靠借用寺院或借会馆余屋，或租空屋等方式开诊，以方便患疫病者就近投医，不取分文。除瘟疫流行期间积极参与救助外，这些社会团体还积极参与到天花等各种传染病的防疫工作中。例如，施种牛痘，1924年3月，上海普益社专门召开种牛痘的会议，并力求推广，该会以灭除疾病为根本宗旨，种痘不取分文。在此以前，该团体已经布置了东南西北中和女子队，以使种痘家喻户晓。中国红十字总会对此项工作也相当重视，每年的春秋两季施种，不取分文，副会长沈敦和曾一连几年在报上刊登启事，宣传用新法接种牛痘，以改善和增强人民体质。

    这些社会团体在疫病防治工作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们补充了政府医疗资源的不足，深入民间最底层开展医疗救助工作，有利于发现并早期上报疫情，防止疫病的传播。

    灾后救助

    民国时期的社会多灾多难，各种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如水灾、旱灾、风灾、虫灾等，而且更有许多人为的社会灾害发生，如战争、匪患等。这些自然灾害与社会灾害几乎贯穿整个民国社会，大灾过后必有大疫，民间社会团体积极参与灾后防疫，为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助一臂之力。

    民国时期，各地每遇灾荒饥饿，难民云集，最常见的救助方式就是设粥厂救济，仅以天津为例，1929年的天津各慈善团体设立了至少三处粥厂，仅其中一个粥厂就施粥83日，食粥人数就达到了30余万人次。1930年冬赈时三处粥厂食粥人数合计达124万余人次，用米47万余斤。除施舍粥食以外，民间社会团体还组织发放衣物，以解决难民的实际困难。如果饥民增多，出现大量饿死者，就会存在传染病出现的潜在危险，因此，温饱问题是预防疫病流行最基本的要素之一。不仅如此，对于贫寒无依或过往商客等无人认领，或家属无力殓葬的尸首，多由民间组织施赠棺椁，代为殓葬。上海市区西侧的新兴工业区曹家渡1927年成立了曹家渡永义善堂施材会，专门免费发放棺材，以及时收殓尸体，避免疫病出现。

    灾难过后，民间各种社团积极参与到防疫工作中。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例，1931年，江淮发生大水灾，波及23个省，灾民达上亿人，尤其武汉是重灾区。红十字会的防疫救护队战斗在汉口第一线，由于灾民中患痢疾、疟疾等传染病者较多，救护队每天医治灾民1000余人，有效控制了疫情的扩散。1935年，长江再次发生洪灾，红十字会积极为灾区募捐，利用善款购买包括防疫药水在内的大量医药物资发往灾区。此外，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是民国年间著名的中外合办慈善救灾团体，每临大灾，赈会及各分会先进行施粥、施衣、卫生防疫，以及移民就食等直接救济，尽力解除灾民的痛苦。

    灾后防疫是灾难救济工作的重点，民间社会团体的积极响应与配合是防止灾后疫情暴发的重要条件之一。民间组织的防疫行动作为政府防疫工作的辅助力量，为保障灾后人民基本生活与医疗做出了贡献。

    战时防疫

    民国时期，战争不断，先后经历了军阀混战、二次革命、抗日战争、国内战争等，各个战场都能见到来自民间社会团体的大量救助工作，其中也包括战时防疫工作。

    华北地区的社会团体一直都非常活跃，且机构数量多，战场救护是其重要活动。每遇战事发生，这些机构会组织临时救济队，奔赴战区救护军民，掩埋尸首。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在南京制造“南京大屠杀”，屠杀中国同胞30万人以上，惨祸过后，南京城内尸横遍野，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等民间组织始终坚持在城内工作，在1937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本分会掩埋队自二十六年（1937年）十二月间起，即在下关沿江及和平门外附近一带从事掩埋工作，综统计在此六个月内，共掩埋军民尸体22371具……南京下关一带为受兵灾最惨之地，故难民染病者无力就医，本分会爰在下关设立施诊送药所一处……当此夏令疫疠将成盛行之际，有医无药，殊为可忧之事焉。”由于当时国民政府战败，政府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医疗救助与防疫，面对大屠杀过后凄惨的南京城，各社会团体为疫病防控做出了最大努力。

    由此可见，社会团体的战时防疫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尸体掩埋，一是医疗救助，以防止疫病流行。战争是惨烈的，然而这些民间组织的医疗救助与关怀为战后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慰藉与希望。

    资金支持

    民国期间各种社会团体为疫病防控做出了巨大贡献，从战争防疫、医疗救助到赈济灾民，其所需经费浩繁无比，而且各慈善机构的救护皆属志愿义务，不谋取任何私利，因此，其资金来源主要来自募捐，各社会团体在慈善机构资金来源方面给予了充足的保障。

    中国红十字会经费的来源之一就是一些社会团体的常年捐助。如上海淮南四岸公所从1913年开始历年都向红十字会捐款，每年一万元，分二次或四次交清。从1927年起又有上海跑马场常年捐助。民国时期，同业公会不仅是同业互助的团体，也是行业商人协调与地方社会关系的桥梁。同业公会直接组织救济活动比较少，往往通过支持慈善团体，向其捐资或捐物来进行社会救济活动。不少同业团体还专门征收常捐作为慈善团体的固定经费，称为“善捐”，如典业捐、花业捐、洋货业捐、绸缎业捐、药业捐、银楼业捐等。上海新药同业会1947年8月11日向防痨协会捐助防痨经费5000万元；1949年5月30日，为红十字会募捐药品。可见，同业公会的捐助是防疫工作开展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据《光明中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