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敬

    百年前，在清末向民国过渡的时候，红十字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时在中国生根发芽，开枝散叶，给中国人带来了与传统慈善机构很不相同的现场感受。前者随战争而来，主办者以华人居多，主旨在于“救人”；后者随文明而来，主办者以洋人居多，主旨在于“济世”。

    在此之后，中国本土的人道主义者和宗教信徒纷纷起而效仿，现代化的全国性慈善机构遂遍布于中国大地。而他们践行的“善者之道”及在现实事业中表现出的各种面相，至今为后人所追怀和镜鉴。

    洛克菲勒基金会：直面紫禁城的“油王府”

    对于上世纪20年代的北京市民来说，“油王府”一直是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市民们注意到，在东单三条的豫王府旧址，1916年开始由“花旗国油王”投资的一座现代化大楼拔地而起，其绿色屋顶的张扬大气，与紫禁城金色广厦相比也不逊色。北京人就着“豫王府”的谐音，给这座新大楼起了一个生动的外号：油王府。而这正是美国石油大亨老洛克菲勒的基金会在华首个慈善项目——北京协和医学院。

    早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之前的20年，身为美国第一位身家10亿美元的富豪和全球首富的老洛克菲勒已是著名慈善家。但他慢慢发现，如果单纯地以点对点救济的方式来帮助病残贫困的人们，那么自己有再多的财富也只能是杯水车薪。他的担忧不无道理。就拿国际红十字会的创始者杜南来说，本身是瑞士著名银行家，也是第一位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无论财富还是名声都算得上欧洲翘楚。但由于无尽的金钱捐助和精力奉献，杜南最后竟破产潦倒，当1895年欧洲人重新记起他的时候，发现他蜗居在一座叫海登的小镇里，已经沦为养老院中一名孤苦无依的病人。

    有鉴于此，老洛克菲勒决定注资一亿美元，成立一个立场和方式都和前人不同的慈善组织。其章程开宗明义，“不作个人的接济”，而是尽力于“知识的获得和传播，预防和缓解痛苦，促进一切使人类进步的因素，以此来造福美国和各国人民，推进文明”。杜南和老洛克菲勒都是人道主义事业的普世化推行者，如果说前者将慈善救助由伦理学转变成制度化，那么后者就是将制度化转变成学术性。

    老洛克菲勒对中国抱有天然的好感。在他眼里，作为唯一仍主权独立的文明古国，中国正处在深刻的历史变革中；而且，因为有着一批极优秀的知识分子，既传承东方文化，又能成为传播西方文化的载体，所以中国正在向全球开放，有能力和决心打造一个全新的文明。民国年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逐次铺展的各项投资，由医学而农学，由自然科学而社会科学，由象牙之塔而乡村建设，也正是西方主流社会对世界和中国加深认识的一个投影。

    如今看来，洛克菲勒基金会一直在真诚和努力地理解中国人民，融入中国社会。如果说民国初年建设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一种精英式的“提高”，那么上世纪30年代开始支持晏阳初的平民教育项目，就是全民性的“普及”。基金会全程支持并参与了这一场革命性的乡村自治运动，尤其在随之而来的抗战中，他们于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体会到了中国人民和中国文明坚忍壮阔的力量。

    在1944年的会长总结中，洛克菲勒基金会激动地评论道：“战争正把中国推到世界民族之前列，一个历史悠久而杰出的文明和一群伟大的人民，终于即将在世界领袖力量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1945年后的中国并没有体会到战胜国的荣光，但洛克菲勒基金会仍然没有大失所望。在全境已经遍地烽火的194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已经意识到，“中国此刻正处于悲剧中，内争似乎不可调和”，但会长总结中依然如此乐观地期望：

    “不过从长远看，前景不一定那么黑暗，时间总在中国一边。她的历史文化上溯几千年，其中许多时期因内战和纷争而四分五裂。但中国人的身心都有一种活力和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再生能力……”

    总而言之，洛氏基金会让中国触摸到了一个精彩而善意的西方，并使之在今后漫长的时日里，依旧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并为中国培养了诸多医学、农学、遗传学、植物学、人类学、考古学人才。

    红十字会：普世价值首次进入中国的眼界

    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相反的是，同样知名和重要的国际红十字会从未主动进入中国。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官员惊讶地发现，有一群身穿白底红十字图案制服的日本人在战地不仅救护日军，还救护清兵；不仅帮助死伤的军人，还救济逃难的平民。后来他们得知，这群人达10万之众，都属于一个叫“赤十字社”的团体，是国际红十字联合会在日本的分支机构，承担着中立、独立和人道主义的战场救护工作。

    由此，这个著名的国际组织及其制订的《日内瓦公约》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六年以后的庚子事变中，便有中国本地的慈善团体打着红十字旗号进入战区，进行难民的撤离工作，得到了侵华八国联军的尊重。由是，对红十字会人道主义原则的理解和敬重，开始渐渐在清廷和国人心中扎下根来。

    1904年，日本、沙俄争雄于中国东北，颟顸的清政府竟然对这场发生于自家境内的战争保持中立。但是朝廷私下仍循地方官之请，试图救济旅顺等地的难民，却被俄军拒绝。如此，中国只有组织国际公认的红十字组织方能进入战地。在英、法等国的支持下，由上海著名绅商沈敦和主持，传教士李提摩太赞助，“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这是中国正式投入红十字运动的开始。

    日俄战争结束后，沈敦和仍用“万国红十字会”的名义在上海举办系列慈善机构，有医院、学堂等，但没有成熟的行政系统和管理人员，账目也纠葛不清，不为时人所重，只将其看作是一个医疗机构。于此同时，清政府也在吕海寰的建议下组织官方性质的红十字团体。

    1910年，清政府任命盛宣怀负责其事，“大清红十字会”成立。不过由于内部意见分歧较大，直到清廷倒台，该团体也没正式运作过。辛亥革命爆发后，沈敦和迅速改编原有组织，称为“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并以此名义派遣救护队赴武昌、南京等战场救死扶伤。同时清政府也命吕海寰领衔，将改名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团体作主干，同样派遣救护队参与战场救助事宜。上海红会得到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承认，而清政府自然将北京红会作正统，一下子中国境内出现了人称“沪会”和“京会”的红十字会“双包案”。

    上海总办事处有能力和北京（南京）总会抗衡，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其优秀的筹款能力。由于沪会的负责人如沈敦和等本身就是大富商，且以身作则，乐善好施，具有很强的人脉和号召力。在他的影响下，各地富商及商会公所的善捐络绎不绝。沈敦和也一心和国际红十字运动宣扬的普世价值接轨，从1912年开始就以人道主义为大纲，“不涉宗教，不涉党派”，只从理念上由“上古圣人”讲到“儒释耶回”，“一言贯之，仁爱而已矣”。

    中国红会的京沪对垒，到1934年才因国民政府对之强行改组而宣告结束，该会也正式定名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但出于传统中对官府的戒惧和对国民党统制主义政策的反感，许多原本热心公益的豪绅巨贾纷纷退出红会的权力核心，以致一时间捐款额大减，由占全部收入的33%直降至8%。从中也可以看出，虽然红会一直用各种噱头向普通民众劝募会费和善款，但得到上海工商界巨头的支持，才是红会可持续发展的真正保证。

    世界红字会：慈善为本，本立道生

    对于慈善理念的认识，中国一向有丰厚的文化和历史资源。和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人向来把慈善事业和政府职能相关联，因此，1912年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宣传才会波澜不起，完全无效。

    但随着经济发展的加速，土地兼并和城市吞并乡村是必然结果，流民也随之增加，其中很多贫病交加者亟须救助，这是政府一时无法解决的新难题。于是从唐代开始，佛教徒及其寺庙就开始设置专门机构，对城市流民进行救济，其募款诉求，当然是以佛家的因果报应、积德有福做由头。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在1000余年的熏陶下，民国初年的民众为何对于“捐款结缘，好人好报”的宣传会如此趋之若鹜。在这种文化背景和心理背景下，具有道院性质的慈善机构“世界红卍字会”诞生了。

    道院和红卍字会这种粹然中正、宽宏圆通的传教理念一开始便得到了广大富商地主乃至士大夫阶层的欢迎。王芝祥、熊希龄等民国初年的头面人物都是道院成员，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钱能训，是红字会中华总会的终身会长。当时甚至知识青年也对此非常热衷。1929年10月，世界红卍字会奉内政部呈准，在行政院以公益慈善团体名义立案。

    在募捐方式上，世界卍红字会就很难和道院作出区隔。道院作为一种宗教，其信徒在捐助不同的款项后，相应可获得如“老祖”、“佛”、“菩萨”等封号，据说能令死者在另一个世界登入仙境。如以往朝廷封赏的诰命一样，这种封号被信徒所重视，故而所获捐赠极多。红卍字会也通过私人关系网的方式向社会募集慈善款项。

    对捐助者的回馈，世界红字会明确规定：“本院收支各种慈善款项，应随时分别公布，以昭信用。”其方式主要是发行“征信录”，即向社会公开的账目。哪个机关向公众征募了经费去开办公益事业，到了年度结束或是事业结束的时候，就应该把收支总账及事业成绩开列出来，分送捐款的各家，做一个交代。这就是征信录的来历。

    各地的红字会会长往往是捐款的倡导者、组织者，会长不但不能领取薪水，还要带头出款，因而会长地位是自然形成的，无人觊觎。每当需要救济时，会长召集临时会员大会，提出方案。会员自认，临时筹集，专款专用。每一事情结束即行结算，并公布账目。世界红卍字会将收入款项内的5%作为基金，非经代表大会不得挪用。每届月终时将一月内收支款项及办事实况公开宣布，实现财务公开化、透明化。

    （据《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