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30日，是希望工程实施30周年。

    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捐款150.23亿元，资助困难学生594.9万名，援建希望小学20110所，援建希望工程图书室31109个，培训乡村教师114306名，促进了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工作的全面发展。

    《中国青年报》原摄影记者、摄影家解海龙从希望工程开始实施的那天起，就持续地以纪实摄影的方式，真实地纪录着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变化。

    当年摄影记者镜头里的孩子，如今已经长大成人，在各行各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也在尽己所能地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就像曾经的受助者、“大鼻涕”胡善辉说的那样，“我是希望工程的受益者，也要当爱心的传承人。”

    “大眼睛”苏明娟

    我出生的张湾村山多地少，历来非常贫困，每年来自土地的收成仅够全家四口人吃上3个月。那时，父亲每天起早贪黑地上山砍柴、下河打鱼，也仅能维持全家人的温饱，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1990年，我上小学了，每学期六七十元的书杂费成了家里最大的负担。我就读的金寨县三合乡中心小学是由一个旧祠堂改建而成的，大部分学生家离学校很远。我家离学校就有六里地，每天往返4趟，通常是天不亮就出门了，天黑了才到家。在这样的条件下，我还是想上学。父母买了五尺花布，四尺缝了件小衣服，一尺做了个小布包，让我每天跟着村里的哥哥姐姐们一同上学。

    1991年4月，解海龙叔叔来到我家，一路跟随我们来到了学校，拍下了那张著名的“大眼睛”照片。从此我与希望工程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张照片震撼了无数人。邓小平爷爷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两次为希望工程捐款；天津小学生周桐捐出自己准备买变形金刚的27元零用钱，成为第一个为希望工程捐款的小学生……许许多多贫困的孩子得到了资助，他们通过学习打开了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门，改变了自身的命运。

    我所在的学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的母校被改建为希望小学，建起独栋3层小楼，教室宽敞明亮，配备了多媒体设备和电脑。

    我的生活轨迹也由此改变。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下，我顺利完成了小学到大学的学业，2005年进入安徽省一家银行工作，将第一笔工资捐给了希望工程。后来，我成为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兼职）、团中央常务委员。

    我是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下成长起来的，在我有能力的时候，我会一直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别人。2018年6月，我发起设立了“苏明娟公益助学基金”，到目前为止，该公益基金已经收到捐款捐物价值600余万元，资助了20所希望小学和15名大学新生。

    今年10月18日，我和解海龙叔叔对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县达嘎乡其奴村“大眼睛希望小学”进行了回访。看到这里的孩子们学习、生活条件改善，我们感觉很欣慰。

    “大鼻涕”胡善辉

    1993年，我的情况被报道后，收到的第一封信是广州师范学院黄敏琳姐姐写来的。她从杂志上剪下我的照片，寄到学校里，照片背面写着：帮助这个学生。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姐姐从她每个月的生活费里省出5元，寄给我买学习用品。

    在许多爱心人士的帮助下，我顺利读完小学和初中，之后参军入伍。2017年，我成为一名高铁客运员。在以我名字命名的“善辉善行”重点旅客帮扶团队里，主要任务是为那些像我当年一样需要帮助的旅客提供免费服务。我是“希望工程”的受益者，也要当爱心的传承人。

    “不吃饭也要上学”的毛可英

    1991年，我14岁才上小学四年级，虽然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但因为交不起每学期30元的费用而多次辍学。为了让父母同意我继续上学，我每天拾粪、砍柴、挖野菜、照看弟弟，不停地干活儿，还跪在母亲面前央求，“只要让我上学，我中午可以不带饭、不吃饭，用节省下来的钱养活弟弟”，可还是未能如愿。

    1992年4月，我的故事和照片登上了报纸，引起社会普遍关注。不久，青岛海洋大学（现中国海洋大学）的一位老师和几名大学生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助我顺利地完成了小学和初中的学业。

    为了帮助家里早日摆脱困境，1996年，我考取了当地的一所职业中专，毕业后在村里办起了一个爱心装饰部。我给自己立了个规矩，每做一单生意，就拿出5元捐献给那些渴望读书的孩子们，不能让他们再像我一样为学费犯愁。

    “小光头”张天义

    1991年，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因一张照片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读高三时，我一周的伙食费只有20元，当时大部分学生每天的伙食费约为10元。学校每月给我提供200元伙食费，还减免了我的部分学费。2007年，我从盐城工学院毕业，现在已经是自动化领域的资深工程师，有自己的专利设计，也开始了自主创业，为实现中国制造工业自动化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这么多年来，我始终没有忘记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好心人。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量帮助身边的人。2007年大学毕业前夕，一位同学被查出直肠癌，我捐出自己平时勤工俭学的收入，并组织同学捐款，毕业后第一个月的工资也都用来帮助他治病。听闻“大眼睛女孩”设立了“苏明娟公益助学基金”，我也拿出了5000元，为那些像当年的我一样上学困难的孩子尽一份微薄的力量。

    “落落”任海波

    1993年的除夕晚上，年近七旬的任婆婆早早吃完饭，躺在床上刚睡着，就听到门口有婴儿的哭声。她开门一看，漫天的雪花中，门前放着一个襁褓。抱进屋里，她看到襁褓中的孩子是兔唇（唇腭裂）——这个孩子就是我。

    我随婆婆的姓，大名叫任海波，小名叫落落，从此与婆婆在大山里相依为命。7岁时，我在镇小学上一年级，经常受到大孩子的欺负和嘲笑，没几天就辍学了。

    1999年的深秋，解海龙叔叔来到南漳县峡口镇采风，当时我正在田里放牛，并不知道他脖子上挂的是照相机，只是看他对着我“咔嚓、咔嚓”地按个不停。后来，我的照片登上了报纸，解叔叔还带着我去孝感市人民医院做了手术。一周之后拆线，婆婆拿出镜子，我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模样。

    第二年春天，我和婆婆坐飞机去北京人民大会堂看摄影展览。那天，看展览的人很多，一个高个子的外国老爷爷把我从人群中拉出来合影，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美国前总统老布什。

    那些年，很多人都向我伸出援助之手。2011年，我到北京上大学专科，毕业后到广东打工，其间多次给大凉山的孩子们捐款，累计6000多元。将来有条件了，我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放羊的大学生高慧媛

    2011年7月，爸爸长年在外打工，妈妈一人培养我和哥哥两个大学生。上过高中的妈妈一直嘱咐我，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为了偿还助学贷款，暑假时我和妈妈一起干农活。放羊时，我遇到了解海龙叔叔一行人，了解我家的情况后，几位爱心人士愿意帮助我渡过难关。 

    2014年，我从内蒙古科技大学毕业，现在成了一名人民教师。希望工程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大山里走出的博士后范明珠

    我1984年出生于大别山腹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里的大多数家庭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在这种环境中，上学就是为了不成为文盲，我也不例外。

    199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几位记者来我就读的小学回访。课间，记者们问起我们的理想，有的孩子说长大了想当科学家，有的说想当解放军。我想起爸爸妈妈的艰辛，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我爸妈都生病，家里生活过不下去，没钱让我再继续上学……我想当一个医生，将来好给我爸妈治病……叔叔，念完这学期，我就不来上课了，我要在家帮爸爸妈妈干活儿……”

    几个月之后，老师拿给我一期《中国青年报》，上面刊载了我们几个孩子的故事。那一刻我意识到，远在千里之外，有很多热心人挂念着我们。之后学校收到了一些捐款，并用捐款免了我的一些杂费。

    在此之后，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能让那些关心我的人失望。这个看似简单的信念，却像一盏明灯一直在小小的我心里亮着。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南京农业大学，之后被保送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我来到美国进行博士后研究，取得了不错的科研成果，也有了一双可爱的儿女、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转眼我来美国已经6年，近期将回国工作，用自己的所学所长回报社会，并计划更多地参与到“希望工程”相关的公益活动中去，兑现儿时的承诺。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