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明敏

    7月29日，民政部举行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慈善事业、社会工作、志愿服务等情况。

    据民政部数据，2018年度，全国社会捐赠总额超过900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超过7500个，净资产合计约1600亿元；目前设立慈善信托204笔，信托合同规模约22.48亿元。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规模达到120余万人，其中43.9万人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

    目前，全国注册志愿者超过1.2亿人，依法登记的志愿服务组织已有1.2万个。2019年上半年，全国销售福利彩票977.57亿元，筹集公益金281.89亿元。

    《公益时报》记者专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国际公益学院院长王振耀，对这些数据进行了解读。

    慈善事业步入快速全面发展阶段

    2018年底，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民政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简称《“三定”规定》）。根据新“三定”，民政部新成立了养老服务司、儿童福利司、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三个业务司局。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国际公益学院院长王振耀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民政部新成立的三个业务司局，是国家充实和健全社会事业发展管理体制的战略性安排。

    王振耀指出，从世界范围来看，养老、儿童、慈善事业和社会工作，既是在经济发展一定阶段（特别是人均GDP一万美元阶段）必须要发展的重要的社会事业，也是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是我国的慈善事业，已经步入快速全面发展阶段。现代公益慈善（社会捐赠与志愿服务）等，在我国已经形成了高度的社会共识和系统的法律政策，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慈善领域进行着多方面创新，慈善事业已经成为社会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前，慈善事业需要进一步与国家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和美好生活建设、一带一路战略等密切结合，应该进一步成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桥梁和纽带。这样看来，慈善事业还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还需要多方面的系统建设。”王振耀说。

    推进群众性工作与社会工作结合

    王振耀认为，慈善事业决不仅仅是捐赠款物。广义上，现代慈善更多要运用专业化的社会力量通过社会服务来解决各类具体的现代社会问题。即使是现代志愿服务，也要通过专业化的培训形成专业技能人员。

    发达国家医患矛盾较少，就是因为在医院的内部机构中，发达国家往往有专门的医务社会工作者部门，专门来协调各类医疗矛盾的解决，包括医疗政策、慈善服务、志愿服务等。发达国家只有十分之一左右的就业人员从事慈善工作，机构经费半数左右都是由政府来承担，这就是因为慈善组织承担起了大量的社会服务工作，他们的绝大部分工作人员往往都具有社工职业资格。

    早在2012年，中央19个部委和群团组织联合发布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该规划提出，到2020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增加到145万人。

    根据统计，2015年，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达到50万人。社会工作人才的缺口仍比较大，尤其是高级专业人才的缺口更大，社会工作督导人才、专业的社会工作行政和行业管理人才、社会工作机构管理人才还比较匮乏，难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需求。

    2018年，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规模达到120余万人，其中43.9万人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

    王振耀指出，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还有着结构性缺陷，这是因为群众性工作与社会工作还没有较好的结合起来。

    “中国的社会工作，青少年、妇女、工会、基层自治组织（村委会）、居委会和调解委员会及养老服务的工作，相当多内容都属于社会工作。如果将这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社会工作者可能需要几百万人，这需要进行一定的结构性调整。”王振耀说。

    网络慈善应建立社会讨论机制

    近几年，民政部指定了20家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进一步规范了慈善组织的网络募捐行为。

    2018年，网民点击、关注和参与慈善超过84.6亿人次，一些基金会的网络募捐已经占到捐赠总收入的80%以上。

    其中，2018年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组织开展的“99公益日”活动，超过2800万人捐款8.3亿元，加上腾讯等企业的配捐，总共募款14.14亿元，支持了5498个公益慈善项目，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网络慈善的引领者。

    但也不可否认，网络慈善中仍有一些社会性问题亟待解决，募捐资质、信息审核、财产公示等也时常挑动公众神经。

    王振耀表示，第一，民政部指定多家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是很好的政策指导，对于网络募捐产生的正面效应给予高度评价，这是中国慈善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第二，网络募捐确实也存在着一些不规范现象，这是新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解决网络募捐出现的问题，一方面需要建立起社会讨论机制，通过媒体、公众、慈善参与方进行讨论，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让大家有一个学习认识提高的过程；另一方面在认知统一后，需主管部门制定规范，从而形成一定的管理标准与程序。

    “另外，在发达国家，相比网络慈善，社区慈善更为发达，而中国社区慈善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宏观来看，中国今后需要在社区慈善方面多下功夫。”王振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