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6版）

    康晓光：公益慈善行业发展的多元化在这近10年间表现得异常突出，碎片化特质也十分明显，整体感几乎没有了，再就是缺乏一种确定性。从本质来说，目前理想和激情在这行业已然没有什么作用了。上世纪90年代，促使和推动人们进入公益领域的是强烈的理想主义和追求、兴趣，但最近十年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就是这些东西已经越来越少了，它更多的是成为一个提供饭碗的空间，所谓的为“稻粱谋”。现在大家讲的更多的是专业、绩效，培训的时候也多是大讲KPI、市场化、商业化这些东西，真正属于社会领域的东西越来越少了，“衙门化”和商业化气息越来越重，责任感越来越少。

    举例来说，目前社会组织已经超过83万个，基金会已经超过7300家。2018年社会捐赠额，社科院有关方面的调研预估是1128亿元，民政部统计数据2018年我国各类慈善捐赠达到754.2亿元。那么，谁敢去做这么一项研究——假设这个领域每年支出上千亿的话，那么这上千亿是怎么用的？有多少钱是自娱自乐自嗨了？有多少钱真正投入到解决社会问题了？比如一家机构成立之后势必要租房、招人、培训等，社会组织的自我消耗到底达到多少？如果现在的社会组织死掉一半，究竟是社会的灾难还是福利？所以你让我评价这个行业最近十年有什么变化，我只能说它很热闹，至于说它究竟有无发展进步，这我真说不清楚。

    《公益时报》：听你如此论述，行业人士难免唏嘘质疑——作为研究公益慈善的专家，你对该领域的评价竟然如此消极？或者说不够积极正面？

    康晓光：那可能是我表达得不够精准。我是说相比较上世纪90年代而言，现在的社会组织留给我的就是这种印象。当然，目前有些社会组织确实是下沉到基层了，给一些社区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这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我始终认为，作为第三部门，中国社会组织最重要的功能并非提供这种类似社区专业服务的东西，而是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

    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对这十年来行业领域的发展评价并不高，甚至会有些偏负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十年这个领域内有些原本特别宝贵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大量的组织并非为了某一个理想或者梦想而发起创立，然后去行动，更多的是为了饭碗。它们意识不到自己真正的价值应如何体现。

    《公益时报》：你是说有些行业人士“以为的”自身使命和原本应该担负的使命之间认知不匹配？

    康晓光：完全不匹配——在今天，热闹的公益不等于好公益，好公益也不等于热闹的公益。比如说现在公益机构一排名就拿筹资额来比，筹款厉害的机构就一定等同于优秀的、项目做得好的公益机构吗？公益机构为什么存在？你不是为了筹款而存在，你是为了做事情而存在——你做了什么事、你做得怎么样、你给社会和公众带来了什么，你改变了什么，这些才是最根本的。现在行业里没有人讲这些，大家都在讲资金、手段和目的，而非注重社会实效。公益组织如果都拿这些没用的东西来攀比，那就是歪风邪气。

    《公益时报》：但这时候公益组织也会反驳你说：“如果筹不到足够的钱，我们又拿什么去做事呢？”

    康晓光：这个没错，你是需要筹钱。但你凭什么筹钱？社会公众为什么要给你钱？筹钱不是目的，做事才是目的。哪条法律法规说你作为一家社会组织出现了，社会就应该保障你充足的资源去支持你做事，谁规定你就不能没饭吃，谁说你就不能倒闭？十个社会组织做公益，最后社会选择两个存活发展，剩下八个饿死倒闭，我认为很正常啊，谁说就一定要保证这十个都衣食无忧地活着？

    《公益时报》：你是强调公益人职业心态的端正，不应自带某种光环和标签吗？

    康晓光：不要混淆公益组织做“公益”的概念，它就是这个公益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就其工作特质而言，它和其他工种没有什么不同，干一天拿一天的钱，和你在企业、政府或者其他机构工作没有任何区别。可不是说你在公益行业工作，你就在做公益。这和捐赠100块钱做公益或者拿出业余时间做志愿者去做公益完全是两回事。有些公益从业者所谓的“我的这份职业就是在做公益”的那种膨胀情怀是哪里来的，我都觉得莫名其妙。

    我曾在国外访问的时候多次问过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选择做公益慈善这份职业？对方听了之后第一反应总是很诧异，因为他们觉得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问。当然，随着交流的深入他们很快也就明白了，答案基本都是一样的——做公益慈善工作与其他行业的工作没什么区别，如果有未来发展和薪资待遇更好的机构，他们不排除随时转行或跳槽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