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武胜男

    史铁生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曾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

    1972年，年仅21岁的史铁生因病导致下肢残疾，终日与轮椅为伴。瘫痪后的最初几年，史铁生找不到工作，暴躁易怒。

    1974年，史铁生为了生计，在北京北新桥街道工厂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工作内容是在仿古家具上画山水和花鸟，有时还画彩蛋，如出满勤每月30元工钱。但他为了看书和尝试写作，每天只干半天，一月下来只能领到15元，这活儿他一干就是7年。

    在那个年代，传统观念认为残疾人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工作，甚至被称为“残废”、视为不祥的象征，容易被不公平对待。人们自动将残疾人与家庭和社会隔离起来，残疾人能找一份可以被接纳的工作实属不易。

    但史铁生等众多残疾人模范所作出的成绩，足以证明残疾人远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工作，甚至可以创造比残疾人更大的价值。

    残疾人认知的四种模式

    随着社会的包容性发展，人类对残疾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并形成四种模式。一是慈善模式，认为社会应该给予身心受困的残疾人以同情和怜悯，通过捐赠物资或资金来帮助他们；二是医疗模式，认为残疾是疾病、外伤等导致的个人问题，通过康复治疗或是配备辅具来改善状况；三是社会模式，认为残疾是环境障碍所造成限制的结果，通过改造环境、宣传减少歧视来改变残疾人处境；四是人权模式，人人都应有平等参与社会的机会，通过赋权、赋能、提高自信、倡导权利来实现平等和主动参与。 

    《残疾人权利公约》中指出，残疾人包括肢体、精神、智力或感官有长期损伤的人，这些损伤与各种障碍相互作用，可能阻碍残疾人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和切实地参与社会。将残疾人视为社会大家庭的一员，与常人一样平等参与社会，才能从根源上解决残疾和残疾人问题。由此可见，人权模式在社会对残疾人认知的重要性。

    近年来，残疾人就业方式向多元化发展。据《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报告（2018）》统计，我国残疾人就业形式大致有按比例就业、集中就业、个体就业、公益性岗位就业、辅助性就业、农业种养等。

    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开始关注残疾人群体，开始为残疾人群体发起各式帮扶项目。记者在中国社会组织网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平台搜索“残疾人”“助残”“障碍”“聋哑”等关键词，查到71条慈善组织信息、350条项目信息。

    在众多助残公益项目中，大部分停留在慈善模式、医疗模式和社会模式，且多为资助型项目。如陕西省慈善协会发起的“陕西省扶贫助残帮困”项目，计划资助2000户贫困残疾人，每户500元，共计100万元；江苏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发起的“助行行动”，向全省下肢残疾人配发轮椅；广州市慈善会发起的“2019无障碍爱心地图项目”，通过网络助残平台展示广州市内无障碍设施的地点和种类，为残障人士出行导航，使出行更方便。

    相比于前三种模式，人权模式多体现在赋能型公益项目，如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发起的“最美传承”项目、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发起的“盲人客服培训蚂蚁”项目、岳阳市慈善总会发起的“重度残疾人就业培训”项目等。

    赋能型项目挑战更大

    赋能型公益项目相比于资助型公益项目对残疾人群体来说更有实际价值及长远意义，但运作难度更大。

    以“最美传承”项目为例，项目旨在挖掘残疾人在“非遗”传承方面的潜能，影响项目参与者和社会大众之残疾观念发生转变，看到残疾人创造的无差别的社会价值，从而改变自己对残疾的认知。从2018年10月启动至今，该项目开设一个景泰蓝试点，共资助5名残疾人学徒，跟随非遗传承人学艺就业，但目前，第一个试点的5名残疾人学徒只剩1名还在继续。

    “最美传承”项目负责人周娜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因项目服务的是残疾人群体，所以在试点选择上，需要合作伙伴同时具备很多要素，如企业主有没有爱心、能否接纳残疾人，生产的产品是否受欢迎、价值高不高，有无可持续订单，市场生存能力如何等。

    经过大量的前期调研，周娜选择红伟景泰公司作为第一个合作伙伴，在北京市平谷区刘家店镇刘家店村设下第一个学徒培训基地，命名为“最美景泰蓝”。红伟景泰公司作为一家规模不大的景泰蓝生产企业，不仅有用工需求，而且对残疾人的接纳度很高。因为此前公司通过市场招聘方式，录用了听障残疾人万波，在工作中发现他的潜力并将其培养成为掐丝车间的主任。

    周娜说，万波的案例说明企业主对残疾人有足够的认知，这也是红伟景泰公司被选为合作伙伴的重要原因之一。

    项目最初招收了4名学徒，其中1名通过北京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招收，在试点学习工作了半年就因个人原因离开；另外3名来自全国各地，文化程度较高，从特教学院毕业，也是只坚持了半年没打招呼就离开了。

    据周娜分析，4名学徒离开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企业主提供的住宿条件一般，在比较偏远的村里，实在不如城里；第二，首批学徒可能家庭经济条件并没有那么困难，这份工作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必需的；第三，以他们的文化水平可能会找到更轻松的工作；第四，在找残疾人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其中有一名学徒是北京人，北京的残疾人就业率本来就低，可能心理上就认为，我在家等着拿补助就好，干嘛要出去工作。”

    4名学徒的离开，说明“最美传承”项目的第一个试点是失败的，不足以形成好的模式。

    目前，“最美传承”项目招收学徒的方式主要靠各地方残联推荐残疾人名额。周娜向《公益时报》记者表示，最没有想到的是在找残疾人环节上出了问题。因为她的工作本身就在残疾人体系内，在发现找人出现问题后，周娜便照着这个思路去解决问题。

    在去全国贫困县山西永和做筛查时，周娜遇到了当地县残联理事长，当理事长听周娜说了“最美传承”项目时，他说：“我们这儿就有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当即，理事长就带周娜去了他口中残疾人的家里。

    白永晶是一名听障残疾人，生长在贫困县的一个普通家庭，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以屠宰为生。听闻通过这个项目能去北京学手艺，又能拿工资替家里分担重任，白永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很是开心，家里人也非常支持，第二天就收拾行李跟随周娜来到了“最美景泰蓝”项目点，成为了“最美传承”的第5名学徒工。

    7月9日，经过一个月的学习、工作白永晶已经拿到了第一个月的学徒补贴，他开心地将这个消息分享给他的家人和周娜。而白永晶能在“最美景泰蓝”项目点学习多久，还不得而知。

    据周娜介绍，“最美传承”项目首期将投入逾300万元，用以推动残疾人通过非遗项目就业。今年将增加景德镇陶瓷厂和四川蜀绣基地两个点，计划帮助60位残疾人学到非遗传承手艺参与就业。

    项目点的开设和合作伙伴以及资金有关系，企业主以经济利益为主，更愿意雇佣成熟工人，所以就需要项目拿出一部分钱帮他们来培养残疾人学徒。学徒做坏的景泰蓝、损耗的材料需要付费，目前试点企业主每招收一名景泰蓝学徒每年可获7.5万元资金支持，学徒每人每年可收获6万元。

    周娜告诉记者，这一番下来，她真切体会到了赋能型项目的难做。接下来要做的，是怎样有效地找到残疾人。因为项目刚起步，没做过相应的传播，虽然贫困县的残疾人有就业需求，但是因信息不对等、传递不到地方残联，所以不能有效传达。

    当地残联的一位村级专职委员告诉周娜，他的工作方式是这样的：上面有文件要传达时，有时会打电话通知村里的残疾人，有时请就附近老乡帮忙带个话，很少走到每户残疾人家里去专门传达信息。被问到有没有微信群，专职委员说“手机没有信号”，当地残联理事长有个工作微信群，里面有40多个人，但整个县里有70多个村。如此情况，信息传达都难，何谈高效。

    《残疾人非遗就业价值报告》指出，残疾人非遗就业为非遗和残疾人创造了真实效益，具有一定的发展意义。目前残疾人非遗就业发展规模较小，社会关注度较低，残疾人非遗就业项目还存在一些困难亟待克服，如沟通耗时长、培训成本高、环境待完善等。

    中民救助研究院院长宋宗合对“最美传承”项目做出评价：残疾人有独特的审美视角，通过非遗项目培训，不仅可以让非遗继承有人，还能让残疾人实现自身价值，创造不一样的美，但项目效益要根据非遗的市场接受程度和残疾人自身情况而定。

    树立现代残疾人观念

    近年来，我国残疾人就业率、就业规模和就业服务取得很大进展，但在总体就业十分严峻的大背景下，作为困难群体的残疾人就业更为困难，存在就业层次低、收入水平低和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报告（2018）》指出，虽然我国残疾人事业发展总体状况向好，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歧视残疾人的社会环境仍然较为严峻，管理体制的条块分割影响残疾人事业发展，缺乏引导和鼓励社会组织参与残疾人事业的政策体系，残疾人事业法律的有效供给不足，执行力不强，残疾人事业政策的普惠程度不高，残疾人事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

    报告提出，应不断完善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的顶层设计框架，明确和强化各级政府在残疾人事业中的具体责任，加强领导和统筹，推进地方政府落实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建立残疾人事业投入与财政收入水平同比例增长机制，加快推进残疾人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残疾人权利的落实和监督，完善以家庭为特征的残疾人事业发展的社会支持体系，加强宣传教育，树立现代残疾人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