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文梅

    与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基金会法律顾问、北京纵横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慧正式约采之前，《公益时报》记者曾与她在电话中有过几次简单交流。那时仅凭声音判断，王慧应该和影视剧中所有女律师的形象一样：价格不菲的职业套装，精致细腻的妆容，还有举手投足间时而流露出的老辣干练和杀伐果断。

    然而，真正与王慧面对面，她清秀内敛中透出的几分文弱还是让《公益时报》记者有些意外。她以素颜示人，齐耳的短发亦未精心打理，身着淡灰色的针织圆领短袖衫——完全不是人们固有印象中的女律师形象。也许是不少人初见她时都表达过这种相同的感觉，她笑着对记者说：“你可别被我的外表骗了!我一点也不‘文弱’!”

    王慧是北京人，但说话并没有那么典型的儿化音。采访话入正题之后，她开始逐渐释放“北京大妞”的性格特质：说话语速快，嗓门偏大，情绪激动时还夹杂着各种手势比划。

    王慧说自己对语言表达有着天然的驾驭能力和亲近感——高中时她曾获得全国青年演讲大赛第一名;大学时代表北大参加过全国大专辩论赛;后来还在央视做过几届全国大专辩论赛的评委。就教育背景来说，她的求学经历也让不少人羡慕：读完了北京大学法学的学士和硕士之后，王慧还曾远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深造。

    让王慧刻骨铭心的是入职第一天的经历。“那天我在办公室叠了一整天的白花，当时所里的一位女律师意外被害，我和律所的同事给她准备追悼会，我负责叠悼念用的白花。”

    王慧这位女同事被杀害时刚三十出头。一名专业律师在最美的年华猝然离去，这让王慧第一次觉得，“律师”这个职业远比她最初想象的要复杂艰难得多。

    “那次追悼会，很多律师同仁都流着泪写了感情真挚的悼词，场面特别的感人。我始终觉得，在我律师生涯第一天留下的这个烙印，对我整个职业生涯是一种预示，就是律师这个职业它是游走于热和冷之间的。”

    从业近二十年来，王慧的业务领域主要集中于民商事诉讼、仲裁和非营利组织的法律服务。她曾为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儿慈会”）担任法律顾问5年，目前还担任着多家公益机构的法律顾问，包括由知名艺人李亚鹏和王菲共同创建的嫣然天使基金（以下简称“嫣然”）的基础上于2016年7月创办的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基金会、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长江商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等知名机构。

    2012年12月，“儿慈会”因2011年财务报表中出现小数点错误，引发舆论质疑。王慧以基金会法律顾问的身份参与了此事的处理。时隔7年再度回首，王慧觉得这件事其实从坏事最终变成了好事。

    “‘小数点事件’让儿慈会从中看到了机构未来发展过程中什么是应该坚持的，什么是应该调整的，什么是应该改变的。此后这些年来，儿慈会在基金会理事长王林的带领下，以此为契机重新出发，反倒实现了不破不立。”王慧说。

    2018年，李亚鹏接受采访时说明了自己的态度：“一个公众质疑你一个机构，我要审计你，这件事情没有错。”

    2014年1月，周晓赟在其微博发布了对嫣然财务信息的若干质疑，王慧作为嫣然的律师全程参与。她告诉《公益时报》记者，这件事在当时对嫣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此事发生后的小半年时间里，嫣然的募款额极少，原本有过合作的一些海外机构也觉得嫣然是个有问题的基金会，不敢再继续捐赠。

    王慧对当年那一幕至今记忆犹新。“当时那种情形确实令人遗憾，好在最后民政部给出的结论是‘经调查，无被举报问题’，还了嫣然一个清白。这场舆论风波过后，李亚鹏感慨万分地跟我说：‘王慧啊，我演了这么多戏，都没有我这一年更具戏剧性啊。’”

    王慧表示，经过此前的风波，嫣然对旗下公益项目的运作流程更加严谨规范，无论遇到任何法律事务，都会经过她的再三确证和最终签批，才会予以执行。

    “古人讲‘德乃心大’。任何时候，一个人有难或陷入困境时，如果能够站在一个更大的格局和视角去对待是很不容易的。从这个角度讲，我对李亚鹏先生还是很有敬意的。”

    在王慧看来，无论是当年儿慈会的“小数点事件”还是嫣然的财务风波，都成了他们得以在波折磕绊中重新崛起的奠基石，且最终实现了“凤凰涅槃”。

    王慧从不迷信所谓“权威”的职场观点，她希望新近加入的律师同仁能够拓宽思维，向法律“通才”的方向发展创新，而不是一味地在某一领域“死磕”。她认为，在法律事务处理的过程中，真正决定胜败、最后的临门一脚，往往不是单凭简单的法律知识所能驾驭和处置，靠的是律师对社会认知的深刻度、对整体情势的判断力，即如何运用综合的法律思维将各方利益关系予以平衡。

    为诸多公益组织提供法律服务的这些年，王慧感到最富挑战的还是如何站在律师的角度，对慈善机构所涉的各类合同予以设计完善，保证其不会触碰法律红线，在实现一些突破的同时，确保其安全运营。比如说，有些企业对特定类型的基金会进行捐赠，其实质是想采购服务，这对于基金会运作的合法、合规性可能就会带来一些问题。这种情况下，给予基金会什么样的建议，合同上做什么样的变通，都是律师需要斟酌细思的。对于一些涉及产品的公益项目，王慧会依据是否为持续性产品以及产品是否可界定为公益产品而建议公益机构区别划分明确的路径。

    “目前的法律环境对于基金会从事一些公益创新是有一些不确定以及模糊性的;与此同时，当下的社会环境又实实在在存在相当一些捐赠人总对捐款有附加目的或诉求。如果基金会每拿来一个项目报审，作为律师你都是对照法律一味摇头说‘不行、不行’!那基金会也该哭了。因为他们没法干了。”王慧笑言。

    “我一直非常欣赏日本法学家西原春夫在阐述《刑法的脸》的一段演讲辞，大意是：‘作为一名裁判者，当你通过最审慎地研究，对嫌疑人报以最大的体谅而仍不得不对他做出死刑判决，这一过程中，你应该泪流满面。’这段演讲词深入我心。我觉得作为一名法律人，时刻需要以最冷静的思维去处理案件，最审慎的角度去运用法律，而在此过程中，永远不要失去你热忱的心。”结束采访时，王慧这样说。

    对 话

    《公益时报》：现实操作中，你觉得社会公众对公益慈善的认知程度如何？

    王慧：我觉得目前国内公众对于公益慈善的认知还处于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认知已经比较成熟。举个例子，我有一个世界500强的企业客户，这家企业的一位高管跟我说：“如果跟我们合作的公益机构在谈及捐赠合作时，不提10%管理费的支出，我都不敢把善款交给他们去打理。因为无论做什么善事，你一定是要有成本的。你只有请到了有水平的专业人士去做这件事，我才敢相信我那90%的钱是花到了实处。可如果你不提这10%的管理费，我反倒心惊胆战。”

    我觉得这种看法和观点才是比较成熟的认知。可是我们有不少社会公众就会认为：“既然是‘善款’，那就要全部投入做公益慈善，你怎么还能提管理费呢？”公益慈善组织是以开展公益慈善活动为本职，但并不代表他们不食人间烟火。这一点需要理性的分开。包括公益慈善组织聘请法务、审计等第三方采购服务，好像也有人认为花钱越少越好，不花钱最好——那你怎么可能对应到有价值的服务呢？

    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的时候就知道：盖茨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这些知名慈善机构，经常都能够聘请到常青藤学校毕业的学生。这说明一点：只有薪资待遇在一个相对匹配的程度，才能找到合适的人才，否则你就会始终处在一种低水平的运作状态，而低水平势必意味着低效。

    从捐赠人角度而言，他们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往往捐赠人自己并不清楚，我们的公众更不了解。所以这些年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进步的同时，公众的启蒙和认知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但同时也会是一条比较漫长的道路。

    2014年，嫣然受到周晓赟的质疑，社会舆论非常强烈。那阵子李亚鹏一度是想打名誉侵权官司的，我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集中整理网友们就此事的各种评论。我觉得这些评论确实给李亚鹏造成了很大的情感上的伤害。看了这些评论之后，我对相当一部分公众确实比较失望，有些网友语言之激烈和暴力程度让人吃惊。这既体现出很多国人在公益慈善方面认知的匮乏和肤浅，也体现出老子所云‘多者不善’，人性深处总有一种见不得你好、巴不得你不好的“暗”。

    而对于公益组织来说，越是碰到这种突发的问题，我以为越应该奉行老子的一句话“修之身，其德乃真。”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家机构，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应该用作修炼内功。对于公益组织也是一样的道理，如何将你的项目打造得尽善尽美，如何给你的捐赠人提供最佳服务、提供最详实的捐赠人报告，以及如何通过你这家公益组织建立起影响力等。如果公益领域的所有机构都将着眼点置于修炼内功，我相信在看似蹒跚漫长的道路中点滴付出、扎实推进，最终必将赢得成功。这种成功一定如同“老牛流口水一般”，一点一滴地流芳百世。

    《公益时报》：那你觉得社会公众公益慈善的意识唤醒和正向认知，谁才是合适的推手？

    王慧：我认为这种推手还是应该由那些有业界名望、有社会影响，而且对慈善公益有相对比较成熟认知的人士来担当。鉴于他们在各自行业和领域的号召力和感染力，慢慢地推动和引领，一定会有积极效果。

    《公益时报》：你曾经为国外慈善机构提供过法律服务。与国内公益慈善机构相比，整体印象如何？

    王慧：就捐赠文案的草拟和呈现来说，咱们国内和国外不是一个量级。他们的捐赠人报告做得太棒了!特别的详实，诸如时间、地点、金额大小、构成人员、每一笔资金的进出等，但凡能想到的细节人家都体现了，这可能也跟他们的捐赠企业都是诸如耐克这样的世界级大企业要求本身就高有关。

    再一个，国外的基金会工作程序性非常强，逐级申报审批都有一个很清晰的流程;每一个项目的可操作与否，其论证也非常严谨。我特别希望将来国内和国外的基金会有一定的交流和融合，从而促进国内基金会更大的发展。

    当然，这又会再一次提到捐赠人的问题。目前国内捐赠人的认知和意识与欧美发达国家差距不小，甚至有些捐赠人的目的不够纯粹，不排除还会有其他一些“想法”，这也导致中国基金会发展面临被动和困境。所以我说任何一个社会的文明度提升，一定是整体的行为，而非哪个因素的单纯努力，是取决于中国社会、民众、企业等诸多因素对公益慈善的理解和认知，在相互促进和激荡中前进，是整个社会慈善文化相对成熟后方能实现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