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垃圾围城”现象备受关注，在政府部门积极治理和引导的同时，以垃圾治理为核心业务的NGO逐渐涌现，进行了如源头减量、分类投放、焚烧监督等诸多开创性努力。

    2011年底，分散各地的NGO集结为网络型组织“零废弃联盟”，致力于整合政府、企业、公众等多方力量，协同推动垃圾危机化解。截至2019年6月，联盟已经链接了覆盖大部分省市的公益机构80余家，并通过战略性配合，打造了“一体多面”的民间垃圾治理体系。“一体”为零盟秘书处。作为联盟核心，其专注于网络建设、成员赋能、政策倡导等。“多面”则是指联盟成员依据自身特征，在垃圾治理全生命链条中扮演多元化角色，实现战略性配合。

    角色一，宣导员。此类机构以宣传教育为主业，致力于培育公众环境意识。比如深圳市绿宝宝垃圾分类指导中心依托其强大的志愿者团队，推出如“零污染”“有害垃圾回收”等宣传项目，并在政府支持下运营“零废弃体验基地”，做垃圾分类的传播使者。

    角色二，先行军。此类机构利用NGO行动力强、体量小、试错成本低的特征，因地制宜开展垃圾分类试验，从而推动公众行为变化。如上海爱芬环保多年扎根社区，首创湿垃圾除袋法和垃圾厢房改造标准，打造了普适于街镇的“社区垃圾分类工作模式”。

    角色三，监督方。此类机构旨在推动垃圾末端处置设施的运行安全无污染。如安徽芜湖生态中心基于信息公开申请和实地调研考察，搭建了生活垃圾焚烧信息平台，确保公众能便利、直观地监督焚烧厂运营。

    角色四，倡导者。此类机构政治资源较为丰富，善于提炼实践经验、进行政策倡导，尝试推动法制进程、优化垃圾治理环境。

    2017年，随着政策向好，越来越多的公益力量进入垃圾领域，与零废弃联盟衔接为一条完整的公益链。链条上游是诸如壹基金、阿拉善SEE基金会、万科基金会等支持型组织，其通过“壹起分”“创绿家”“社区废弃物管理”等公益项目为草根组织的垃圾治理行动提供资源；链条中游是零盟秘书处，聚焦成员网络发展以及政策研究与倡导；链条下游则是分布于各个城市的运作型NGO，其扎根一线，切实推动环保意识建立、垃圾减量分类、垃圾资源化处置、安全清洁焚烧等关键议题。

    “社会组织对垃圾问题了解更充分，也更擅长社区动员，可以作为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桥梁，让分类更有效推进。”“这些（NGO的）小姑娘很不容易的，天天待在这个院子里，和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一块儿管垃圾。”笔者在一线走访时，政府和居民无不对NGO的努力表示认可。

    虽然成绩不俗，但垃圾议题NGO也面临诸多亟待回应的挑战：

    首先，NGO如何拓展网络，与更广泛利益相关方建立协同关系？现阶段，仅有少部分城市实现了垃圾的多元主体共治，更多区域的NGO仍然处于单打独斗状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之间因缺乏互动而导致资源耗散，削弱了行动绩效。对此，需要政府营造良好政策环境，放权赋能，激励社会组织进入垃圾治理领域。也期待政府在购买服务时分别考虑企业与社会组织的长项，不仅依托前者的垃圾分类新技术，也重视后者的社区工作经验，推动社企合作，整合先进科技与人文关怀，共同打通垃圾分类的“最后一公里”。

    其次，NGO如何基于垃圾分类撬动社区自治，实现“进得去”也“出得来”？当前，以商品房小区为主的“陌生人社区”占据主流，这给垃圾分类带来很大挑战。NGO进驻虽然成功营造了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但随着其工作人员撤出社区，因缺乏人情、面子、礼俗等纽带作为联结和约束，居民的分类意识与行动则会逐渐回退。为解此困局，NGO需要与物业、居委会、业委会等社区力量密切配合，将垃圾分类嵌入社区自治框架，也即以分类为契机开展社区营造、链接社区关系、发掘社区能人，从而打造社区自身的互助、互督、互利机制，确保此前积累的绿色资本得以持续运转。

    最后，NGO如何更好地生存发展，有效服务于垃圾治理？笔者对垃圾议题社会组织的问卷调查显示，其工作困境主要包括人财物等资源匮乏、在部分领域受干预较多等。

    有鉴于此，一方面NGO需要自我增能，争取社会信任，提升造血能力，赢得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政府也应从多方面给予其理解和支持。不仅以客观、包容之心重塑对社会组织的认知，将其视作公共服务与社会监督的亲密伙伴。同时，也需避免将垃圾分类视为政绩跑步机，大干快干，片面追求效率。应树立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与NGO共同讨论与探索，以绣花针精神着眼细节、滴水石穿。

    （据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