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高文兴

    5年前，当我的一位前同事登记成为第17号器官捐赠志愿者之时，谁也想不到，如今这一数字已经骤升至132万，在3年前，这一数字也仅缓慢地“爬”到了8万而已；但对比国内每年约30万的器官移植需求，这个成绩显然太容易被掩盖掉，相比起政策和制度，恐怕最大的发展障碍仍然是人们对器官捐献的意愿。

    漫长停滞后的各地尝试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开始于上世纪60年代，经历了初期的尝试、中期的停滞以及现在的快速发展，其道路坎坷不平。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境内的器官移植来源主要依靠死囚，尽管法律规定死囚也应“自愿捐赠器官”，但执行上的漏洞让这一话题成为了难以公开讨论的“灰色地带”。

    2005年，面对西方国家的质疑，著名肝胆外科专家、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在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的卫生高层会议上坦承了中国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主要来源的事实。这是中国首次就这一问题向国际社会正面回应，也是首次表明了中国将推进移植事业改革的决心。

    十年后，中国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宣布这一消息的，仍然是黄洁夫。

    而这十年期间，中国各地的先行探索作出的贡献不可忽视。

    深圳市于2003年8月率先制定了第一部器官移植地方性法规——《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福建省于2005年通过实施了《福建省遗体和器官捐献条例》。

    2010年1月，国家卫生部正式委托中国红十字会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公益组织，来承担器官捐献工作。当年3月，器官捐献试点正式启动。

    这一年夏天，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一个10岁女孩遇车祸，经抢救无效死亡。女孩的父亲主动向当地医院表示有意捐献女儿的器官。经多方辗转联系，天津市红十字会协调员前往内蒙古，最终实现了女孩的器官捐献。

    这是当年天津市成为首批器官捐献试点城市之后的成功捐献案例之一。试点工作开展两年后，《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条例》应时出台，正式实施时间是2013年3月1日。

    2013年，器官捐献工作正式在全国铺开。8月，卫计委印发了《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按照该办法，省级卫生部门将负责在省内组建一个或多个独立于医院器官移植团队的器官获取组织（OPO），负责捐献器官的获取。每一个捐献出的人体器官都必须进入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综合等待患者的病情、血型、年龄、地域的因素，接受公平的自动分配。

    志愿者登记启动

    政策及制度出台之后，千呼万唤的器官捐赠平台终于浮出水面。

    2014年3月19日，我国首个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网开通，其背后是由国家卫生计生委、港澳台办公室、国际扶轮社3450地区、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共同合作实施的人体器官捐献合作项目。

    登记起来很简单，只需要输入姓名、有效证件号码、手机号，选择想要捐赠的器官类别，然后可以拿到一个电子版捐赠证书。

    1个月后，中国红十字总会下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也开通了志愿登记系统，其登记内容多了现居地址和户籍地址、电子邮箱，并可选填家属信息。

    但直到2016年底前，这两个平台的总共登记人数仅有8万左右，这远远无法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相匹配。

    2016年12月22日，原卫计委下属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在支付宝医疗服务平台上线了“器官捐赠登记”功能。两个月后，这个数字增长了两万。

    今天我们再次查询这一数字时，它已来到1320406（截至5月26日），其中“90后”登记者超过一半。年轻人和互联网平台的加入正助推器官捐献被更多人接受。

    征途尚远

    成绩虽然足够“漂亮”，但相比起我国器官移植的整体状况，这一成绩不免失色下来。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器官移植大国，每年有大约30万的重病患者需要器官移植，由于最终器官的实际捐献数量稀少，很多患者在等待器官移植的过程中死去。

    2015年，中国成功完成肝脏移植2000多例、肾移植5367例，但2015年肝脏移植需求者新增4000多人，肾脏移植需求者新增了1万多人，供需差距进一步扩大，仅肝脏移植就有500多人同时在同一家医院等待，肾脏移植有2000多人在同一家医院等待。

    虽然是三年前的数据，但足以让人感受到器官捐献和需求之间的严重不对等。

    由于我国器官捐献工作启动较晚，遗体和器官捐献的公众知晓度和支持度仍然不高，器官捐献的意愿仍然是阻碍该领域发展的重要因素。

    现任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的黄洁夫日前表示，目前我国器官移植供需仍不平衡，亟需唤起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认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