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为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目标和更高要求。如何在三治融合的个案实验基础上，建立起社会善治的长效、普适运行机制？

    作为从公益组织从业人员，笔者谨以多年的实操体会，谈谈推动三治融合与社会善治的一些要素构成。

    一、认清社会治理初级阶段的基本特点，以社会公益为主要抓手提升社会治理能力，逐步深化社会治理领域

    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将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战略提上议事日程，反映了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我们也必须同时认识到，社会治理较经济发展滞后了很多，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愿、参与能力都有待提高，社会互信程度低。

    而社会公益既是社会治理有效的手段，同时也是社会治理的目的。社会公益事业可以让群众在行善积德的事业中，逐步成长起公共参与意识，懂得包容、理解、妥协、信任的社会治理美德。诸如在熟人社会范围内，帮助老人、儿童，推动教育文卫等公益事业，在这过程中成长起具有公德、关爱社会的社区领袖，他们的成长将为逐步深化的社会治理领域打开局面。公益不仅在社会治理中解决了一定的难题，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基层社会公益的发展，为深化的社会治理遴选了骨干。

    二、构建新型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实现“善有善报”的公益慈善氛围

    我国人口多，地区间发展水平差异大，法治和契约精神的全面深化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德治来弥补法治薄弱的区域和行为。但是德治的前提是熟人社会的舆论约束，传统中国的熟人社会是由地理边界所形成，邻里间守望相助。在这样的熟人社会里，积德行善之人会得到更多信任和社会资源，获得更好发展；作恶之人则会失去信任，难成事业。

    而在当下城市化改变后的社会，传统乡土熟人社会逐步消解，城市里的熟人社会也难于建立，人们会逐渐放松积德行善的自我约束。

    人们最易形成熟人社会的纽带通常有以下几个方面：地缘、血缘、学缘，其中的每一个纽带也都同样受城市化后空间割裂的削弱。但是互联网提供了线上熟人社会的维度，使得传统一维的熟人社会变成了新型两维的熟人社会。线上熟人社会可以实现每天交流互动，而线下熟人社会则通过重大事件契机完成聚会，因此新型熟人社会的特点是线上常态化、线下节点化。在这样的新型熟人社会里，如何体现出积德行善的机制、彰显善有善报的循环，成为新的课题。

    因此，为了加快改善熟人社会程度低、道德下滑快的时代特点，应尽快鼓励组建中小学校友会、村友会、乡亲会、宗亲会等一系列基于地缘、血缘、学缘的熟人社会，并在其中诱发帮助乡村、帮助弱势群体的社会公益行为，形成“善有善报”的正循环。

    三、“新时代义庄”是实现熟人社会和全民公益的普惠道路，是社会善治的源头活水

    义庄是传统中国社会里基于地缘和血缘的熟人互助组织，具体地讲，是在宗族或者一定地域范围内，由精英带动全体成员通过捐田捐钱的模式，帮助实现熟人社会中的养老、助残、扶危、济困等综合性社会公益功能的形式。但后因历史原因，如今基本丧失了其社会功能。

    自上世纪80年代公益慈善复苏以来，我国形成了以企业家为带动的基金会慈善模式和以专业社会服务为带动的一线公益组织模式。

    企业家基金会模式的纽带在于资金和富裕阶层的资源互助，决定了其在贫困地区难以发育，而贫困地区却又恰是社会问题的疑难杂症高发区、并发区，所以这一模式在回应深度社会问题方面，显得力不从心。而义庄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的特点，可以有效规避资金为纽带的基金会覆盖面窄的特点，能做到哪里有困难，哪里就该有义庄，哪里的困难越深重，哪里的义庄就更活跃。

    再论义庄与专业服务的一线公益组织的差别。由于义庄是自下而上，并成长于一定的地缘和血缘范围内，客观上决定了其专业服务能力参差不齐，但其深厚的血缘、地缘纽带，却体现了比专业公益服务组织更宝贵的信任优势。从另一个维度讲，也正是因为其适于基层熟人社会的低技术社会解决方案，推动了义庄模式的普适推广。

    笔者设想未来理想的社会问题的分层分级解决体系应该是这样的局面，以“新义庄模式”就近化解80%的普通社会问题，剩余20%困难的、复杂的、需要巨大社会投入的社会问题由基金会和专业服务的公益组织来化解，仍有个别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则最终由政府进行托底。如此，三治融合和社会善治的源头活水基本形成，社会稳定和谐的基本大局将有基层保障。

    古村之友创始人、理事长 汤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