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文梅

    国际著名慈善工作者特蕾莎修女曾说：“我们所做的，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但若没有这滴水，那大海就总是少了一滴水。”

    上述这段倡导个人奉献、体现公益价值的经典语录后来也成为许多支教志愿者的座右铭，在他们看来，“支教”身体力行的诸多工作均是以志愿、公益为第一引领，只问耕耘、不求收获，其表现形式与这段话凝聚的主旨不谋而合。

    始自2003年的“全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被行业人士视作“国家层面支教行动的缘起”。该计划由当时的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财政部、人事部共同组织实施，按照公开招募、自愿报名、组织选拔、集中派遣的方式，每年招募一定数量的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到西部贫困县的乡镇从事为期1~2年的教育、卫生、农技、扶贫以及青年中心建设和管理等方面的志愿服务工作。

    时至今日，我国的“支教”行动已从昔日的政府主导发展到了以民间社会组织为主要参与力量，不过，因大多数参与支教的志愿者渠道丰富、期限不定、流动性大，至今尚无相对稳定和完整的统计数据。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互联网教育资源的日益完善、AI教育的尝试性迈进，支教活动面对新的可能，也可能迎来更多挑战。

    目前国内支教活动发展现状如何、存在哪些问题？传统支教模式与新兴互联网支教是此消彼长的竞争对手，还是互相促进的有机结合体？“支教”这种特殊的教育支持形态在未来中国社会的演进中会否一直延续下去？就此，《公益时报》记者走访多名业内人士，试图对以上问题找到答案。

    【支教长短的孰优孰劣】

    早在2016年8月，《公益时报》就曾以《暑期支教是不是无效公益？》为题发起调查，共有1060名网友参与。结果显示，近三分之二的网友认为“暑期支教不一定是无效公益”，即，从支教效果和意义而言，多数网友对包括寒暑假期在内的多种短期支教予以了正面肯定。

    自2016年就参与创始“杉树支教”的上海诺亚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史丽对短期支教也并不排斥，但她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就精神层面的实际需求来说，长期支教过程中老师与学生自然建立起来的情感连续性十分重要，且对支教效果的优劣影响深远。

    “有些支教老师到当地不过两周或一个月就走了，这使得孩子们刚刚对老师建立的信任和依赖马上就被割裂和打破，对孩子的心理建设会有很大负面影响。同时，如果派驻的支教老师刚熟悉工作流程，初步建构起相对契合的教学模式，时间一到，就得抽身离开，这对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也非常不利。”史丽说。

    北京百仁慈爱公益基金会项目总监柳旭与史丽的观点十分相似——长期支教无论从知识的传授还是师生相处方面更具优势。2012年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她曾加入国内知名支教志愿组织“为中国而教”，并在支教一线工作过一年。

    柳旭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她2013年时在河北青龙县支教带过的三年级“小屁孩们”，现在已经是马上面临中考的少男少女了。就因为她和同学们相处时间长达一年，才使得彼此的了解不断加深，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尽管分开多年，他们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相约中考结束后再度重聚，畅叙别后离情。

    赵星是高思“爱学习双师课堂”联合创始人、学科运营总监。作为一名“90后”互联网教师，赵星因其授课方式新颖活泼、课堂互动性强，很受学生们欢迎，被大家开玩笑地称作“网红老师”。他也坚定地站在长期支教的支持者阵营中。

    “从情感认知和诉求来说，如果每次都是短期支教，周而复始，肯定是弊大于利，因为这些老师永远都只是孩子们生命中的匆匆过客，到最后无论是知识和情感，对孩子们都不会有太大的实际收获，而且失落感很重。”赵星认为。

    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的四位行业人士中，唯一一位持不同看法的，是国内较早的支教志愿组织“爱心蚂蚁”创始人陈词。

    据了解，陈词的“爱心蚂蚁”志愿支教组织创始于2008年，且成立后的前几年也一直采用长期支教的模式运行。一位超过10年一线经验的支教组织负责人，从最初长期支教的探索者转向了如今短期支教的实践者，这其中必有缘由。

    “民间公益组织从事长期支教，使得本来已经日渐凸显的乡村教师资源不足的现象无意中被人为地掩盖了，也使得这种弊端和弱势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重视和解决。这显然是好心没有办成好事。”陈词说。

    陈词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就支教时间而言，他更倾向于短期。因为从民间公益的逻辑来讲，目前的社会发展现状下，短期支教更贴近教育本源，而类似“长期支教”这样相当于基础教育阶段的资源性投入，比如说教师的配置，应该由国家来统筹解决，民间组织介入其中有越位之嫌。

    “从工作实质来看，长期支教老师的本质就是应试教育的代课老师，仅此而已。为了让学生短期内提高分数，有些支教老师不知不觉也陷入了一种怪圈：成绩上不来，就搞‘题海战术’、拖堂留校，甚至体罚学生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如果学生有质疑或不满，这些支教老师也会倍感委屈——我大老远从城市跑到这穷乡僻壤的农村支教，一呆就是一年半载，不求名不求利、不拿薪水没有福利，如此吃苦受累地来教你们，你们不好好学习，对得起我吗？”采访中，陈词不讳言自己也曾这样做过。

    四位被采访对象的这场关于支教期限长短的优劣之论，最终以三票赞成长期、一票赞成短期而收尾。但他们都对当下支教活动中比较流行的“乡村夏令营”这类新型短期支教予以了肯定——时间大约两周左右，主要通过游戏、分享和激发等多种寓教于乐的方式，帮助乡村孩子认知外面的世界，了解自己、增强自信，助其绽放自然天性。

    “从现实状况来看，那些偏远地区和贫困山区最缺乏的就是音体美教师，而音体美的学习和感知恰恰是一个人从小建立自信，释放天性与自由，发现美、感知美和创造美，全面塑造良好性格、培养人性的重要基础。这种乡村夏令营就很好地满足了孩子们的这些内在需求。”史丽说。

    【支教诉求的喜忧参半】

    采访中，受访的四位行业人士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目前最为影响支教成效的关键因素——支教老师。他们也对当下有些支教组织因招募支教志愿者门槛过低、甄选流程不严而导致的各种隐患和弊端甚感忧虑。

    上海诺亚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史丽说，根据业界人士的观察，目前参与支教的人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是大学生和青年白领，他们想实实在在做点公益，便利用暑期或休假时间去支教；第二类是处在个人职业转换的空当期，闲暇之余做些好事，选择去支教；第三类则不乏职场失利、情场失意、生活遭遇挫折的人，在消沉颓废的心态之下，想让自己的情感有所寄托和释放，于是想到了支教。

    史丽认为，前两类人参与支教的发心比较纯粹，即便支教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或矛盾，但因为心中有爱，便没有什么不能克服和面对，最终总能得到妥善解决。第三类人因为初始参与支教的动机就不纯粹，所以无法正确面对期间遇到的各种问题，不但可能给孩子们造成不应有的伤害，还会在当地留下负面的口碑和影响。

    采访中，史丽向《公益时报》记者讲了一个案例。一位青年教师失恋后跑去某地大山深处支教，当地群众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物质方面较为匮乏。这位支教老师开始挨家挨户家访。每到一家，善良淳朴的孩子家长自然会把孩子的老师当作最尊贵的客人招待。支教三个月，这位老师竟然吃掉了当地60只鸡……

    北京百仁慈爱公益基金会项目总监柳旭也向《公益时报》记者反映了她所了解的一些支教问题——有的支教老师与当地教师沟通不畅，相处不甚友好，以致产生各种摩擦和矛盾。还有一些支教老师因琐事心生不快中途放弃，且事先没有任何沟通，说走就走。就因为个别支教老师的行为不端，使得相关支教组织在当地的口碑急转直下。

    除了对个别支教老师个人操守的担忧，“爱心蚂蚁”志愿支教组织创始人陈词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有些支教老师总喜欢以城市学生的学习常态去对标当地的孩子。

    “如果你非要搞这种对标，你会发现，乡村的孩子一开始就输了，绝大多数孩子都是牺牲品，只有大约10%的乡村孩子有机会走出穷乡僻壤，考上大学，走向外面的世界。所以这种基础完全不对等的对标毫无意义。”陈词强调。

    总结自己多年的支教工作，陈词对“支教”究竟要“支”什么、“教”什么，已有了自己的评判标准——“支教的核心目标是学生。假如支教结束后，你所带过的每一个学生都能对这个世界有了全新的认知，你在支教过程中带给他们的总是蓬勃美好和积极向上的东西，你们之间有了更多亲近和信任，那就可以说是一次不错的支教。在这个过程中，支教老师更多传导给孩子们的，应该包括掌握基本生活技能、自我悦纳和学会认可自我，以及逐渐学会与周边世界和谐共处的能力……这些东西远比单纯地知识传授更为重要。”

    高思“爱学习双师课堂”联合创始人、学科运营总监赵星则表示，现下有些支教老师本身家庭情况就比较困难，没有相对稳定的经济来源和生活开支，如果单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理想和需求去支教，由此带来的经济负担尚需家中帮助其解决，这种支教会给支教者本身及其家庭带来不应有的生活压力，对此他并不认同和支持。

    【支教体系的科学周全】

    在整个支教过程中，志愿者奉献的是一至数年的青春，也是他生命中最好、最得到成长的一段宝贵年华，其贡献的时间和机会成本也都非常高，这种付出当然值得称颂和“点赞”。但与此同时，若支教组织若不能给予他们相应的回馈，实际上无形中是把社会负担叠加到了支教志愿者一方身上，这对他们并不公平。另外，从长期来看，这种纯粹依靠单方理想和热情支持驱动的公益事业，若无法形成闭环，也不能保障其可持续健康发展。

    上海诺亚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史丽告诉《公益时报》记者，为了保证每位支教老师都能在完成支教任务的那一天，同时开启人生自我发展的新起点，他们在项目伊始就已经有针对性地设计完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闭环。

    她说，他们的支教老师每一年一定要拿出1263个自我学习时间，每周六的早八点到晚八点，支教老师须结合不同职业需求进行不同维度的学习和提升。机构也会邀请各界专家从不同领域帮助这些支教老师做职业能力培训。老师们在教学生的同时，也在不断积累和沉淀自我修养，时间一点也没浪费。

    “‘杉树’的大多志愿者或是企业家，或是企业的HR。每半年，支教老师都要做线上的述职报告。这些企业家们都会在线上观摩和打分。”

    “杉树支教”经过系统设计，把支教老师像世界500强的管培生一样培养，在两年支教中提升锻炼八大职场核心能力，完成支教以后输送到志愿者企业。实践证明，我们的支教体系运作三年多下来，目前发展格局和最初的设计基本契合。而我们的支教老师完成两年的支教工作之后，完全不需要为找工作发愁，因为他们早已经被企业抢先预订完了。”史丽不无自豪地说。

    “爱心蚂蚁”志愿支教组织创始人陈词则更注重在当前社会发展背景下，支教组织如何进行有效探索与转型。他说，近年来国内一些知名的支教组织如“美丽中国”、“为中国而教”等机构已经意识到传统支教模式的局限和被动，并开始尝试创新。陈词觉得这个过程不会那么顺畅快捷，但若方向对了，未来的支教组织将会成为助力国内教育提升进步的重要补充。

    “现在有些支教组织已经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支教理念——为生活而教。这就不是简单的为成绩、为走出大山而教。有限而宝贵的民间公益力量应该‘好钢使在刀刃上’，着力于教育的开发与探索，寻找一条有别于传统教育模式的创新之路。”陈词认为。

    北京百仁慈爱公益基金会项目总监柳旭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多次表达了对“支教老师”这个群体的肯定和敬意。她表示，支教老师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而衍生变化出的一支比较特殊的民间教育队伍。他们因不同追求和想法投入其中，又带着各自的收获和成果回归城市。这当中，一部分人带着支教生活留给他们的独特人生印记，开启了全新的生活道路；还有一些人，因支教而愈加理解和热爱公益，从此跻身为中国公益组织一线梯队的“排头兵”。

    “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抹杀支教老师对这个时代的贡献，和为孩子们的人生留下的富有色彩的美好记忆。那些真正热爱公益并全身心投入其中的支教老师们，不应被社会所冷落和遗忘，也值得拥有更加精彩的未来。”柳旭感叹道。

    【互联网支教来了】

    采访接近尾声，四位接受采访的行业人士均表示，互联网教育资源的不断涌入，已使传统的支教格局逐渐发生裂变。

    “AI+双师”的人工智能全场景教学模式、AI自主学习系统、答题器、个性化app……”一说起自己熟悉的互联网授课系统，高思“爱学习双师课堂”联合创始人、学科运营总监赵星就滔滔不绝。在他看来，互联网教育支持系统的普及是大势所趋，全国覆盖是迟早的事。到那个时候，传统的支教老师可以不再进驻当地、四处辛苦奔忙，主要的课程内容基本上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完成，再加上当地老师做好相应辅助工作，一切堪称“PERFECT”（完美）。

    赵星的乐观似乎不无道理。据艾媒咨询发布的《2018中国在线教育行业白皮书》显示,在线教育的突出优势在于灵活便捷、资源丰富，并且能结合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满足用户多元化、个性化需求，弥补传统线下教育存在的不足和缺陷。预计在2020年，中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将达2.96亿人，市场规模将达4330亿元。

    再从国内互联网教育产业来看，新东方、好未来、学大教育、高思等企业均已经尝试用互联网技术赋能教育资源。从较早的文本课程下载，到视频课堂，到“互动双师+直播”模式，再到全面人工智能功能嵌入，技术升级俨然成为在线教育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这也意味着，互联网支教大军向我国偏远、贫困山区的“挺进”速度日趋加快。

    赵星告诉《公益时报》记者，互联网支教模式的蓬勃生长固然是好事，但其良性发展离不开各地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和老师们的理解支持，否则推动绝非易事。赵星说，自己的家乡在甘肃农村，父母也都是资历很深的乡村教师，他们内心就并不认同外来支教，也不大能接受新事物新理念，总觉得凭借自己多年的教育经验完全有能力干好本职工作。而这种思想转变亦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

    “随着5G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教育模式会不断更新换代，同时也会迫使传统的教育模式发生改变，带来更多元丰富的教育方式。“爱心蚂蚁”志愿支教组织创始人陈词建议，现有的这些支教组织应重新梳理一下自己的支教逻辑，尽可能使用当下先进的教育科技手段来丰富教学内容，“否则支教又有何意义？”

    在北京百仁慈爱公益基金会项目总监柳旭看来，传统支教与互联网支教并非不可同生，也非处于此消彼长的竞争状态，两者应各有特色、互为补充。“就支教本身的终极意义来讲，要想更好地达成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互动，老师与学生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更为重要，这种细腻柔软的情感沟通效果，远非是一块冰冷的屏幕能完全取代的。”柳旭表示。

    上海诺亚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史丽对互联网支教既有期待，又不无忧虑：“据我了解，截止到2018年末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大约有9万所乡村小学，其中有30%的学校缺编，这其中80%以上的学校又都缺少音体美教师。如果互联网支教资源可以就此问题进行助力覆盖，可以很大程度上弥补这个空缺。但这是个很大的工程，据我所知，目前做得比较好、且活跃度较高的互联网教育机构，年覆盖也不超过1000所。”

    就数据显示，互联网教育资源的覆盖惠及地区和学校可谓规模庞大，此项工程若能早日普及，可谓“功德无量”。但让史丽担心的，始终是“人”的问题。

    “近年我们在和各地教育部门对接沟通的过程中发现，当地教育局长的认知直接决定了相关项目的操作顺利与否。教育局长支持，那就没有问题；不支持，再好的项目你也落不进去。对接十个教育局，能有一个教育局支持我们，就已经很感恩了。”史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