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锋华

    中国福利会是一个历史延续下来的特殊机构，它最早的前身是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创立的保卫中国同盟，1941年底因香港沦陷而撤往重庆，抗战胜利后迁到上海，1945年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其早期功能主要是宣传抗战、募捐支援边区，救济难民、资助文化界人士、开展妇女儿童福利工作，并致力于解放区的医药卫生建设。

    1950年8月，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宋庆龄将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为中国福利会，经费来源由以往靠募捐维持改为政府财政统一拨款为主。相应地，其功能在延续的同时也发生了一些嬗变，妇女儿童和对外宣传成为工作重点，角色定位由此基本确立，完成了从一个民间机构到建国初期的人民团体的转型。

    中国福利基金会改名经过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存在，为解放和接管上海市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50年4月25日，宋庆龄率领吴耀宗、沈体兰、赵朴初、陈维博、杨素兰等中国福利基金会代表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开幕会通过了宋庆龄为首的31人主席团。随后通过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会章，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并选出宋庆龄、董必武等49 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宋庆龄做了《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报告》，指出：中国福利基金会是一个人民的团体，把中国人民为消灭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作为它的中心课题，并且一向设法使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的斗争互相联系起来……工作原则是配合政府的政策，并联系有关机构共同进行工作。与会人员对保卫中国同盟和中福会的成绩做了充分肯定，在5月5日召开的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宋庆龄被推选为执委会主席。

    会议期间，周恩来和宋庆龄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客观形势、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以及本身的基础与条件，研究确定了中国福利基金会今后的方针和任务，即: 在妇幼保健卫生、儿童文化教育方面进行实验性、示范性的工作，加强科学研究，同时进行国际宣传。这就为该会的未来定下了基调。

    6月，宋庆龄在致友人函中说：“由于不再要求‘基金’，‘基金会’这个名称已不适用，我们的机构将改名为中国福利会。我们再不能捐出款项，而必须接受资助。”

    7月25日，中国福利基金会正式开会，讨论通过《中国福利会章程》，决定更改会名，改选领导机构。“本会宗旨系根据中国人民的需要，从事福利方面实验性及示范性的工作，并为中国人民的建设工作进行国际宣传。”工作范围：“（一）妇女儿童福利保健工作：从事妇幼保健托儿医药卫生等工作，改善儿童生活环境，保护与增进妇幼身心健康。（二）少年儿童文化工作：举办图书阅览、休闲活动、戏剧活动和出版读物等工作，以团结教育少年儿童，并以取得经验达成示范目的。（三）国际宣传：出版有关中国人民建设方面的宣传资料，通过国外联系，进行国际宣传。”

    中国福利基金会还刊登启事：“本会自八月十五日起，改名为中国福利会（China Welfare Institute）……前以中国福利基金会名义所订之一切契约，仍然有效。”此启事在《新闻日报》、《大公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连载三天。《人民日报》也做了重要宣传：“中国福利基金会创办人及主持人——宋庆龄，鉴于中国已属于人民所有，工作上可放手向着各方面提高标准地做去，可朝着有计划有效率的方向做去，特宣布自八月十五日起中国福利基金会改名为中国福利会……将成为永久性之组织，任务为医务、妇女儿童福利、文化教育方面。” 

    经费来源的解决

    最关键经费问题尚未落实。保卫中国同盟和基金会时都靠募捐维持，新章程规定，经费“以政府拨款为主，并得接受人民团体或个人的捐助。如果国际友好援助，经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的批准亦可接受。”并且，在改组过程中，“原有工作是不容间断的; 应在改组手续进展之中，逐渐使它转变为新的形式”。

    到1950年5月30日，经费还没有着落，宋庆龄将中福会计划及预算说明书寄给周恩来，后附有下属各部门的详细预算书纲要，计有开办费222521、经常费1124030，共1346551个折实单位，建议他在核准以后通知上海市领导陈云、潘汉年，以便将经费照拨应用。6月份时，中福会财政上“仍靠前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供应。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现由上海物资供应管理委员会管辖，该委员会的主管是赵朴初”。

    8月下旬，宋庆龄派陈维博赴京，向救济总会及政务院解释该会工作计划及预算。陈维博于9月11日、15日得到周恩来两次接见。周提出以下意见：1.原则上同意中福会的工作计划。2.国际宣传工作等待最后决定。3.因为原计划中工作是逐渐开展的，所以预算也应该分期按实际需要逐渐增加，最后达到原预算中的数字。

    当时国家财政非常困难，毛泽东在三中全会的文告中指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的三个主要条件之一便是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俭。目前救济福利工作的政策是以救济为主的，而救灾工作更是紧急任务，尤其是当年皖北灾情严重，政府大力进行救灾工作，以致救济总会预算中的事业费都没有批准，而集中力量于灾区的救济工作。

    周恩来对中福会的计划基本照准，说明政府相当重视中福会的工作，认为它在救济福利事业方面进行的实验性及示范性的工作，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有其重要性。不过为了适应新中国的客观情况，希望中福会的事业也能够本着“在普及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的原则来开展工作。

    工作性质和内容的延续与变化

    宋庆龄致函执委会全体委员，解释改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研究机构”（Institute）这个字体现了组织的最终目的。这就是，要体现中福会是从事母亲儿童文化福利工作的权威机构。

    事实上，儿童工作一直是宋庆龄所关心的。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和中国福利基金会将儿童福利工作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在上海工厂区设立3个儿童福利站，这些事业的举办，“正是为解放后中国福利会工作的发展作了良好的开端”。

    直到上海解放后，举办儿童事业才有了可能。1949年7月24日，宋庆龄在上海市西摩路（今陕西北路）369号宋氏老宅创办了中国福利基金会托儿所。这是上海解放后第一所新型托儿所。1953年9月改名为幼儿园，主要招收革命军人、机关干部、职业妇女和工人的子女。1950年8月，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为中国福利会，为了解除一些妇女参加工作的后顾之忧，在五原路205弄5号筹建婴儿托儿所，收托对象是劳动模范、机关干部和军烈属的子女。1954年1月1日改名为中国福利会托儿所。

    1950年4月1日，中福会创办了新中国最早出版的综合性儿童杂志《儿童时代》。创刊号印数为2000份，7个月后增加到17000份。1955年，发行量在全国儿童刊物中最高。中国福利会还创办了儿童剧团，演出儿童剧，很受孩子们欢迎，1953年还进京排练了一套节目，于10月赴朝进行为期近两个月的慰问演出。宋庆龄认为：“在教育下一代的工作中，物质条件是重要的，应该毫无例外地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孩子们。然而重要得多的是对他们进行思想上的教育，要使他们的生活有目的，这个目的应是把个人的前途和全人类的进步事业联系起来。”

    中国福利会的宗旨，是“尽可能彻底地迅速地解放妇女和儿童”。宋庆龄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后，在10万卢布的汇款单上批示：此款赠中国福利会作妇儿福利事业之用，后即建成了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1956年时，中国福利会的妇幼保健工作进入一个新的与科学研究联系起来的发展阶段。当时，国内还没有一个组织专门从事妇幼保健工作。在宋庆龄的不断支持下，1958年，保健院的妇科以及许多辅助科室建立起来了。一批富有经验的医生被先后聘来。保健院从此拥有第一流的医务力量和设备，在当时的上海乃至全国都居于妇幼保健的领先地位。

    行政机制确立和角色定位

    中福会改组初期，从表面上看来，它与中央下属的一般事业单位似乎没什么两样，不过机构性质却有明显不同。名义上它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领导，但很多事情都还得向上请示国务院，实际上仍由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直接负责。而且“救总”在北京，中福会在上海，地理条件的限制使“救总”不得不将一些具体事宜委托华东局和上海市政府代管，在事实上形成中央和地方的双重领导。1952年，中国人民救济总会致函华东民政部部长李步新，“暂时指定上海市民政局为中国福利会上级机关”。同时，由于宋庆龄与周恩来的长期合作关系，不少事情可以直接报告周恩来，交国务院再批复下去解决。当中福会内部组织机构建立、完善，并在实际工作中与上海市结成较密切的行政关系后，当然也由于“救总”撤销不复存在，中福会总会转由上海市政府直接领导。其下属各单位除中国建设社的业务划归文化部外，也由上海市各职能科局对口管理，形成一种新的双重领导，不过，一些重大事宜他们仍可以越级向周恩来直接请示。中福会的行政领导关系基本确立，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民间组织。

    1957年1月，中福会将建团10周年的儿童剧团命名为儿童艺术剧院，1958年，中福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儿童艺术剧场。至此，中国福利会形成为一个具有妇幼保健、儿童文化、校外教育、国际宣传等8个分支的组织，完成了从抗日救亡组织到社会救济机构、最后到人民群众团体的转变，其角色定位基本确立。

    （节选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