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1月15日，潘达微出生于广州沙河东圃镇的一个官宦之家。潘达微的双亲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因而在他的体内从小就埋下了“慈善为怀”的基因。

    潘达微的父亲潘文卿曾任清朝一品武官，辞官后以慈善事业闻名，是慈善机构两粤广仁善堂的创始人之一。据记载，两粤广仁善堂是清末民国闻名一时的“广州九善堂”之一，在水灾、时疫频发的清末民初，多次组织社会力量竭力救济。

    兄弟姐妹7人，潘达微排行第五，少时勤奋读书，十五六岁时，便能模仿古诗作画。他自幼多病，求医中认识了孙中山，并得其治愈。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下，他立志救国，提倡社会改革。后来，他加入兴中会，此后为革命不惜携妻出走、散尽家产。

    潘达微是一名社会活动家。他当过记者，办过报纸，经营过慈善事业，当时广州的许多社会活动他都参与其中。

    在他的奔走下，在黄花岗起义中牺牲的72名烈士被安葬到黄花岗。有人说，如果没有潘达微，就没有黄花岗。

    安葬黄花岗72烈士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潘达微成为孙中山在香港、广州的得力助手。这年8月，孙中山嘱托他举办宣传刊物，鼓吹革命，推动反美拒约斗争的开展。潘达微遂以赞育善社的名义，筹款数千元在广州创办石印《拒约画报》，后改名为《时事画报》。

    他在创办画报之时，就明确地提出了“以革命思想入画”的口号，这在中国美术史上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针对当时国人文化程度低下的特点，画报图文并重，针砭时弊，鼓吹改革。这份画报出版一年左右，就被清政府查禁，在海内外起了积极影响。

    1911年，同盟会计划再在广州发动起义，潘达微等人利用河南歧兴里培淑女校作为转运储存武器弹药的地方。3月29日，起义爆发，义军奋战一夜，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次日从越秀山麓至双门底各街道上，殉难烈士遗骸枕藉，暴尸街头。

    此时，清政府只顾调兵遣将，搜捕革命党人，没有顾及收殓遗骸之事。潘达微关心死难烈士的情况，设法谋求营葬烈士之事。

    黄花岗起义失败之时，潘达微的公开身份是《平民报》的一名记者，实际上是秘密的革命党人。当时，要为这一批“造反者”收葬异常艰难。当局本来打算将这些遗体交给善堂收殓，与被处决的罪犯一样乱葬在“臭岗”，潘达微“肝肠欲裂”，马上冒险去跟善堂的善董们陈情，并请动江孔殷在当局面前担待。江孔殷是当时很有势力的巨绅，与两广总督张鸣岐的交情很不一般。而潘达微父亲潘文卿是广仁善堂的创始人之一，潘家与江家素来交好。

    接着潘达微又去找地。先是找到东门外沙河一地，地主是一名医生，本已经答允出让，很快又因怕被牵连而变卦。他最后用父亲的老关系，声泪俱下地说服广仁善堂之善董徐树堂将一块义地拿出来作为墓地，且棺殓营葬各事，统由广仁善堂负担。

    第二天，潘达微来到现场，协同100多名忤工从上午11时一直忙到下午4时，总共殓葬了72位死难烈士。

    潘达微对殓葬之事本不想宣扬，不过当时保皇派的《国事报》登载了这条消息，并故意在措词上渲染潘达微奔走呼号的情况。后来，潘达微索性在《平民报》上发表详细消息，标题是《咨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碑》。

    这条标题一时传诵街头。其时，墓地所在地并非种有菊花，岗名原是红花岗，只因为潘达微平生最爱菊花，特别欣赏古人“菊残犹有傲霜枝”之句，特意改名为“黄花岗”，并沿用至今。潘达微也因收葬72烈士，被知友称为“侠士”。

    致力解决民众贫困问题

    在武昌起义后不久，潘达微接受了当时的警察厅长陈景华的邀请，在广州花地黄大仙祠创办孤儿教养院并出任院长。当时，政府无法解决经费，他就变卖母亲遗下之房产，以自己分内所得之款作为孤儿院经费。这所孤儿院先后办了50多班，毕业孤儿达千余人。

    1912年，潘达微与友人化装到各地行乞，一方面是为演出而体验生活，另一方面是希望“深入调查乞丐组织情况”。在深入了解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乞丐和贫民的情况后，他创立了“乞儿救济会”，致力于帮助贫困的人们。

    后来，潘达微又参考外国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起草了关于成立“广州市慈善公会”的建议，涉及的项目达二十多个。其中包括：开设平民饭店，一方面作为调查乞众、苦力、贫民的机构，另一方面“作短期的演说，以鼓励其自新既省回头”；建立为贫民谋生计的“平民工艺院”；设立为失学人士谋教育的“半夜学堂”，让白天工作的平民谋一学业，为将来谋生打下基础；建立平民医院，“推广方使，收纳病者”；设立洗衣、缝衣队，安置乞丐中的妇女，发挥其所长，将孤儿院扩充为“男女教育院；建立平民寄宿处，让无家可归者白天谋生，晚上就学，夜有归宿……

    这些措施，不仅仅为了解决贫苦民众的生活问题，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这些系统工程，能改变平民大众生活的陋习，建立一个“恭让、和煦、约己、徹人”的大家庭，树立新社会的新风尚。

    陈景华对潘达微的热忱甚为感动，觉得建议对于改善社会治安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与潘达微相议，先择易行者办理，先扩充、完善女子教养院事。陈景华在警察厅召见院中同人商议，大家表示支持，并议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于是，女子教养院得以扩大，初办时仅收得四十余人，及后发展至八百人，全为奴婢、孤儿、妓女及无告女子，后来还增设孤儿院，引起中外人士及舆论关注，被视为中国“破天荒之伟举”。

    后来，袁世凯窃取了国民政府的大权，令通缉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等人，潘达微得到消息后，连夜前往香港、上海等地避难。

    在香港南洋烟草公司任职期间，他巧妙地把实业的发展和慈善事业紧密结合起来，把烟草公司每年赚得的利润，提成用于社会福利救济事业，肩负起广东的赈灾、医院建设、发展孤儿院等慈善活动的角色。

    大革命期间，潘达微曾一度出任广州市公益局长，但因他的个性不喜从事行政工作，任职时间没多长便辞职了，从此专心致志于艺术工作，以诵经、摄影、写画消耗余生。1929年8月27日，潘达微病逝于香港寓所，终年48岁。（据《善城》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