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遭到爸爸暴打，眼睛青紫的潇潇（化名）向简安琪哭诉时，简安琪自己也蒙了。

    “这不是电影上的情节吗？但剧本在哪？这情况老师讲过，教科书上也有，但书在哪儿？我上课都干嘛去了？我学的东西都到哪儿去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阵胡思乱想后，简安琪按照课本上说的“同理心”问潇潇：“疼吗？”

    谁知话才一出口，旁边的社工大大翻了她一个白眼。后来她才知道这个方法用得不对。

    日前，在云南大学举行的“云南省社会工作教育对口扶贫服务示范项目总结会”上，云南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简安琪，连珠炮似地说出了自己第一次去农村为留守儿童和困难儿童服务时遭遇的各种窘境。

    其实，和她一样，参与这一项目的不少同学都遇到了不同的尴尬。

    在项目负责人、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工作系系主任高万红教授看来，这正是他们申报这一民政部中央财政项目的初衷。

    “社会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应用性，要解决社会问题。而解决问题的能力，一定要在实践中才能培养起来。”她说，这个学科的特点，就是要求教师不仅要在课堂上完成教学，更要把教学放到实践中去。

    一个孩子孤独到什么程度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报名参加此次社会实践时，云南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王龙玉只是想“去玩一下”，收集一些毕业论文的资料。但是当两个月的服务结束后，王龙玉的认识完全改变了。

    2017年，民政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共同下发《关于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200个高校进入200个贫困县，“实施社会工作教育对口扶贫计划”，鼓励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师生深入贫困地区，利用专业知识为贫困、弱势群体提供心理疏导、精神关爱、关系调适、能力提升等社会服务，支持贫困群众提升自我脱贫、自我发展的能力。

    2018年，在民政部和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的统筹协调下，云南、安徽、江西3省15所高校开始了这项工作的试点。

    高万红介绍，云南大学、云南财经大学、云南农业大学、保山学院、曲靖师范学院5所高校社会工作专业与云南泽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合作，联合申请到2018年民政部中央财政项目。同年5月至11月底，5所高校23名教师和79名学生分别前往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昆明东川区、禄劝县、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保山市施甸县，开展了2~4个月的服务。

    然而，当大学生们信心满满地进入社区时，却发现，现实与课本知识差距太大了。

    在楚雄州永仁县宜就镇，云南大学的10名研究生刚开始进入宜就中心小学时就面临了棘手的问题。

    “学校给我们推荐了10名困境儿童，他们因贫困、单亲、留守、家暴等不同或者多重困境，都存在着抑郁、焦虑，以及社会支持少和抗逆力低的问题。”研究生严茜说。

    让他们沮丧的是，这些孩子要么不理他们；要么当他们与孩子谈话时，孩子笑着说：“老师，你真幼稚。”好不容易建立了专业关系，为一点小事，孩子就给他们写绝交信，表示“再也不理你，最恨的就是你”。

    “这些孩子在此前已经被其他社会组织干预过多次，他们很清楚我们的‘套路’是什么。”严茜说。

    “有些孩子所处的困境超出我们的想象。”王龙玉前往的是文山市新平街道里布嘎社区。这是一个城中村，里面居住的家庭大多来自文山州各地农村，其中，仅流动儿童就有4100多人。

    一个网瘾儿童曾对王龙玉说，只要让他回老家，他就不玩手机。因为老家有一只小狗陪他，每次回家，那只小狗很远就跑来欢迎他。

    “我当时心情十分复杂。一个孩子孤独到什么程度才会说这样的话。”王龙玉说。

    我长大后要和你们一样去帮助别人

    “教育要回应社会需求。”高万红认为，扶贫不仅是经济扶贫，还包括对弱势群体的陪伴，支持他们能力建设和文化、信心的重建。这也正是社会工作参与扶贫的作用所在。

    他们发现，对10个孩子长达七八次的家访，成为孩子们转变的分水岭。

    11岁才上三年级的嘟嘟（化名），母亲多年前自杀了，父亲患有精神和身体的重度残疾，家中全靠奶奶一人支撑。对生活绝望的嘟嘟曾多次自杀被救下。

    嘟嘟十分排斥严茜他们组织的活动，要么借口发烧不来，要么来了后用白菜叶子遮住脸。直到严茜去他家家访后，他才觉得“姐姐是真的对我好”。

    嘟嘟家是10个孩子中最远的。从学校坐小面包车1个小时到山顶后就没路了。严茜和同学拽着树枝、野草、玉米秆，一路跌跌撞撞两个多小时才滑到山脚下嘟嘟的家。

    他们的到来让嘟嘟的奶奶和爸爸又惊又喜。爸爸努力地用混乱的语言讲着话，奶奶也慢慢向他们倾诉家庭的遭遇。

    在这个“一贫如洗但干净得一尘不染”的家里，严茜的内心受到极大地震动。“家访的艰难过程，让我们体会到嘟嘟的处境多么不容易。我们不能责怪他不好好学习，他能坚持走出大山来学校，就证明他是有学习动力的”。

    为了让10个孩子在研究生们走后仍然能得到同辈和社区的支持，他们约来30个孩子与这10个孩子一起参加夏令营和组成4个主题的成长小组，让他们在活动中相互学习、了解和影响；同时，他们还对这些孩子的家长进行亲子教育培训，开办教育剧场，把生活中与孩子相处得日常，比如不做作业、玩手机等问题，编成情景剧，让家长和孩子交换角色，从中改变相互沟通的技巧。

    在文山州马关县大嘎吉村委会参加服务的简安琪记得，“第一次带孩子们做洗手操时，他们洗出来的水都是油腻的”。这个地处中越边境的村寨，通公路仅一年多，居住着大量的贫困人口，村里常常停水停电，“有一个星期我们用的都是雨水”。

    简安琪和同学们设计的“沐童计划”，很快招募到200多名儿童。他们把三年级以上的编为大班，三年级以下编为小班，讲授禁毒防艾、防灾减灾、反拐、普通话等知识，开展唱歌、画画、跳舞、篮球赛、运动会等活动。为增强村民凝聚力，大学生们每天背着小音响到村里的广场，搭建“乡村大舞台”，与村民们一起跳广场舞、芦笙舞、竹杠舞，把小卖部门口打麻将的村民全都吸引来了。

    他们还成立了一个儿童领袖小组，培养一些能力较强的孩子，希望孩子们在大学生志愿者走了之后，能配合村里社工把活动开展下去。

    时光如梭，2018年11月，5所高校在5个项目点完成了“云南社会工作教育对口扶贫示范项目”。

    在这几个月里，23名教师和79名学生以儿童为切入点，并将儿童服务向家庭、学校、社区延伸，服务了6900余人次，影响了上万人。在与当地政府、妇联、民政和社会组织合作中，一线工作者给予了大学生最直接的指导，同时，高校也传播了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和方法，探索了政府与高校联动的社会工作教育扶贫的有效路径。

    今年1月，项目通过验收，并入选民政部委托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明德公益研究中心的典型案例集。

    当项目结束即将离开项目点时，孩子和大学生们都哭了。这些从没有当过父母的大哥哥大姐姐，在孩子们眼中“感觉像是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些曾认为“老师很幼稚”的孩子们在纸上写下“期待哥哥姐姐能再回来看看我们”“我长大后要和你们一样去帮助别人”。

    “这表明社会工作专业在扶贫攻坚和农村发展过程中，是一支必不可少的力量。”云南省妇联副巡视员吴皖明说。

    社会工作是一个有温度、有爱的专业

    如今，回到学校的简安琪觉得学习目标更加明确了，“之前是为了考试而学习，如今是为了学习而学习”。

    而曾经“一直奇怪为什么有人愿意去做社工这个职业”的王龙玉，发现自己理解了社工。她说：“人最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黑暗。而社工是最接近光明的一个职业。”

    两名同学的感悟，让高万红很激动。

    “有人愿意和我在一起，这恰恰是黑夜中最珍贵的。”她说，“如果学生不进入到实践的场景中，他们说不出这样的话。”

    她说，社会工作专业是从解决贫困问题中产生的专业。书本上的知识没有血没有肉，理论教学只有苍白的文字和数字，对学生没有震撼力。不接触现实，学生不会热爱这个专业，更不会有行动力。人是有情感的，当看见还有那么多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就不会抱怨社会的不公平。

    “只有在实践中，才会和老百姓建立情感，并将情感变为行动力。”高万红说，“这种社会责任和行动力，是课堂教学培养不出来的。”

    “社会工作是一个有温度、有爱的专业，即使学生毕业后不从事社工工作，但他们能把社工的理念和价值观带到工作岗位上并传播出去，就是对社会的贡献，就是大学教育的成功。”高万红说。（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