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晓平

    广府慈善有着悠久的传统。东晋年间，广州多次发生瘟疫，著名医学家葛洪、鲍姑夫妇用井水煮药救治百姓，活人无数，至今三元宫内仍有鲍姑井，见证了这对神仙眷侣的传奇善举。宋代，提举刘镇孙在广州威远门内（今海珠北路）设寿安院，收治贫病无依者，番禺探花李昂英为此撰成《寿安院记》颂扬其德政，是我国最早有详细文字记载的医院。元代，广州城设置惠民药局，并出现了收养盲人、残疾人的专门慈善机构（见《伊本·白图泰游记》）。

    明清时期，慈善事业更加发达，出现普济堂(男老人院)、普济院(女老人院)、恤釐公局(救助寡妇)、育婴堂、麻疯院等适应不同需求的慈善机构。1810年，十三行巨商潘有度、伍秉鉴等捐资数千金，在洋行会馆设立种洋痘局，为百姓免费接种，开了中国接种牛痘预防天花的先河，先后受益者不下一百万人。

    进入晚清时期，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展开，广府地区发生大规模的洪兵起义，接着英法联军入侵，战乱之余，原有慈善机构多已停废。太平天国运动后，部分慈善机构得以恢复，仍处于杯水车薪状态，难以适应社会重建的需要。1869年香港东华医院、1871年广州爱育善堂与澳门镜湖医院应运而生，代表了近代广府慈善的新潮流。领衔创办东华医院、参与创办爱育善堂的慈善家梁云汉，承古开新，垂范作则，堪称近代广府慈善第一人。

    创立香港东华医院

    广府地区从先秦时代起一直是中外贸易重镇，到明清时期形成广州为中心、澳门为辅助的对外贸易格局，涌现大批从事外贸的商人，以十三行行商为代表。商人是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参与者。

    梁云汉（？-1890），又名梁安，号鹤巢，祖籍广东顺德，世居广州西关龙津桥（今泮溪酒家附近），曾任仁记洋行买办，在省港两地经商，积资巨万，热心华人公益慈善，曾在香港华人社区中心文武庙担任值事，为广府乡亲排忧解难。1852年，他向专为华人提供免费诊治的贺旭柏医院捐款。1859年，他又为香港学童捐献一批汉语教科书。稍后，他又陆续向位于湾仔的伦敦会华童学校捐出巨资。帮助华人养成健康的体魄与健全的知识，一直是梁云汉醉心的社会事业。

    领衔创办香港东华医院这一壮举，奠定了梁云汉在中国近代慈善史上的崇高地位。香港东华医院是中国慈善史一段不可逾越的传奇，至今已持续运作149年。香港史学家丁新豹称，东华医院（东华三院）“如今已经是一间现代化的大型社会服务机构，而且是目下华人世界同类型机构中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庞大及服务最多元化的一所。”

    1869年，一些垂死病人按中国习惯被移置到广福义祠，遭到在港西人的猛烈抨击。这是中西文化冲突的典型案例。华人对垂死病人的处理方式，本与西方人有绝大差异。在港西人纯粹从自身立场出发，将习俗问题升高到道德审判，深深刺痛了在港华人。华人领袖梁云汉挺身而出，与各界协商，达成成立一家中医院以处理华人疾病及临终问题的共识，组织成立医院委员会并担任主席，向各行华商募捐。1870年初，香港买办、行会商人共捐献47000元，得到港督批准，创立首个华人慈善组织东华医院。医院到1872年正式落成，由于完全按照中国习惯提供中医中药服务，受到热烈欢迎，1873年接待门诊数字为43074人次，1887年猛增到138461人次，几乎“户限为穿”。东华医院还为不幸病死者安排以中国方式下葬，消除了华人对身后尸体被解剖的恐惧。

    广州博济医院院长、美国医生嘉约翰（J.G.Kerr）对东华医院横空出世予以特别的重视。1872年，他在广州博济医院年报中有如下评论：“这个医院的建立反映了以下事实：华人……表示他们自己可以以本身的方式管理自己的慈善机构，不必外国人施以援手。”1874年，嘉约翰又指出:“该计划的创始人是一群中国商人和买办，多年以来他们与外国人相连结，习得许多西方的慈善和一些宗教理念。他们目睹过（香港）国家医院、海员之家、海陆军医院的运作，同时也对广州、汕头、上海及其它地方传教士医院的工作有些了解。”

    东华医院的管理制度、服务理念受到西医院的启发，同时也带有与教会医院竞争的意向。香港华人慈善事业的起步阶段，即呈现出十分强烈的民族意识、自主意识，以及对中华文化的持守。自1872年建成投入后二十多年里，东华医院只用中医中药为华人服务，要到1896年港府干预才开始增设西医。

    香港东华医院从一开始就没有将服务内容局限于本地医疗，而是为海内外华人提供各项帮助。历次广东省内水灾，东华医院均不遗余力捐钱捐物，距离较近的灾区甚至派出专人运载粮食前往赈济。1877-1878年间，华北发生百年未遇的“丁戊奇荒”，东华医院善董不分畛域捐集巨资，贡献突出，经李鸿章上奏朝廷，由光绪皇帝御赐“神威普佑”匾额。这是香港第一次获得御赐牌匾。

    服务广府人

    1871年，梁云汉与广州商人钟觐平、陈次壬等联手创办爱育善堂，这是广州城第一家近代型的善堂，最初堂址设在洋行会馆（十三行路与靖远北街交界），不久即购买大盐商潘仕成旧宅（今十八甫路46-52号）作为总部。与传统的老人院、育婴堂从事收养孤寡废疾不同，爱育善堂专注于为穷人提供免费医疗、开办面向失学儿童的义学，适应了太平天国后社会转型的新形势，从改善身体与教育入手，立意更为远大。爱育善堂以其庞大的资产、完善的管理，在随后数十年里一直是广州各善堂的领袖。

    香港东华医院、广州爱育善堂，均以广府商人为主体举办，吸收了西方经营管理体制的优长，又融入了中国传统智慧。这两家慈善组织的近代特征十分鲜明，一是集资来源的广泛性和可靠性，即从同城各行业商人广泛集资；二是决策、管理、服务提供的制度化与民主化；三是实现了营运的自主化，避免了内地传统慈善机构反复出现的“徭役化”现象。慈善史权威夫马进在《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一书中，发现内地许多慈善机构都经过从“乐捐”到被“勒捐”的过程，勒捐导致慈善机构活力下降，最终难以为继。

    1879年，梁云汉向东华医院倡议设立贫民义学，次年实施，似乎是受到爱育善堂办理义学的启发。在初创时期，省港两大慈善机构之间不仅互相扶掖，各自的成功经验也因买办的共同参与而得到交流。

    华人向来都重视叶落归根、入土为安。顺德人旅居海外者众多，一旦客死他乡，若无亲属照料，魂魄难安。1876年，梁云汉领衔创立旅港顺德绵远堂，募集资金在香港设立义冢，后来又在顺德大良设立怀远义庄，视乎实际情况，选择将同乡先友下葬与香港义冢或停厝于怀远义庄。

    香港开埠以后，迅速成为广府人北上、出洋的主要口岸，大量人口由此出发前往各地经商、务工、求学，但也催生罪恶的贩卖人口活动。男性劳动力被诱骗登船，前往新旧金山开矿、建设铁路，俗称“卖猪仔”；年轻女性被诱骗、拐卖到外地、外国，很多被迫从事卖淫营生，叫做“卖猪花”。为刹住“卖猪花”罪恶活动，营救被拐卖女性，1880年梁云汉与东莞籍港商卢庚扬、冯普熙等向港府申请创办保良局，并于1881-1882年担任主席。据统计，仅1887-1895年，该局即查出被拐妇女5543人，或专人护送回广府各县，请当地善堂协助资送回家，少数无法遣回者，通过东华医院加以妥善安置。

    1878年，近代著名思想家、慈善家郑观应出版劝善书《救灾福报》，对仁人善士的义举多有记述。据郑观应所说，当广东清远发生水灾、多处出现饥荒时，梁云汉“劝捐散赈，不遗余力”。1878年，广州出现罕见飓风，从白鹅潭、沙面一直向北扫过西关，“吹倒庙宇民房铺屋二千八百余间，压毙男妇一千四百余名”（1879年7月14日《申报》），龙津桥一带房屋倒塌过半，梁云汉的家宅却完好无损。郑观应认为这是“天之报施善人，洵不爽已”，也即是他长期做善事的“福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国人长期以来奉持的道德观念。

    1890年，梁云汉在广州去世。虽然生意和财产主要分布在香港，他退休之后选择广州作为终老之地，表明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广州西关人。同时期东华医院其他一些善董，身后也下葬广州。梁云汉历年从事的公益慈善活动，体现了一种始终为华人谋福利、维护华人尊严、谨守中华文化传统的自觉意识，以及汲取外国先进经验为我所用的高度灵活性。（据《善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