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苑

    第六届广州市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正在进行项目征集，资助总额为2240万元，与去年持平。截至2018年10月上旬，共收到申报项目319个，申报的资助金额达5470万元。

    而在2018年6月举行的广州市第五届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签约仪式上，主办方广州市民政局公布了资助名单，共有162个项目入选，资助金额2240万元。第五届公益创投首次探索“党建+公益”模式，主办方引导和鼓励创投主体成立党支部，将党建工作融入创投项目中。

    国内各市实施公益创投的玩法不一，而广州的做法是，单个项目最高资助额不超过30万。更重要的是，广州的公益创投其实是一种“部分资助”。按照规定，入选项目需要自筹不低于项目总预算40%的配套资金。也就是说，假如某机构需要10万元运作一个公益项目，福彩公益金出6万，剩下的4万以及机构的行政管理成本，均由公益组织自行筹措。

    这样的做法旨在撬动社会资本，并推动本土公益组织开拓市场。据统计，广州自从2014年举办首届公益创投至今，累计投入财政资金超1亿元，资助创投项目696个，撬动社会配套资金6438万元。

    在历届入围的公益创投项目中，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类占大多数。这与国内其它地方政府主办的公益创投类似，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地方政府主办公益创投，创投资金多来自福利彩票公益金，而福彩公益金的使用须遵循“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宗旨。

    社会组织唱主角

    “草根”是广州公益的一大特色。在广州公益创投的资助案例中，广州金丝带特殊儿童家长互助中心（以下简称“金丝带”）颇具代表性。这家致力于为癌症患儿和他们的家庭提供服务的草根NGO自2014年起，连续三年获得广州公益创投的资助，分别拿到15.7万、9.8万、10.3万元。

    广州市北达博雅社会工作资源中心去年拿到了5万左右的创投资金。“资金额虽不高，但为我们以后找其他筹资起到了背书的作用。”副总干事关淑凡表示，“毕竟是经过专家评委挑选、得到政府认可的项目。”

    广州市法泽城市与公益研究中心曾获得广州公益创投顶格30万的资助，理事长吴治平发现，各区街道听说他们是政府资助的项目，都抢着要她到自己的辖区选点。“一个公益组织想直接到本地社区开展服务，要说服街道居委会支持相对困难。但拿到政府资助的项目，相当于有了通行证。”吴治平说。

    连续数年的公益创投让一批本土社会组织有了显著的成长。以金丝带为例，这家由患儿家长发起，在成立多年后依然受困于资金问题的民间公益机构，在连续三年获得创投资金的支持后，今年已有了“单飞”的能力。

    2017年的创投资助名单里，“老熟人”金丝带不再榜上有名。那年年初，已初具品牌的金丝带在淘宝网上线了公益宝贝这一筹款计划，在半年时间里成功筹得了150多万元。罗志勇说：“资金已经够用了，所以没有再参加创投。”

    金丝带这样的机构在广州不是个案，他们小而独立，乐于与政府合作，却不依赖政府，他们有的在广州公益创投的计划之中，有的在其视野范围之外，往往自主地开展公益活动，将政府视为其中一个资助方。

    在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何兰萍看来，相比国内其它城市，广州的社会组织成熟度较高，城市公益氛围较好，公益创投采取“60%政府资助+40%组织自筹”的方式是一种本土化的选择。

    公益创投的“广州模式”

    坊间常拿“政府购买服务”与“公益创投”做对比，有媒体认为，广州公益创投是政府购买服务的“升级版”。

    对此，广州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市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王福军有不同的意见。他说，政府购买服务，主动权在政府，政府定需求，然后找社会组织承接服务；而公益创投是反过来的，社会组织设计服务项目，政府认可则为其提供资助。“一个是政府主动，一个是社会主动。”

    当业界在讨论由公益创投与政府购买的异同时，实际上是在讨论这种模式背后的政社关系。

    2014年，首届广州市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举办。这个由政府主导的平台跳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单一思维，开始探索政社之间“共创共投”的新模式——民政部门从一线退出，转为投入资金等支持，扶持广州社会组织，让其走到台前，面向公众，独立成长。

    事实上，对比国内许多兄弟城市，广州公益创投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略显“苛刻”。自筹资金的比例不低于项目总预算40%，且不包括机构行政经费，这对于许多羸弱的公益组织来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对此，王福军表示，没有采用全额资助，正是跟“公益创投”的理念有关，“政府只提供启动资金，还有一部分要由创投主体去争取。”王福军认为，社会组织必须学会向社会要资源，形成自己的造血能力。

    借助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的力量，推动地方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周如南将这个模式总结为“1+1+1>3”，即通过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社会治理，来打造公益创投的“广州模式”。

    政社之间，不是伙计是伙伴

    关于广州公益创投的模式，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李健有一段很有趣的论述：

    “很多时候社会组织经常抱怨，政府给我那点钱，根本不够我干活，但是你要注意，政府是补贴给你，不是完全帮你买单，这是有区别的。比如说我现在想抽一包烟，我让你帮我去买，这包烟10块钱，我不仅要给你10块，我可能还要给你一些跑腿费；另外一种情况是你想抽一包烟，我来补贴给你，这包烟10块钱，我可以给你10块，我也可以给你6块，因为这是你要抽的烟，不是我要抽的烟。”

    按李健的说法，广州公益创投实际上是一种补贴，类似于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产业补贴政策。政府鼓励本土的公益组织“抽自己想抽的烟”——找到社会痛点，并自主开展行动——如果这些行动刚好为政府所认可，那就给补贴，以资鼓励。

    北京亿方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北伟说：“广州做公益创投令人印象深刻，他们把营造社会气氛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广州市一百零八度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叶峰有相似的观点，在他看来，广州公益创投的最大作用在于让公益从业人员能够更有信心地去做公益。

    （据《善城》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