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08版）

    他表示，一方面，我们始终要关注农民工尘肺病的防治主体，主体责任是企业，他们在预防和保障劳动条件方面做得怎样？另一方面，尽量控制新增尘肺病患者数量，若要做到这一点，需紧紧抓住企业作为防治主体，抓住企业这一主体责任非常关键。

    中国的尘肺病农民问题非常复杂，数量巨大，处境悲惨，存量不断新增，涉及到的行业和地域广泛，因此，2018年这一年，大爱清尘选择集中研究一个具体省份——辽宁省，通过该省尘肺病农民状况的研究，进而对全国尘肺病农民的生活状况进行比对和借鉴。

    据沈阳市弘道社会工作发展研究院秘书长李绍强介绍，辽宁地区尘肺病防治工作主要面临五大问题：第一，行业管理问题突出，很多矿场违法违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由于某些地区矿产数量比较多，开矿数量大，绝大多数的矿山和企业规模比较小，私营占比较多，因技术装备和生产工艺落后从而导致了尘肺病的多发。第二，与职业病防治法相关的配套的法律文件没有出台，因此，标准适用性和可操作性较差。第三，基层帮扶工作难度大，低保户少，基层的帮扶工作难度系数较大。第四，尘肺病人的自助能力低下，很多尘肺病人没有任何劳动能力，体力活或稍微重一点的活都做不了，多数家庭是妻子外出打工养家的状态，或是子女成年后养家（后者的情况较少）。第五，企业的履责不透明，因为企业的防病意识淡薄，工人很难得到疾病的知识普及，很多人不了解尘肺病带来的危害性。

    “落实企业的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的职业病的防治制度；遵守法律法规，完善劳动用工制度，让农民工工人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劳动合同的体系；落实员工培训、宣传工作，让每个人都清晰的了解尘肺病的危害性。”针对辽宁地区尘肺病防治工作面临的五大问题，李绍强给出了以上建议。

    据国家安监总局消息，全球累计共1.6亿人患职业病。大爱清尘对国家卫健委过去几年发布的信息分析发现，在所有职业病中尘肺病约占90%，在尘肺病患者中农民占90%。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据大爱清尘估计我国约有600万尘肺病农民工。这意味着，在所有中国职业病问题中，尘肺病问题是核心，而农民工群体的尘肺病问题又成了核心中的核心。但遗憾的是，由于目前大部分基层企业存在着工艺水平低、安全卫生设施投入少、防护意识差等诸多尘肺危害因素，以至于中国尘肺病仍将呈持续高发态势。

    尘肺病带来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痛苦，更是一个家庭的悲剧。通常情况下，尘肺病农民因为缺少劳动合同和相关的社会保障，在患病之后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维权，以及支付治疗的医药费，往往贫病交加、缺医少药、悲苦凄惨。当家庭失去了顶梁柱，大量尘肺家庭的孩子辍学、变成孤儿，妇女和老人不得不成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悲剧一点一点在家庭和社会里蔓延。

    建议设立专门基金进行尘肺病预防及特殊赔付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的研究团队近日发布的《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现状调查报告（2018）》认为，内地应学习香港经验，设立专门基金进行预防及特殊赔付，如向涉尘肺病企业强制征收工程款0.25%左右或工伤保险基金，并辅以中央财政支持，资金可用在尘肺病患者的医疗报销、生活救助及预防宣传等方面。

    大爱清尘基金在依据中国实际摸着石头过河的同时，也积极地总结、探讨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治理经验。2016年，大爱清尘基金联合中国（传媒）梦工坊开始了对国外尘肺病治理经验的研究：由梦工坊在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执笔，完成了第一本《尘肺病国际治理经验汇编》。

    “我们之所以做蓝皮书，是因为尘肺病问题的特殊性，全球都在面临这个问题，有的地方已经探索出一些解决办法，有的地方还在摸索中，然而，这些经验都是可以借鉴的。”谈及编制蓝皮书的目的，大爱清尘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窦璐坦言道。

    研讨会上，窦璐重点介绍了香港的尘肺病治理经验。在调查全球尘肺病救治预防政策中，香港目前是做得最成熟的地区，它以行业自救为核心，由其他的机构协调配合，并且拥有相对成熟健全的诊疗保障康复措施。

    香港的“肺尘埃沉着病补偿基金委员会”，在1950年左右便开始关注尘肺病群体，并推动立法。1980年，通过专门针对尘肺病的肺尘病赔偿条例，香港最终出台了详细的针对尘肺病的补偿条例——《肺尘埃沉着病及间皮瘤（补偿）条例》，该条例对补偿基金的来源有严格规定。基金主要来源于对产生高粉尘的或价值100万元及以上的建造工程和石矿场进行征款。由建造工程承建商及石矿场经营人分别交0.15%到基金池，也就是主要的涉尘企业把0.15%的工程款放在基金池内，严格按照法律条例对尘肺病患者进行补偿，以此来保障香港的尘肺病人的诊断、保障、预防、宣传、研究等一系列费用。“这在基金非常充足并有大量结余的情况下，充分保障了香港尘肺病人的医疗和生活，提升了患者的幸福指数。”窦璐说。

    “现在香港的现状是开始的时候基金池不够用，随着刚性立法的出现，患者越来越少，保障盈余越来越多，如今这个基金池里面有20亿盈余。这样便可以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新增病人越来越少，盈余越来越多，预防及康复的力度越来越大，也就可以很大程度地把基金放在预防宣传方面，这样的话新增病人就会越来更少。”窦璐介绍道。

    在0.15%的工程款交给基金池以后，基金池就开始负责多种补偿项目。窦璐把这类补偿项目和工伤保险做了一个简单对比，香港尘肺病患者每个月有一个“痛苦补偿”4650元港币，在工伤序列里面是没有的；这笔费用是每个月按照丧失工作能力程度和乘以每个月的收入进行领取的，还包含护理费用、医疗费用、医疗装置费用、死亡的补偿。

    对比下来窦璐发现：我们的工伤补偿基金里面比香港的“痛苦补偿”多了一系列的伤残补助金，然而，香港的痛苦补偿金更加倾向尘肺病患者。另外一个是香港对于医疗费用的补偿，我们在工伤治疗费用补助方面，是工友有一张金卡，每天出入医院有三百元上限的门诊费用。而香港除了尘肺病和职业性失聪以外，其他的工伤大部分以商业保险为主，除了商业保险以外，用人单位会承担一定的一次性补助和医疗救治费用。

    “相较其他国家，尘肺病农民工问题在中国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前期的主要因素包括政府承担责任不够、企业不履行责任等等，而现阶段对问题的解决已经有了较可喜的推动。2018年对于尘肺病防治工作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过去的一年中，针对尘肺病农民问题的国家公共政策出现了极其重大的决定性、历史性的突破与进步。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尘肺病防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职业病防治工作已经摆上了党中央的重要议事日程，事关扶贫攻坚、健康中国、全民健康等战略的实施。2018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职业病防治工作推进会并讲话，再次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尘肺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大力推进尘肺病相关救助及防治工作。”谈及蓝皮书连续做了三年的推动，王克勤说。

    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这几年，通过一点一点的努力，大爱清尘在推动国家政策方面陆续取得了一些的成果。随着精准扶贫力度的加强和国家层面对尘肺病防治问题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许多针对尘肺病农民的专门政策也陆续出台。2018年9月30日国家相关机构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工作的通知》，将尘肺病纳入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覆盖病种。2018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再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进行修订，相关法律法规更加完善。

    此次发布的研究成果总结了国内的尘肺病治理现状和国外的尘肺病治理经验，相信一定会为进一步推动解决中国尘肺病农民工问题提供重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