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庆

    我叫沈唐艮，今年45岁，来自陕西省镇安县米粮镇界河村十一组，患矽肺三期。

    1995年-2005年，我在河南金矿从事钻工十多年，当年一直没有什么防护意识，用工方也没有提供相应的防护措施。由于长期在粉尘严重超标的环境下工作，患上了尘肺病。

    2005年一次感冒后，我去了三门峡的黄河医院捡查，医生说可能是矽肺，只剩下八个月到一年的时间。我有个堂弟，2004年腊月就因患尘肺去逝，当时只有29岁。听到这个消息，我有半个多月吃不下睡不着。后来，回到家里看到七八岁的女儿，一岁多的儿子，他们还这么小，我要是倒下了他们母子该怎么办？纵使尘肺病让我痛不欲生，但我依然想要活下去，甚至想要活到60岁以后。还要把子女抚养成人，尽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于是，我暗暗告诉自己，要努力做个乐观开朗的人，要给子女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让他们过得更幸福。就这样想着，我的心情的确开朗很多。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直到七年前，我都没有去医院做治疗，凭着自己的乐观开朗，打破了医生当初给我发的死亡判决书。

    但“活”下去，依然异常艰难。

    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后，我觉得自己身体没啥大碍，又去矿山上断断续续做了四五年。2010年后身体实在扛不住了，才完全离开了矿山。

    镇安县尘肺患者比较多。我听说县里有好多的尘肺病人去（商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做了检查。2014年，我也去做了检查，诊断结果出来是尘肺三期。

    我家有五口人。两个孩子上学，大女儿上高中一年就要一两万元的学费，儿子上初中学费一年也得两千多元。平时还有我的医药费支出及五万元医药费的贷款。父亲70多岁体弱多病，仅靠妻子在家种地和打零工来补贴家用。

    只要你有颗积极乐观的心，生活就不会一直让你绝望下去。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我遇到了王克勤老师和大爱清尘，他们为我的孩子申请了助学金，让我一步步挺了过来。

    如今，我准备把家里所有的空地种上苍树，把没有嫁接的树苗都接成板栗，再喂上两头猪，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给家里增添一点收入。把下地劳动当作一种锻炼，当作是另一种康复训练。

    1月13日，在由北京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联合中国政法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尘肺病农民需求与解决对策研讨会”上，沈唐艮作为尘肺病患者代表分享了自己患尘肺病的经历。而事实上，像沈唐艮这样正在遭遇生死威胁的尘肺病农民工中国约有600万，尘肺病带来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痛苦，更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他们的家庭因劳动力的缺失而极度贫困。

    为了拯救尘肺病农民的生命，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大爱清尘为之努力了8年。8年来，他们通过开展相关尘肺病救助研讨会，发布《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现状调查报告》，开展尘肺病国际治理经验研讨会，编写《尘肺病国际治理经验汇编》，积极推动中国尘肺病农民的公共政策落地等，推动预防和最终消除尘肺病。八年来，大爱清尘在全国所有省市区累计帮扶尘肺病农民8万多人，并持续动员一百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提交建议和提案，以期制度性地解决尘肺病农民困境。

    然而，我国农民工尘肺病的防治问题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我国每年尘肺病新增病患近3万人，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尘肺病仍占我国职业病总数的90%，而尘肺病人中农民占到90%以上。数百万尘肺病农民正在遭遇生死威胁，而他们的家庭也因劳动力缺失而极度贫困。尘肺病问题是本世纪最严峻的社会问题之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中国尘肺病农民问题尤为突出。

    大爱清尘创始人、北京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克勤曾这样总结尘肺病农民的现状：数量巨大、处境悲惨、维权艰难、救助尴尬。近日，河南省济源市的尘肺病农民、大爱清尘志愿者张愿军突然病危的消息再次牵动了王克勤的内心，因为刚刚结束的大爱清尘全国志愿者年会上还曾见到张愿军的身影。

    8年来，这样的经历时有发生，不断牵动着王克勤的内心，因此他无时无刻不在努力推动尘肺病农民的公共政策落地。

    “一是我的期望，大家共同出谋划策，想办法解决这样一个庞大群体的公共问题；二是我深刻地感受到社会组织的力量非常微薄，作为一个社会组织，能救的尘肺病农民非常有限。我们希望每一个患有尘肺病的农民都能实现全公费医疗，每一个人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这是2013年大爱清尘提出的‘让中国的尘肺病农民实现双保障的公共政策’期待在中国早日落地。”谈及开展尘肺病农民需求与解决对策研讨会的目的，王克勤回答道。

    农民工尘肺病的主体责任是企业

    “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的问题是中国几十年的工业化，尤其是最近40年工业化加速所带来的历史性的问题。同时，它也是现在正在发生、没有完全控制的问题，回应这一群体的需求和逐渐解决他们的问题，非常地急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卢晖临在尘肺病农民需求与解决对策研讨会上坦言。

    （下转09版）